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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百年清华出大师 多人被侮辱戕害(中)

百年中,清华共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20多位大师,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华,留在大陆的大多数大师都遭中共凌辱,一些人被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百年中,清华共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20多位大师,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华,留在大陆的大多数大师都遭中共凌辱,一些人被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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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7月15日讯】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大学,自其1911年成立以来,业已走过了百年。百年中,清华共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20多位大师,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大师不仅无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华,而且留在大陆的大多数大师都遭中共凌辱,一些人被迫害致死。

古文字学家季羡林的“牛棚”之痛

执教北大六十余年的精通12国语言,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季羡林,曾写过《牛棚杂忆》,回忆了文革的痛苦经历。

文革初期,季羡林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但还可以参加一些接待外地红卫兵、游行示威以及到农村劳动等活动。

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季羡林受周培源影响,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组织“井冈山”。季羡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写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的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强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强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强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因为参加了这一组织,季羡林被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他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改。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被关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的“牛棚”中,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考古学家夏鼐被游街

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的夏鼐,1941年回国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45年,在甘肃进行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甯定阳洼湾等遗址,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绍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中共建政后,在中科院考古所任职,主持了重要的挖掘明定陵的工作。

据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文革初期,夏鼐就被所里的“战斗小组”责令自我检查,写交代材料。其后开始被监督劳动,主要是所里盖房子的辅助劳动,递砖、送泥灰等。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学习,晚上还要打扫厕所。

1966年8月23日,考古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北大学来的给人戴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找来测量用的标杆,弄一块黑布挂在上面,让夏鼐打着这面“黑旗”在前面领队,又有行政副所长牛兆勋戴着个小“乌纱帽”,弯著个腰敲个小锣“鸣锣开道”,后面跟着头戴各式纸帽的“牛鬼蛇神”,极尽丑化之能事。当时的情形和被游斗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记》里面都记下了详尽的人员名单,以及被诬称的头衔,共计29人。当时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占比例相当高了。

此外,在9月上旬所里开的“斗争三反分子夏鼐大会”上,夏鼐再次被批斗。此后两年中,夏鼐等被关在“牛棚”中,白天出来劳动,主要是扫院子,再为冬季取暖搓煤球。这个活很脏,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1970年5月,考古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夏鼐也在其中。

戏剧家曹禺文革之后精神上变残废

戏剧界一说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马上就会跳出曹禺这个名字。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23岁的时候,因写出《雷雨》而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又因为写了《日出》,而被赞誉为“摄魂者”,其最为有名的戏剧都是创作于1949年前,这再次说明中共对于知识份子精神乃至肉体上的扼杀是何等的严重。

据《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撰文,他在采访曹禺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其“苦闷的灵魂”, 从童年的孤寂到少年的郁闷,青年的焦虑,直到晚年的痛苦,以致他把访谈录定名为“苦闷的灵魂”。

曾经在曹禺身边工作42年的梁秉堃回忆了其在文革时的遭遇。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的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而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的家也被抄。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曹禺“认罪检查”以后,才能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对此,曹禺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然而,报告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曹禺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

一天中午,曹禺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在其身边的梁秉堃也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曹禺忍不住轻声对梁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十分不忍的梁秉堃灵机一动,决定代曹禺写。

由梁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看了以后,有些顾虑,因为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梁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妻子方瑞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随后,曹禺等被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由于受到长期折磨,曹禺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师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

貌似被改造的不错的曹禺,灵魂深处是厚重的痛苦。他曾经的灵气,在文革中被彻底抹杀了。当时,曹禺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的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真诚的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还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的彩色画像前,表示要向毛“请罪”,向人民“请罪”,甚至跪在地上,请求妻子说:“你就帮助我死了吧!”

文革结束后,曹禺在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盘托出。 “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动。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成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后,曹禺被“平反”,恢复了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但他的灵魂再也无法找回了。

哲学家张岱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劳动

哲学家张岱年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7年,因响应中共号召,给中共提意见,而被批判并被打成右派。次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

1962年张岱年被“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但不能发表文章。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又被“靠边站”。随后被抄家,强制劳动。1967年,因“检查的好”而被“解放”,可以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

又过了一年,哲学系文革小组勒令张岱年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他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勉强安置下来。

1969年9月,张岱年等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因年过六十,被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一年后,下放结束,回北大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张岱年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折。

经济学家陈岱孙被彻底洗脑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在清华任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与其他大师相比,文革中陈岱孙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只是被抄了家,在北京郊区劳动。虽然陈岱孙在文革没有受到剧烈冲击,但受中共洗脑多年,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陈岱孙在美国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到清华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可到了1953年,他必须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写《经济学说》讲义,60年代编《经济学说》教材时,他参与了编写,也是用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70年代写《经济学说》专题提纲,也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思想。文革结束后,他本可以适当恢复一些原来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但受多年洗脑,他自己已经觉得西方经济学说确实不行,马列主义经济学说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其晚年彻底否定了自己早年接受的西方经济学说。这样的悲剧无疑是中共造成的。

作家钱钟书被剃十字头

早年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而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钱钟书,其小说《围城》广为人知。他在文革爆发后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最初也是被批斗的,还被剃了“十字头”,房子也被迫让出一半给他人居住。

而他的妻子杨绛是最早受冲击的学者之一。在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来,比钱钟书还早三天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杨绛被罚扫厕所,而且不时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最令她尴尬的是剪“阴阳头”,头发剃去一边留一边,成为魔鬼似的半边发。为了遮丑,她只好把女儿剪下的旧发找来,自编一顶假发。

1970年7月,杨绛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这虽说能与先期下放的丈夫钱钟书团聚,但在一个穷乡僻壤,烧砖建房、打井引水、种粮为生,也是十分不易。不多久,杨绛就被累病了。在这里,夫妻俩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至于他们的女婿,钱瑗的丈夫因不堪文革的侮辱而自杀。自杀的房间死后还被贴满侮辱的标语。(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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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5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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