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2月17日讯】每年到“两会”，中国各地的上访者和截访者都会成为北京城最大的亮点。年年上访年年截，这样的官民冲突似乎早已无解。正如多年前，某韩国学者撰文提出的“值得中国考察”、“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韩国“国民申闻鼓”制度，至今也未在中共之下的中国落地、推行。
文章提到，“为了完善信访制度，韩国政府推出了‘国民申闻鼓’，一个综合管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的信访以及国民提案的网站（www.epeople.go.kr）”。在这位韩国学者看来，“它可以解决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最起码能避免地方政府直接‘截访’”；从“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经高达4.57亿”来看，“中国完全具备电子上访的条件”。
既然有好处、也具备条件，那么在中国打造一个“国民申闻鼓”，不就水到渠成了吗？然而，若干年过去了，中国至今仍不见什么“申闻鼓”，反而是上访、截访的越来越多。中韩之间近在咫尺，又怎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首先，“避免地方政府直接‘截访’”的好处并非中央所乐见。早有文章指出，“地方信访部门的上访人数下降，而中央级的信访部门却遭遇‘上访洪峰’”的现象表明，不再相信“省、地、县一级”政府的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抱有一定的希望”。2010年，“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被推出5天后，网民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留言分别超过25000条和18000条的积极反应也足以表明，“中国老百姓多么渴望能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他们的意见”。
但问题是，“中央领导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么多意见”。此前《南方周末》也曾披露：在全部上访案件中，能够获得解决的仅占千分之二。可见，各地民众上访对中央政府来说，那就是一块“烫手山芋”，只想仍之而后快。为了转嫁自身危机，不与上访民众撕破脸，将地方上的矛盾退回给当地政府解决，就成了中央应对信访时所坚守的大方向。
这也正是“截访”在中国更具有杀伤力的关键原因。那边韩国学者刚提出中国可开通“国民申闻鼓”网站，中共这边就迫不及待的用网络监控技术搞起了火车票“实名制”。而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更有效的“截访”。一个想方设法加大“截访”力度的中央政府是否会打造方便国民“击鼓伸冤”的网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网站即便有，也只是有名无实的摆设。在一个“网络自由”连续好几年都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国民要想通过网络来发表冤情、投诉政府，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看来，中国无法推行“国民申闻鼓”的原因跟老百姓的自由权利受限相关。韩国学者在文中提到，“从2006年开始的现代版‘申闻鼓’，已经成为韩国人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这些自由权利，中国人连一项都没有。从“截访”这种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公然存在就足以看出，韩国人能“要求政府调查”的权利，中国人也是没有的。如此更遑论“信访人可以指定特定行政部门处理他的信访”了。
此外，“国民申闻鼓”在韩国得以顺利推行，也与“国民权益委员会”的执行力密切相关。在信访人“不知道应该指定哪个部门”的情况下，这个委员会有权“安排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在其统筹安排下，被投诉的部门或企业“都会非常主动的去解决信访者提出的问题”。
该委员会甚至有权规定政府“信访处理期限”，即“在输入系统七天内就应处理好”。这不禁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原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处理国民的任何投诉、申诉，只要7天即可。这无疑反衬出中共国务院发布的“在收到信访事项的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以及“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的信访条例有多么大的欺骗性。此外，让中国人心服口服的是，人家说到做到。2009年，韩国“国民申闻鼓”共受理了约六十九万件信访，97.4%的信访在七天内得到了处理，平均处理时间为6.1天。
对此，上述韩国学者虽然同情“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不小”，但也坚持认为，“公务员本来不就是公仆吗？”这两句话极佳的诠释了“公仆”的涵义，即政府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竭力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即便压力重重，也要在民众的监督下，以极高的效率为其达成所愿。只要官员对自己有精准的定位，国民的大小问题就不难被解决。在行之有效的信访制度下，即便总统有损于人民，也很难逍遥法外。最终，保障官员当好“公仆”、信访制度有效的，惟有受道德引领和约束的民主宪政。
纵观世界，若不推翻独裁暴政，再好听的信访制度也没用。中共恶党就是制造冤案冤民的根源。所以任何形式的“申闻鼓”放在了不受民众监督、不受法律约束的独裁社会，都不可能起作用。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