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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重读《一九八四》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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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27日讯】五年前,由于当年插队时也走向这条不归路的朋友认为,北岛〇九年编辑出版的那本《七十年代》竟然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沉浸在红卫兵时代的革命豪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希望我能够写篇书评。我没有时间撰写,但是突然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和六十年前,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做一个对比。因为二者都是以年代为书名,并且都是涉及极权主义社会问题的书。为此,我重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第一次读奥威尔《一九八四》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是外文局出版的内部翻译读物。我留下的印象是一本政治小说,尖锐地讽刺了共产党社会的那类专制。由于我觉得自己已经身临其境,没有觉得那体会陌生到哪里去。因此我居然没感到深刻到哪里去。现在,时过三十年,我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地脱去了那个社会给我的桎梏,完成了变化,然而再读《一九八四》,我却真的没料到,这才读出它的真谛。它的深刻,入木三分,甚至可说是刺破星空的远见,无论就思想还是文学性都让我瞠目结舌。

四十七岁就去世的奥威尔让我叹服,惊为天人!他没有和我一样在这样一个极权社会生活过,但是对于极权主义社会对于人性的彻底改变,对于思想结构的彻底扭曲,对于社会及世界秩序的重构,竟然能够如此深刻,且有远见地描述出来。真的只能够说是天才!

天才用感觉和思维就能够洞穿一切,干才用自己的勤奋,在人家的启发下,能够逐渐认识到这些,庸才或者说无才的人,则就是在人家都已经牙白口清地讲明的时候,还是一盆浆糊地在那里喃喃自语。当然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界、精神界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智力问题,还有更让人沮丧的道德问题、品质问题。很多人拒不认识基本的道理和事实,只因为名利,只因为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为虎作伥,以及这个社会中固有的二者的混杂,假作真来真亦假。

其实天才揭示的问题一般都不是复杂的问题,而是基本问题,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认识到。而对此,一旦觉悟它经常让人立即产生的反应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没想到。这样的问题近如生活问题、社会问题,远如艰深的物理问题,如量子论、相对论的创生,莫不如此。

我的觉悟可以充分说明这点。因为成年之前,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个世俗的神学教义的教育和禁锢,即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误认为、甚至可说是信仰为是所谓哲学和学术,而在走向成年,有了一些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有了不断追问的能力、思维能力,就逐渐解脱了它们,步入正途,或者说回到了人类正常追求的道路,我对此的体会真的是太深了,在稍后闲暇的时候,我一定会写文章专门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问题既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

它真的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专制思想,在最基本的人的感觉和思想上都是经不住追问和推敲的。我作为一个完全是在共产党蒙蔽教育下的中学生,只因为有了阅读、认字的能力,就能从缝隙中逐渐摸索到这一切。这一点前辈知识分子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证明。

奥威尔只经历了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二次大战,就能够从外面从根本上、入木三分地揭示它、预言它。弗格林和波普则作为高中毕业生,只在短暂的被它迷惑了几个月后就看到,在知识领域,马克思是个骗子,因为他把怀有个人政治目的的“观念论”,一个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拿到知识和精神领域,作为“知识”和“精神”的替代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来误导并且左右民众,而由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论,这种世俗化的神学就一定导致极权主义专制。所以,阿隆才语重心长地说出: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阿隆回忆录的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而就为此,我在谈到大陆的一些知识精英,即便在遭受到残酷的整肃后,却依然沉迷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知识”和“精神”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一般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意识形态化的人,政治化、党派化了的人。

任何一个党派“化”的人都不可能再具有正常的求知和研究能力。

在我过去半生对于共产党文化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就为此,在二〇一三年重读《一九八四》的时候,我深感惭愧,我已经比只有四十七岁寿命的奥威尔活的更长,可我还是没有达到他的深度和高度。为此,在这第二次阅读中,我几乎是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重读了《一九八四》,尤其是这本书的附录,那些个对于双重思想、双重人格,对于再造语言和思维,让人们忘记历史和传统,让人们忘记自己正常的人性的《真理部》的存在的描述,每一个字都打在了我灵魂深处,思想深处。为了准确理解,我甚至只好找来英文原文,及德文本。为此,和北岛们不同,回顾七十年代末期,我深感惭愧,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从那个社会中反叛,并且走出很远的距离的时候,居然还是远远没有读懂奥威尔,如果我那时读懂了奥威尔,那么我后来的文字就会更迅速地走向成熟。

就为此,北岛编辑的《七十年代》就不用评述了,因为它甚至没有感到极权主义的恶臭,没有感到六十年前,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揭示的氛围,更没有厌恶和反省,当然更没有感到我们这代人身上显示出来的活生生的“变形记”。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这两三代人都是真理部的后代,任何人都能够、也应该感到,你说的话,你唱的歌,你呵出的气,你的知识结构都是这个真理部给你的。如果你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感到这些,改变这些,就是出国留学了,所谓反共了,也依然如此,依然是侏儒……你呵出的还是红卫兵时代的气,还是真理部灌输给你的所谓历史感、所谓革命气息、所谓学术。

为此,奥威尔的文字、阿隆的论断对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一把准尺,而你如果不但不想对着它照照自己、反省自己,反而想回避它、涂抹自己,那就双倍地证明了你要么智力出了问题,要么道德出了问题。

当然一三年的这次阅读给我的不仅是对以往的反省,它还给了我更为深远的启示。

《一九八四》,奥威尔的深刻之处还远不在一九八四,而是在他对此后的五十年的预言和设想,即《一九八四》绝对不仅是对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社会的认识。

奥威尔不只是反对共产党专制,而是更广泛,更根本的对于人类在二十世纪不断发生的灾难、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于现代化,即所谓西化的根本性问题的思索和担心。在这个意义上,他,以及波普、阿隆等思想家之所以对共产党问题如此深究,其实也都是出于这个根本的对于人类未来的关心。

一次世界性的战争、一个专制甚至几个专制国家乃至集团,人们可能在对抗中取得胜利,可是它是否会反复出现,是否会不断地让几千万人付出生命,是否不断有人会公然用枪炮在东柏林、在布达佩斯、在拉萨、在布拉格,在北京的街头和广场屠杀民众?——它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威胁到人类的未来,威胁到人类的存在根本?这才是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最根本的关切。

西方政教分离,近代化以后带来的问题已经困扰这个世界一百多年了。不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两个极权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带来永远不断的各种类型的族群问题、信仰问题、文化问题的对抗,乃至征战、屠杀,带来自由经济名义下的毫无道德的勾结和扩张,而且还因为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中也已经渗透了这类问题,渗透了不断蘖生这些病毒的病原。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担心的已经不只是东亚国和欧亚国,而是大洋国问题。他感到,最危险的未来是:英国和美国的发展走向!大洋国的孤立主义、实用主义、对人的统治监视手段,对人性的蔑视,大洋国为了权力的彻底的物质主义,也就是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对称的、又一个西方文化中的彻底的物质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今天最大的危险。在面对二〇一七年的世界现实的时候,阅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让你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此时在何处!

在奥威尔去世六十六年后,难道我们正在从另外一个侧面复制三十年代,重新面对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百年前,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欧洲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类意识形态及其以它为武器的党团风起、保守主义风起,民族主义风起,基督教教会救世说风起……。在这样的飓风中,欧洲曾经从一九一九年几十个民主国家到一九四〇年只剩下五个民主国家,百年后,现在,我们再次由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及难民问题重新陷于动荡的浪涛中。毫无疑问,孤立主义,白人优先、基督教优先、文化优越主义是民主及普适人权问题的死敌,是世界动乱和灾难的根源。如果人们现在任其泛滥,不断任其随意地碰撞价值底线,民主制及这个世界肯定会走向又一次危机!

现代化走向,西方近代带来的价值及文明能够解救自己,走出这个悖谬境地吗?至少眼下的答案还不能够肯定地说能。为此,在这个意义上,在已经远远超过直接的反对极权主义的意义上,即在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会不断产生类似的威胁的意义上,我推荐有思想、有感觉的人重新阅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没了《一九八四》一书更广阔地对根本的价值问题关怀和思想基础的反共,将会再次成为党同伐异、政治性、工具性的反共,唯有政治的反共不过是饮鸩止渴,因为希特勒也曾进攻过苏联,可它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及幸福,更何况希特勒首先是和苏联签订了合约。

人类有着不可触犯的底线和自己的尊严。那就是任何人、任何族群、任何文化都是平权的。和谐幸福的生活需要开放,而不是封闭!人类需要任何人都不得碰撞、亵渎的伦理!

2017.1.27,德国·埃森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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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7 1: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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