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02日讯】不久前，联合国雇员Emma Reilly向媒体爆料称瑞士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继续向中共提供批评其政权的人权活动人士名单和信息。
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报导，其实2013年Reilly就曾对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行径提出指控。她在写给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国会议员的信中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显然在继续提前向中共提供信息，透露哪些人权工作者将会参加在日内瓦的会议。”福克斯新闻获得了Reilly的检举信件副本，其中一封电邮显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向中共交出了一些异议人士的名字。信中还说，一些被锁定的活动人士已经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这起指控事件间接曝光了中共多年来在幕后操作、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手段之一，反映了其对联合国人权事务的渗透之深。但实际上，这起黑幕所揭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中共渗透联合国人权体系的方式
根据近几年媒体曝光的多个具体事例，以及参考智库、人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共渗透联合国人权体系的方式可主要被概括为：利益诱惑、施压威胁、意识形态渗透输出“中共特色”人权观、以及控制联合国其他部门间接破坏人权事务等四大手段。具体手法包括：收买西方国家政要，贿赂联合国官员，大撒币结盟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冒牌”非政府组织－－官办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威胁恐吓别国外交使团，施压联合国官员，操纵普遍审议（UPR）程序；偷换人权概念；安插中共官员，控制中国官员等。
1. 利益诱惑
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披露，江泽民和中共利用“订单外交”、“经济外交”、“经济援助”等收买西方国家政要，从而让他们配合中共，抵制国际社会对其迫害人权的指控。
在雅虎一份针对中共渗透联合国的调查报告中，一位知情美国情报机构人员透露，中共长期部署私人公司、亿万富翁、间谍人员，甚至通过慈善组织来贿赂联合国官员，以达政治目地。
中共也通过大撒币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纵第三世界盟国及其他人权情况恶劣的国家，编造散播谎言掩盖其真实人权状况，同时阻断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对中国人权恶化状况提出的议案。多年来，联合国人权大会没有通过任何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2002年之后，连这样的议案都没有一个国家提起。
联合国宗旨中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它独裁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用所谓“内政”论试图把人权变成国内事务，甚至以生存权作为功劳来标榜，以此掩盖其人权劣迹。
如2013年对中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古巴评论说，它“赞赏采取措施打击犯罪活动[指中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鼓励中国继续捍卫其主权。”中共在对古巴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祝贺古巴在人权领域的成就。中国呼吁相关国家取消违背古巴人权的[美国]禁运。”2009年古巴提出的建议，旨在掩盖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它鼓励中共“严格按照法律，避免让那些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目的的维权人士逍遥法外”。
除此之外，中共还通过用事实上的纯粹中共政府机构比如全国妇联﹐工会等去冒充“非政府组织”在人权会议上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试图借此逃避人权谴责。2019年3月人权理事会公布中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结果后，中共建立了多个“官办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为其发声粉饰人权状况，如”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代表团称新疆所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也有充分的发展权，称赞中共促进了当地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发展；3月会议上，“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称所有藏民都有自由，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已共同努力保护西藏文化。
2. 施压威胁
中共惯用的第二大手段是施压威胁。
2019年3月，在由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和英国主办的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研讨会召开前，中共致信各国使团在信中威胁称，“为了我们的双边关系和持续的多边合作”，各国不应该“合办、参与或出席”此研讨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被中共外交人员亲口警告不要参加活动。
除了施压各国使团，中共还逼迫联合国官员做违背联合国规定及道义的事情。非政府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UNWatch）”的职员HilaryMiller揭露，2017年5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中共要求下交出了4名打算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的异议人士名单；2018年1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中共施压下删去了包括香港众志在内9个公民团体提交的至少7份批评中共渗透干预国际组织的意见书。
另一方面，中共一直以来以“私下进行人权对话”之名达其避免真正谈论解决人权问题的目的。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在人权理事会一直反对采取针对具体国家的行动，抵制针对特定国家的决议以解决特定国家的人权侵犯问题；反之鼓吹合作和对话优先于“对抗”，称普遍定期审议程序（UPR）是建设性的对话所以更可取，以此维护伊朗、朝鲜、白俄罗斯、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等世界上人权最纪录恶劣的“盟国”。但是，如果取消对具体国家的人权审查，人权理事会就无法承担其任务，无法解决严重、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这种破坏人权理事会工作机制的做法，使人权理事会形同虚设。
不仅如此，中共还阻挠异议人士出席联合国会议。曹顺利是中国民间人权活动家，曾要求中共在起草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时咨询民间人士。2013年9月，她准备去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并观摩人权理事会会议时，在北京机场被拘留。经过几个月的单独监禁而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护理后，她于2014年3月14日死亡，这恰好是在中共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在人权理事会第25届会议上通过前。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秘书长Ralph J. Bunche III 曾揭露，“内蒙古、维吾尔和西藏的活动人士设法前往联合国，却被关押起来。因此，至今还没有一个藏人能离开被中共政府占领的藏区，顺利前往位于日内瓦或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提供证词，然后安全回国。”
3. 意识形态渗透输出“中共特色”人权观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是一个“尊重和促进人权及所有人的基本自由的国际性合作组织”，这也是联合国成立人权理事会的根本目地。人权机制一直被视为联合国系统的第三支柱。但由于中共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渗透，近年来联合国在人权方面不仅少有大作为，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人权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人切实的基本权利。人权无国界，普世人权是天赋权利，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对人权的向往，也是人人皆有的天性。
中共在人权概念上以偏概全，把安全和经济发展权置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之上，把生存权、发展权说成首要的基本人权，从而否认言论自由等权利；以民族整体发展利益之名，把“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视为最大的人权，以保持社会稳定之名，把国家、社会的所谓“整体人权”置于个体人权之上，压制个人权利。在这样被扭曲的人权价值观下，维权律师维护当事人个人权利就触犯了“煽动颠覆”罪，维族人和藏人等族群的权益就必须被牺牲。这与《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普世人权原则背道而驰。
在其变异了的人权概念中，对人身自由的基本尊重、天赋人权的维护——这一人权概念的核心被剔除。人民日报海外网对此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用70年发展重新定义‘人权’”。
近年来，中共试图通过联合国人权系统推动将所谓的“中国特色人权”作为其他国家和全球体系的典范。
2018年中共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俞建华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宣称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声称这是一个以发展为基础的体系，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在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潜台词和真实意图却在中共大使馆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本中表达的更为明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各国人权发展道路不能定于一尊。”这种说法直接挑战人权的普世性，并提出用新的“人权治理”体系取代国际人权体系，其实质是偷梁换柱，将重点从问责、遵守和履行国际义务偷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手段。
通过偷换人权的概念，中共与其他独裁国家试图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以及70年来国际上对人权制度化做出的努力。中共不遗余力使用多种伎俩，渗透诱骗民主国家在人权原则上妥协退让以及中国人权问题上噤声。
作为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案都是覆盖具体的直接行动，但近几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以及“享受所有人权”等中共构建的“特色”词汇却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案中。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Ted Piccone曾表示，这些短语背后隐藏了中共欲领导国际秩序、重塑国际人权惯例的野心。瑞士大使Valentin Zellweger曾警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纳入的中共措辞可能削弱国际法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并对促进和保护人权构成持久障碍。
按照1948年多国签订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是普世价值，不受任何地域、主权限制。中共党文化词汇被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侵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现状。
4. 控制联合国其他部门间接蚕食人权事务
中共多年来已经将其长臂伸到联合国各机构内，将其代理人安插在整个联合国和全球治理机构中，并要求所有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官员毫无疑问地服从党的命令，但多个事例表明，它近年来加大了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渗透力度。
知情外交官和异议人士曾向《卫报》揭露，中共利用联合国预算委员会，削减给人权监督机构、日内瓦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涉及人权的高级职位的拨款。
如今多个重要的联合国部门都是由共产党政权代理人负责。《外交政策》2018年5月的一篇报导直接指出，联合国高级官员正在帮助中共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一带一路”。文章披露中共使联合国高官成为推广“一带一路”的工具，如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2017年7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身为中共党员的刘振民频频为中共发声。
2019年7月，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后，多家国际媒体披露，中共在选举过程中扭曲程序，采取“侵略式竞选”、以取消债务等方式换取别国选票。如，中共通过取消喀麦隆6400万欧元的债务阻止了其推出候选人代表非洲参加竞选；据估计，科特迪瓦获3000万欧元，乍得获3800万欧元，中非获2400万欧元，刚果被免除1800万欧元的债务；塞尔维亚取得进入中国牛奶和肉品市场的权利，秘鲁谷物被获准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算来，中共在非洲砸下约一亿五千万欧元。屈冬玉的胜出表明中共治下中国大陆官场的贪腐病毒已经传染到了联合国和其它国家，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同时也揭示中共在联合国机构中占据战略性职位的目地不只为多层面推广“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做准备，更意在左右国际规范的运作，间接蚕食人权。
结语
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受该宣言启示，联合国在1966年制定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阐明并执行宣言所揭示的各项人权精神。上述公约加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任择议定书与《世界人权宣言》合称《国际人权宪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为国际间最重要的人权典章。中共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与公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它不仅违背了公开做出的维护普世人权的承诺和义务，甚至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条约所载原则进行挑战攻击。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条：“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中共种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践踏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国内系统地进行大规模人权侵犯，在国际上蔑视国际准则，严重违背国际条约义务。但多年来联合国不但没有为此对其进行任何制裁，反倒成为中共渗透国际的平台。
记得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曾说，“如果中共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共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今日的中共，作为一个违法违宪、剥夺人民公民权利的政权，不仅对内变本加厉欺压残害中国人，对外也早已放弃了邓的“韬光养晦”政策，将其黑手伸入了国际社会，试图改变普世人权价值，甚至控制全人类的命运。
中共通过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和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试图在包括国际人权体系在内的国际舞台上不断加大力度输出与自由相悖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这对国际社会是极大的威胁，因为它实际是站在人权的对立面上，试图破坏全球尊重自由民主和法治以及界定国际人权体系的基本准则。
今年9月联合国会议期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两位参议员Todd Young和Jeff Merkley提出一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审查中共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的活动。这样的调查是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根据调查结果推出相应法案并对其渗透作出反制。
同时，鉴于中共针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基本原则、体制进程和职能机构的渗透日益升级，国际社会应坚守普世人权标准和价值观，抵制中共通过转移视线逃避对其人权状况问责的种种手段，遏制其以图取代现有的国际人权标准的野心。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