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25日讯】最近，一种被称作“大数据杀熟”的网络消费欺诈行为被曝在中国泛滥。有人将“大数据杀熟”定义为“同一件商品或者同一项服务，互联网厂商显示给老用户的价格要高于新用户。而陆媒通过调查发现，“在机票、酒店、电影、电商、出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都存在类似情况”。
表面看来，用大数据“杀熟”的直指“厂商”和“平台”。正如一家陆媒所说，“大数据何其冤枉”，“被黑心人一‘借用’，给人的印象就是，大数据学坏了”。因此该媒体建言，“这事还得监管部门多操心，不能让这种价格欺诈行为总得逞”；专家也提出，“应采取措施对一些恶意的大数据挖掘行为施行监督和管控”。
但十分可笑的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让老百姓吃亏、上当、受骗的欺诈行为，一定要等到泛滥之后，才想起监管？难道国家不能防患于未然？实际上，事情发生后，大家都会发现，利用大数据进行欺诈，根本就不是一种让人难以预料、防不胜防的行为。
陆媒撰文称，“可以肯定，生活在大时代，在充分享受到大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明里暗里地被大数据绑架了”；“大数据一旦被不加防范地放出笼子，就能盯上你的隐私和你的软肋做文章，甚至咬人”；“无论是看电影，还是旅游，或者打车……正因咱们的习惯和特质被大数据分析得再彻底不过，咱们的隐私也成为它们的盘中菜，大数据才能随心所欲地逗你玩、掏你钱”。
陆媒透彻的点评让我们看到，大数据原本就与老百姓的隐私有关。大量的数据一旦被提交到公共平台上，也就存在着被恶意利用的风险。因此，对掌握了民众各类信息的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从一开始就用严苛的法律条款给它们带上紧箍咒。
然而，从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所呈现的结果来看，在如今中国，无论是法律条款，还是监管部门，似乎都未能对公民的隐私保护发挥任何作用。该报告对全国一百多万份调查问卷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超过七成以上的人都认为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严重”。
其中，“81%的人收到过对方知道自己姓名或单位等个人信息的陌生来电；53%的人因网页搜索、浏览后泄露个人信息，被某类广告持续骚扰；在租房、购房、购车、考试和升学等个人信息泄露后，收到营销骚扰或诈骗的高达36%”。看来，饱受信息被泄露之苦的中国人实不在少数，而如今遭遇厂商、平台在价格上“杀熟”也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骗局而已。
这么多的骗局虽然怪不得数据本身，但任由厂商、平台收集数据，且事到如今，仍未让它们对个人数据遭泄露以及由此引发的诈骗负责的状态，显然与政府的监管密切相关。上述报告还指出，“面对个人信息泄露，有6成人不知如何维权”。
在问到原因时，有民众指出了如下两点：其一、法律维权手续繁琐，成本太高；其二、独裁政府自认为对民众一切信息的收集、掌控原本就是合法的。对手握“枪杆子”的中共来说，中国P民是连基本人权都没有的，还奢谈什么隐私权？
于是，依附强权的企业才能如此肆无忌惮的利用消费者的信息进行诈骗，而强权本身则更是大大方方的开发先进技术、安装高清摄像头来实现对治下民众全方位的监控。2017年，继央视播出有关“天网工程”的纪录片之后，另有一条在网上热传的视频显示，“中国天网”这个由中共各级公安部门斥巨资打造的系统，不仅能“实时监测区分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还可以“准确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甚至年龄”。
对此，陆媒已在报道中公开承认，“天网工程”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打击普通刑事案件，而是维稳。这话足以揭示出，中共通过“天网工程”收集大数据的目地根本就不是为了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为了控制中国人的一言一行，让其当顺民。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透过大数据，中共可以知道‘在中国的人’的思维、想法、企图以及目的，只要有任何对中共的批评，它就可以取消当事者的手机功能，到时候任何便利的事情，就会变得万万不能”。
除了“取消手机功能”之外，很多异见者或被中共划为“不法分子”、“可疑分子”的无辜者甚至还遭到了非法拘捕、甚至是惨无人道的迫害。不久前，新疆的公安部门就被曝出，从2016年8月起开始构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该平台通过对新疆居民数据的掌控和分析，“自动标注出所谓涉暴涉恐可疑者，推送给当地公安和官员”；“有些被标注的可疑者，被中共公安送到法外机构‘政治思想教育中心’无限期关押”。“从2016年4月至今，已有数万人被拘押，期间可能遭受虐待”。
不难看出，被“天网工程”监视的所有中国人，要么被中共打成“异己分子”，并遭到非人的对待；要么被依附中共的商家、平台欺诈、坑骗，在经济上饱受损失。所谓“大数据”一旦被中共掌控，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有可能被沦为待宰的羔羊。中国会发生“大数据杀熟”显然就是拜中共所赐。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