【大纪元2016年07月06日讯】梁小军，北京市道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执业律师，为大陆法轮功学员提供了大量刑事辩护和法律帮助。他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从小生活优裕，为何愿意顶着压力替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本文带你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续前文）
记者：一般的律师事务所，据说都要有个党委，党领导嘛，你们道衡律师事务所有党委吗？道衡律师事务所名字里的“道衡”还是与传统文化有关吗？
梁：我这个道衡律师事务所，没有党委。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想的还是中国文化，我觉得“道”，还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的“道”吧，“衡”嘛，就是平衡。
记者：你们道衡律师事务所牌子上写着：死刑关注？
梁：对，我们代理过几个死刑案件，有几个被改判了，改判无罪，或者改判有期徒刑了，或者是死缓的。也有被判死刑，后来执行了的。我觉得做律师，当事人被执行死刑，我的心还没有硬到无动于衷的程度。不知道那些死刑复核的法官是怎么想的，因为按照法律程序，他们也是要去见那些被告人、那些待刑的人。他们见过之后，然后签发死刑令，然后去执行，我不知道他们心理上是怎么调节的。
反正作为律师，我最后知道当事人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心理上是很难受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那些场景、那些人。毒品犯罪，是因为这些人很穷，去运输毒品，或者说被雇用去运输毒品，挣一点点小钱，就把命丢了。穷不是他的错，而且，把他杀掉以后，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对毒品犯罪，一直是打击很严厉的，可是毒品犯罪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死刑犯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需要用死刑去维护它的统治、去震慑群众吧。
记者：我发现您做这些法轮功案件，费用不是很高？
梁：对，我不能跟他们收太多钱。这个群体经历了十多年的打压，他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我能够正常生活，生活有保障就行了，另一方面，我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够了。平时我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除了去做我所追寻的事情，我所信仰的事情以外，教育好孩子，然后，看看书，写写文章什么的，就很好了。我生活很乏味，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应酬，没太多的交际。所以我对钱也没太多的需求。
记者：您探访过一些洗脑班，在洗脑班里，除了法轮功学员，还有信仰其它宗教的吧？
梁：我知道在洗脑班里，除了有信法轮功的，还有信天主教的，也要求他们洗脑。
在保定地区，天主教非常盛行，属于家庭教会那种。如果他们拒绝三自教会的管理，他们的主教或神父就被关到法制教育中心，就是洗脑班，要求他们加入三自爱国教会，而且，要求他们必须与官方认可的神父一起做一台弥撒，也就是表明你认可共产党的统治，那就会放你出来，要不然就关着你。有一个保定主教就被“失踪”了，失踪了将近二十年了，官方把他带走以后，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八十多岁了，当然知道他还活着，因为他要死了的话，就会通知家属把尸体拿回去，要是不死，家属可能就一直见不到人。
记者：谈谈您现在做的事情，您目前接的几个案子的问题。
梁：去年7月被抓的这些律师，以前都是朋友嘛，也是一直在想做一些救助吧。我遇到的情况就是，之前涉及的所有被抓的“709”律师，家属委托律师去，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天津看守所说拒绝了我的代理，说当事人已经自行委托了辩护律师。我说我已经想到了你们这些说辞了。
现在我比较忙，但像这种法轮功案件，如果能够，还是想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知道他们找律师比较困难。
最近代理的是北京昌平区的一个案子，当事人通过挂条幅这样一种方式去宣传法轮功。这两年来这样的案件很少见，多是发资料、发光盘被抓。我觉得挂条幅这种方式比较特殊一些，也很有勇气。
记者：您觉得挂条幅，就是即使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挂条幅，他违法吗？
梁：我不认为他违法。在每个法庭我都会讲，他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反抗是和平理性、是非暴力的，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对他们的打压是对基本人身财产、人身权利的侵犯。我通常会说，要让他们有说话的渠道，你什么渠道都封锁了，还不让人家说话，那不行！你该让人家说话，这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吧？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你不能通过这种镇压的途径，或者说是利用法律去打压。
记者：您感觉做哪种案件的开庭最压抑？
梁：我做过一个四川刘卫的这个案子，实际上这是我经历的最压抑的开庭。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过六四，后来就退学回到四川，警察一直干扰他，他只能去做维权，是民运人士。中共对民运案件的控制，比办理任何案件都有震慑性，开庭的时候，很多特警都戴着钢盔，拿着枪在法庭上，荷枪实弹的。
对于法轮功的这样的案件，开庭也都是挺压抑的。
记者：那你跟法官也沟通吧？他们会受您影响吗？
梁：有时、有机会我也会和法官沟通。曾经有法官问我对法轮功案件的看法，我就从法律的角度给他讲，我为什么去给他们辩护，他们为什么是无罪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延续之前这种打压的手段。
我觉得我们都是学法律的，我水平不比你差，我为什么会站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既然受过教育，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聆听的人，那么他是不是也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呢？我不想说服他，只希望我说完以后，他会设身处地地思考。我觉得一个聪明人是应该这样啊。
记者：您曾经被限制出入境，说您危害国家安全，您现在受监控吗？
梁：对，警察也会找我，我觉得也没什么，这是我从事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成本吧。
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现在你会感觉到基层这些警察、工作人员心态的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润物细无声”，如果还是从前那样激烈的对抗，他就会产生抵触。法轮功这群体做得好的时候，律师再把他们的这些行为，无论是从操守，或者法律上，给这些公检法的人讲的时候，他才能听进去，能认同，他就会一点一点地转变。他们的这种转变，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大局势的，不要让他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慢慢地讲。因为对国家这种专政统治的大局势，这个贪腐啊，这个环境污染啊，什么高房价啊，基层无论他是警察，还是其他工作人员，想法都是一样的。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从这个大家共同角度上去切入，我们去跟他讲，会对他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记者：您和您政法大学的同学常联系吗？都是一个专业，现在服务的人群不同？
梁：嗯，我上大学一百多人，可能走上这条路的就我自己吧，我在大学群里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理解我，我在群里，他们有的就退群……我们政法双学士这帮人，有的在公检法，都认识啊，我代理这些案件，他们觉得不可理解。到现在为止，我跟我大学同学、双学士同学，都没有来往。第一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第二，他们和我越走越远，他们走他们的好了，我属于被监控状态，和他们联系，也会影响到他们，因为他们很多是政府官员啊，为他们考虑，我就不联系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很好啊，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是追寻法律精神，捍卫人权，我做的没有错。我有我的同道中人，我们有共同的信念。
记者：像去年7月9日的大规模抓捕律师事件，对大陆的律师界，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梁：有些地方是被打压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新的律师涌现出来了，大家还在坚持，还在继续。
记者：您的微博题头是“在路上”，有什么含义吗？
梁：对，我们的人生是在路上，向死而生的一个过程；另外，像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在路上，我们追求法制社会、追求公平公正，我们也是在路上。还有，最通俗的一种字面含义，就是我要经常出差，奔波在路上。
实际上就是这样，生命的理想状态，社会的理想状态，还有国家的理想状态，最后也会达到，但是在路上，也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采访整理：李慧 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