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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遭中共鞭尸的千古义丐武训

皇甫容

《武训传》DVD封面(网络图片)

《武训传》DVD封面(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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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没有窃权之前,武训曾是感动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在他卑微的头上拥有几顶耀眼的桂冠,他是千古奇丐,也是“义闻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作为草根,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大字不识,靠着行乞,行大苦行,忍寻常百姓难忍之事,默默地做着亦如孔子的兴学大业。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有感于武训精神,题记“武训先生传赞”,他赞叹道:“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为一介乞丐题词题记,著书立传的各界名流,除了蒋介石,还有梁启超、冯玉祥、蔡元培、何应钦、张自忠、张伯芬和段祺瑞等人,尽管这些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不同,题词的角度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对武训精神的赞誉却是一致的。甚至当时的名家名流毫不吝啬的以“圣人”、“金刚”、“义士”、“行者”等称号来比喻武训的大忍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

武训先生行乞兴学(公有领域)

1944年夏天,当时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当时孙瑜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陶行知希望孙瑜能有机会将武训的传奇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细读《武训先生画传》后,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深深感动。

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从美国回国的途中,开始为筹拍武训写了部分分场剧情,并于1948年1月底,完成武训传的电影文学剧本。

孙瑜将《武训传》分场剧本打印出来后,寄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此前曾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为武训的忍辱负重,历尽艰难坎坷也要修“义学”的事迹,感动得痛哭流涕。经过许多波折,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的《武训传》,于1950年10月拍摄完成。这部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

孙瑜是1949年以前电影界公认的才华横溢的留美学者,他对当时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相当大,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可是49年后,由于他导演的《武训传》受到批判而被迫害,从此以后才能不能发挥,作品寥寥。该照是年轻时的孙瑜。(网络图片)
孙瑜是1949年以前电影界公认的才华横溢的留美学者,他对当时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相当大,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可是49年后,由于他导演的《武训传》受到批判而被迫害,从此以后才能不能发挥,作品寥寥。该照是年轻时的孙瑜。(网络图片)

而这部广受欢迎的影片,由于片中的一句话触动了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使这部影片被批被禁长达60多年。究竟是那一句话呢?

1951年,毛泽东为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各地负责人下达很多指示,他说:“在湘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对这个数据,《武训传批判记事》的作者袁晞至今怀疑是统计呈报时有误,一个县怎么能杀四千六百多人?太过匪夷所思。因为这个数据快赶上文革时道县的专政大屠杀了。

在毛泽东的一项批示中也说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同时毛泽东还规定镇压杀人的比例:“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在中共的暴力逻辑中,杀人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杀人是用比例来算,不是用宪法刑法来衡量。不管人是否犯罪,只要在中共划定的比例中,就是屠杀的对象。这个西来的共产幽灵是在用嗜血维持它的生存。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武训传》上映后,上海等地的报刊都在称赞这部影片,毛泽东却从中嗅出不一样的味道。虽然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使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连续看了两遍《武训传》,之后他对江青等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要进行大力批判。

《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是武训对着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正是武训的这句话触动毛泽东嗜杀成性的敏感神经。于是批判武训、批判《武训传》的风潮迅速蔓延。

武训原本就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草根阶层,《武训传》也仅是一部纯粹的文艺电影。但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下,和政治毫无关系的武训,在中共的强制下和政治产生莫须有的联系,成为中共共产运动下的斗争目标。

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奴颜卑膝的代表,声称武训的乞讨是在污蔑农民革命的失败,将武训乞讨修建义学的行为定性为丑恶行为。执导孙瑜遭到猛烈批判,主演赵丹被迫劳改,当他被释放后,他被迫害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武训传》DVD封面(网络图片)
《武训传》DVD封面(网络图片)

此后,奉毛之命,江青带人到山东对早已去世的武训进行历史调查。那次调查是江青等人先下结论,然后把县志、碑文和访谈中筛选出来的能够证明《人民日报》社论的材料填充进去。

1951年7月,《人民日报》刊文《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是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文革中,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墓,掘出他的遗骨游街,当众批判后将其焚烧,挫骨扬灰。

被中共污蔑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武训,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武训身为乞丐,一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当他忍苦兴办义学的事迹声名远扬后,引起海内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义闻千秋’、苦节宏愿”的武训,以一个人的屈辱下跪,帮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严;以一个人的隐忍卑贱,托起一方贫苦,乃至社会崇学的风尚。

武训 / 网路图片
武训 (网络图片)

有人曾万分感叹地说:“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武训30年来省吃俭用,乞讨所得,经营所得,献给义学的经费就高达28,880两。有人统计,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凭著这些钱财,武训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大富豪,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保持着严苛的自律,凡是用于义学的钱,他从不为自己动用一丝一毫。他仍然到处流浪乞讨,住破庙、碾棚、磨棚、瓜棚,从不肯奢侈一下,为自己改善一下卑微的处境。这样的隐忍气度和宽仁胸怀,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也不是中共将他定性为莫须有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散布弥天大谎,就能掩盖的事实。

据说,在军阀混战中,跟随孙传芳打仗多年,担任师长、副军长等要职的段承泽将军,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时听到友人讲起武训的故事。段将军在无比的震撼着中幡然醒悟,当时定下“退赃赎罪”的志愿,他放下军中要职,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

1933年,段将军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这一事例印证了武训的精神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他想要拯救的阶层。

武训行乞的一生和他立志忍辱苦行的事迹,早已超越人们可以想像的高度。他是肯为利他之事忍辱下跪,而这个跪得最低的人,却是站得最高最远的人。

回顾中共批判武训、《武训传》的历史,再看看当下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这也在警醒人们:当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等信仰团体依然在中国大陆被镇压,就不要对嗜血和迷恋暴力的中共继续抱有幻想。共产运动对武训的无情鞭挞,这场本不该出现的国殇,却在中共迷信暴力的逻辑中,在华夏民族的肌体上割下深深的伤口。而能愈合民族伤口,还复华夏民族精神血脉的最佳免疫方式,惟有远离中共暴政,抛弃这个西来的共产幽灵对华夏民族的侵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继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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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6 10: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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