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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共控烟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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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1月08日讯】当吕富华于1934年发表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吸烟有害”的科学实验报告时,不会想到他的祖国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与消费国。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7年4月共同发布报告说,吸烟导致的疾病将在本世纪内导致2亿中国人早逝,数千万人陷入贫困。这份题为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的报告,以“世界烟草之都“来形容大陆。

据大陆媒体报导,大陆烟草消费量占世界烟草消费总量的44%,吸烟人数5年间增长了1500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7年,中共的全国控烟令仍处难产中。2014年11月,《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在中共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2016年,《条例》被列入政府立法计划。

据中共控制吸烟协会2017年2月发布的《10城市公众对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态度调查报告》显示,91.9%的被调查者支持室内公共场所100%禁烟,其中80.3%的吸烟者也支持。

为推动此立法,世界卫生组织驻华执行代表施贺德博士曾发表评论文章“中国立法者不应错失实现公共场所禁烟以挽救生命的良机”。据2017年9月《金融时报》中文网报导,WHO估计工作场所禁烟可使中国男烟民减少1,300万,600万人避免过早死亡。

但中共控烟的假面具,被如下数据撕得粉碎:中共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球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卫生国际公约)。但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至2014年,大陆香烟生产总量不降反升,共增加7,353.92亿支,增长率达39%。2004年到2014年,大陆共生产了约25万亿支香烟,可绕地球5.2万圈。

21 世纪,吸烟有害健康已成国际共识,烟草危害已为世界公认,且是最为严重的公共问题之一。大陆烟害尤其严重。但是,作为世界目前仅有的两个施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朝鲜),中共每年投入到控烟工作中的经费大概2,000万元左右,2009年在国家层面全职从事控烟工作的人员仅为27人。

控烟政策是提升中国国民健康水平最为有效的措施。中共却为什么假控烟呢?

中共财政“烟瘾”、烟草专卖与烟草业高速增长

近年来大陆经济增长下滑,进入所谓“新常态”,烟草业却“一枝独秀”。

大陆烟草行业,自 2014年起,工商税利突破了万亿元关口。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显示,2014年烟草行业工商利税达到10517.6亿元,同比增加957.7亿元,增长10.02%;全年上缴财政总额9,110.3亿元,同比增加949.1亿元,增长11.63%。

2015年,工商税利总额11,436亿元(与2008年相比,增幅高达154.18%),上缴财政税利10,950亿元。

2016年,工商税利总额10,795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0,006亿元。

有评论说,根据公开报导,2015年中共军费开支约9,000亿,烟草行业利税已经多年超过军费开支。

据官方统计,“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烟草行业累计实现利税47,680亿元,年均增加1,078.4亿元,年均增长13.6%,而同期GDP年均增长仅近8%;累计上缴财政41,323亿元,年均增加1,212.2亿元,年均增长17.5%,超过同期公共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14.0%。

资料显示,20世纪八十年代烟草业税利年均增长5%;九十年代年均增长13%左右;而从2000年到2009 年10年时间,年实现税利从1,050亿元增长到5,131亿元,平均增长19%(而同期卷烟年产量从3,334.9万箱增长到4,580.3万箱,年增长3.6%,销量从3,090万箱增长到4,577.5万箱,平均年增长4.5%)。

2012年5月,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指出,“中央财政对烟草业的依赖性很大,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就全国平均而言,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较小,但由于烟草行业的地域集中性,某些地区,如云南、湖南、贵州等地,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极高。”

而该报告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进一步指出,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

这份“贡献”或许增强了烟草人的底气。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指著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烟草专卖局官员的“卖国”之骂,凸显了中共的财政“烟瘾”。而中共的财政“烟瘾”,又受由其长期施行的烟草专卖制度的支持。中共从烟草行业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以世界第一的水平增长。反过来说,中共为什么长期施行烟草专卖?就是为了确保财政收入。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即设立烟酒专卖公司,产销统一。20 世纪 60~70 年代,烟草工业出现了盲目发展、产销严重脱节的现象。1981 年中共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1982 年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1983 年批准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同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正式确立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1984年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

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大陆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中国烟草总公司辖下子公司的烟草总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为全球最大的烟草业营运机构。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总资产从4年前的5,566亿元“膨胀”至10,095亿元,体量接近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其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平均每天净赚3.2亿元,赚钱能力超过中国石油和中国银行。

长期以来,大陆烟草业高速增长。1978 年,大陆烤烟种植面积增加到 921.87 万亩,总产量增加到 102.38 万吨,烟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首次跃居世界首位。自 1995 年以来,大陆烟叶生产呈稳定增长态势。2010 年,大陆烤烟种植面积 123.1 万公顷,总产量 273.1 万吨,占同年全球烤烟总产量 454.6 万吨的 60.07%。卷烟生产方面,上世纪 50 年代初为180 万箱,1990 年卷烟产量为 3,260 万箱,2000 年上升到 3,336 万箱,2012 年更达到 4,950 万箱。

烟草业高利税的假象

大陆控烟履约的真正阻力不在于烟农、烟草从业人员,而在于中共对烟草业的财政汲取。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烟草业是“中共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之一”。李成预计在过去 10 年间,烟草业“已经连续每年贡献7%到 10%的中央财政收入”。

2016年,中共明确提出,“在‘十三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烟草税利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为行业、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的确,烟草业为中央财政提供可观的税收,从烟叶的种植、卷烟的生产、卷烟的批发和零售,烟草行业各个环节都是“税源”。 然而,大陆烟草行业的高利润和税收贡献,并不是因为自身价值创造,而是来源于垄断、政府定价及其它公款消费。

因为烟草专卖,高档香烟的价格会定得非常高。《中国高档烟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大陆烟草业的利税,特别是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只占总量一成左右的高档卷烟。这部分卷烟的消费,主要是公款,并没有为国家创造实际利润。典型案例是2009年的南京“天价烟”事件。周久耕开会时抽1,500元(一条)烟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致其快速落马,但其所抽的“天价烟”却火了。周久耕不经意间竟成了“天价烟”最佳代言人。

而且,进一步分析烟草业的利税指标构成发现,烟草行业将税利捆绑在一起并放到核心位置的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夸大其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以此作为其之护身符。

2016年4月,陆媒《财新》网站刊发了《烟草行业税利贡献的迷局与真相》一文。作者郑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指出,2015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11,436亿元,其中,工商流转税总额为8,404亿元,企业所得税636亿元,国有资本收益477亿元,专项收益855亿元以及578亿元的弥补消费税缺口(实质是利润上缴)。

就工商流转税而言,当一包卷烟经过生产和流通环节到达购买卷烟的消费者手中,其在流转过程中所负担的所有税金最终都由买烟者所承担。也就是说,2015年大陆的3.5亿烟民负担的烟草税收占到烟草行业上缴财政税利总额的近八成。

就其上缴的一部分税后利润及专项收益而言,其实质是央企分给“股东”的“红利”,中国烟草总公司不过是股东委托的生产经营者而已。央企的终极所有者应该是全体公民。但是,烟草业上缴的利润名义上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际却被中共通过预算支出(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转移支付给盈利水平差或陷入财务困境的国有企业,从而使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经过财政部的手又基本上全部回到了国有企业。换句话说,作为央企终极所有者的全体公民并不能从烟草行业上缴的利润中直接受益。

郑榕认为,与烟草业带来的社会危害相比,即使仅从经济上考虑,烟草产业的“税利贡献”也已经远远不足以弥补全社会的成本付出。

烟草业对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贡献值都是负数

2012年5月29日,在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的中国控烟法律专家工作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所作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研究显示,烟草对国民健康和经济贡献值都是负数;从长远看,烟草行业和区域经济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转型。

研究表明,与烟草业带来的利税收相比,烟草业需要的国家投入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挤占土地资源,且烟草种植、生产、销售的机会成本巨大。2012年大陆用于烟草种植的耕地面积已达2,118 万亩。在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各国都加强了对耕地的保护,提高粮食生产。在有限耕地面积下,烟草种植面积必定会挤占其他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

长期以来,是政府对烟草种植补贴在维系烟草种植规模。种植烤烟对农民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比较类似农作物的成本收益,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种植烤烟的净利润并不高于当地种植的其他作物,有些地方甚至远低于其他作物的净利润。

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限制甚至取缔烟草制造工业,同时使其资本转向其它制造业,大陆将会获得更大的工业总产值。有数据显示,烟草制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资产总比重非常低,仅为1.01,低于最高的农副食品加工业1.03。

此外,烟草制造业为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果其资本可以无损失地转入其它同类行业,例如农副食品加工业,则可吸纳多于原来近9倍的劳动力。

其二,烟草使用导致的劳动力损失。2005年大陆人群中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已达120万人,其中有33.8%的人在40~69岁之间死去;如果继续目前趋势,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估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

更严重的是,大陆将在未来20年进入承担烟草归因疾病负担的高峰(大陆男性因吸烟致病死亡的高峰估计将在2025年至2030年间出现),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陆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形成叠加效应,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其三,吸烟引发的疾病导致医疗费用加重财政负担。因吸烟引起的直接医疗成本将大大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压力,而压力最终将转嫁给政府财政。

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依据 2005年的数据测算得到,吸烟导致 140 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疾病负担)为 1,665.60 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 GDP 的 0.91%,包括吸烟致死人数、吸烟生命年损失、吸烟生产年损失、吸烟早死损失、吸烟致病成本、吸烟火灾成本和被动吸烟成本及烟草行业污染成本等在内的间接经济损失为 861.11亿至 1,205.01 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 GDP 的 0.47%~0.66%,总经济损失近3,000 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远超当年烟草业上交国家税利(2,400 亿元)。

其四,烟草使用引发疾病导致国民健康素质下降。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果在家中或公共场所吸烟,烟中释放的有毒物质不但影响自身健康,同时还会对周围人的健康造成一定损害。烟草流行造成严重影响国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必须控烟与专家建议

普遍认为,烟草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伴进入现代人类的生活。科学研究发现,吸烟的成瘾性仅次于毒品,而且还会对身体造成许多严重的危害。烟草烟雾中含有69种已知的致癌物,这些致癌物会引发机体内关键基因突变,正常生长控制机制失调,最终导致细胞癌变和恶性肿瘤的发生。

“二手烟”中也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及致癌物,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之中同样会增加多种吸烟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

此外,还存在“三手烟”,即残留在衣服、墙壁、地毯、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等表面的烟草烟残留物。据小儿科期刊“儿科学”(Pediatrics)的研究报告,三手烟中共有11种高度致癌化合物,也是目前危害最广泛、最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儿童更易受“三手烟”危害。

2010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将吸烟危害与萨斯和猪流感疫情的严重程度同等看待。根据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资料,大陆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国全年交通事故、自杀和爱滋病等死亡人数的总和。

调查表明,2015年中国烟民人数达3.15亿,比2010年增加1,500万人;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有1.8亿。

据2017年4月,WHO和UNDP共同报告《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目前,每年有100多万中国人因吸烟引发的相关疾病而早逝。报告警告说,按目前趋势,若当局不能改善反吸烟政策,至2030年每年死于吸烟人数将升至200万,到2050年更升至300万人,本世纪内将有2亿中国人死于吸烟,并将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

报告说,中国消费香烟数目为世界之冠,占全球总量的44%,高于印尼、日本等29个排行其后国家的总和。每名中国烟民目前平均每日吸22支烟,比1980年数字高五成。

目前中国成人(15岁或以上)总体有约28%的人吸烟,若只计算成年男性,则更有逾半是烟民,而年轻女性烟民人数也有明显上升趋势。在大陆的人口中,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最有可能成为吸烟者。随着与吸烟有关的医疗费用增大,他们易陷入贫困的危险。

报告建议中共当局进一步提高烟草税,若把香烟零售价提高五成,便能于未来50年令2,000万中国人免于因吸烟导致过早死亡,并令800万人免于陷入贫穷。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贺德亦曾指出,大陆一包烟只卖一瓶水的价格,过于便宜,“这样,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因体制性原因吸烟成瘾。”之前,约2008年,美国胡德伟教授等发表的《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指出,“若每包卷烟增加1 元从量消费税,价格弹性为-0.50……则政府财政收入将会增加649亿元(79 亿美元),将挽救342 万人的生命,减少医疗费26.8 亿元,而中国经济生产能力提高所获得的收益是99.2 亿元(12.1 亿美元)。”

报告使大陆控烟的严峻形势揭示无遗。然而,中共实行烟草专卖,仅依靠卫生系统和民间组织难以有效控烟;中共的假戏,更使控烟步履艰难。

2017年12月28日,在新探健康中心发布《2017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许传兴说,“世卫组织再次向中国呼吁,期待让国家层面100%无烟的控烟条例尽快获得通过。”。

许传兴表示,中共烟草企业的不断干扰让立法进展完全停滞;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烟草企业不应该参与《公约》的讨论,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而无论是在在《公约》谈判中,还是中共国务院关于同意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批复中(2007年4月27日),国家烟草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都是成员之一。

与会专家建议:

  • 大陆烟草业应实行政企分开;
  • 国家烟草专卖局应退出八部委控烟履约协调机制;
  • 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并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 卷烟包装必须采用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图文健康警示;
  • 持续不断地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降低卷烟支付能力;
  • 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加强烟草广告执法监管力度;将戒烟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社会共治,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控烟教育;
  • 加强烟草成分管制及其释放物信息披露,禁止“低焦低害”及中草药卷烟减害的虚假宣传。

中共大力发展烟草业,使大陆人民深受其害。在鄙视中共的控烟假戏之余,越来越多的世人清醒起来,为了自救,为了家人、儿女的健康,为了一个无烟的环境,自己戒烟,抵制“二手烟”,主动控烟,例如2017年世界无烟日成立全国“大学生控烟联盟”, 大众广泛参与控烟等等,发出个人的声音,迎来天空的蔚蓝。

责任编辑:林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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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8 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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