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布莱恩‧吉斯布雷希特（Brian Giesbrecht）撰文 ／叶文慧翻译）大部分西方国家为了减缓中共病毒（冠状病毒）扩散，已经采取封锁措施超过一个多月。各级学校已经净空，所有非必需的公司行号也已经根据政府的命令关闭了。
采取封闭措施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被迫失业的人数急遽增加，各国政府基本上必须印发钞票来支撑整个经济体系。纵使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波疫情究竟会让我们付出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巨大的债务将会压垮我们的下一代。
社会成本可能远远超过财务损失，比如人民在疫情与经济的压力下可能出现忧郁症、自杀、虐待配偶以及其它异常行为。
采取种种非常措施的理由是为了拉平疫情曲线（flatten the curve），说白一点就是为了避免万一疫情扩大，各医院无法负荷突然暴增的染疫患者。专家们认为，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与关闭学校、商家等措施，便能拉平疫情曲线。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这些限制我们自由的新规定中，而且态度和善，配合度极高。我们人类是极具韧性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是得提出来讨论。毕竟我们都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理应善加运用我们的权利表达意见。
显然目前各地的医疗体系并未出现大量的染疫患者而造成医院无法负荷的情况。事实上，即便在感染最严重的地区，医疗体系仍能正常运作。反而是一些疫情较轻的地区，医疗系统为了容纳可能暴增的染疫患者（事实上染疫患者从未增加），调整了正常运作流程，因而造成医院的使用率不足。大部分人民都能配合保持社交距离，这肯定有助于降低感染病例。
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非得在一开始就采取严厉的措施，如关闭学校与大部分的小型商家。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已经采取严厉的关闭措施。瑞典便是一个例证，它采信具有说服力的科学建议，劝导人民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但是并没有关闭大部分的小学和小型商家。大部分的餐厅和小型商家都照常营业。瑞典的医疗体系没有改变，仍然正常运作，染疫患者的死亡率相较于其它采取封闭措施的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专家们曾经警告瑞典政府必须关闭学校与商家，否则将面临惨重的疫情，截至目前，事实证明这些专家的警告是错误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坚持，瑞典必须按照它的建议，像其它西方国家一样采取封闭措施，但是瑞典政府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或许当疫情结束之时，瑞典人便能更快地让他们的国家回归正常运作。同样的，瑞典人很可能会对下一波的疫情产生免疫力，因为他们已经达到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然而那些采取封闭措施的国家人民却仍然极易感染病毒。
台湾、韩国、新加坡和日本也是采取合理措施，但未关闭学校或商家。他们的医疗体系和经济活动运作如常。很可能现在他们的人民几乎完全对病毒产生了免疫力。
现在渐渐看出来，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正确的，而我们这些采取封闭措施的国家却是做错了。很多专家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说法，虽然保持社交距离确实能够有效地预防个人感染病毒，但是全国性的停止经济活动与关闭学校却只是将病毒封闭在社区里延长了它们的寿命，对于整体死亡人数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许多专家学者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的论点说明，无论是采取封闭措施或采取开放措施的国家，冠状病毒（中共病毒）传染的高峰期与缓和期都是一样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 ）的伊查克‧本‧以色列（Yitzhak Ben Israel）教授也是持相同主张。简单地说，纵使英国已经关闭全国经济实体、承受巨大损失，瑞典染疫的死亡人数也不会比英国多。前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 生物统计学家克努特‧威特科夫斯基（Knut Wittkowski）认同这个说法。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有可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那便是关闭经济实体，因而造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萧条？
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向我们解释清楚，究竟他们有什么计划？为何关闭学校与商家？为何没有采取台湾或瑞典政府的做法？他们说想要拉平疫情曲线。疫情曲线已经被拉平了，现在他们还有什么神奇的计划可以阻挡病毒，让它们无法像疫情刚开始爆发时那样肆无忌惮地在社区扩散？
他们有任何消灭病毒的计划吗？假如有，他们应该将计划告诉我们。
假如没有任何计划，他们应该开始重新启动经济，这将是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首先应该重新开放学校，以及选择性地恢复商家的营运。就像每次的流感，有的学童会染病，但大部分不会染病。是，他们可能会传染给父母或其他人，但所有的病毒都是一样的情况，这是正常的。关闭学校真的对吗？或许只是延长了病毒的寿命？我们的政府关闭学校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其它国家都这么做，所以就照做？
已经有证据指出，大多数健康的人被感染后将会发病，然后痊愈，或者完全没有发病的症状。大自然已经赋予健康人体可以克服呼吸道疾病的能力。我们也知道，染疫后病情严重的多数是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这次疫情明显暴露出我们的养老院、居家护理系统，当然还有整个医疗体系，对于易受感染者的防疫保护是毫无章法的。
显然我们必须有所改变来应对新的现实。
但是我们必须保护老者与体弱者且不危害到我们子孙的未来。作为一个祖父，我很感谢这次病毒攻击的对象是我们而不是年轻人。我并不想被感染，我也打算主动按照防疫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勤洗手。然而这些措施不是应该个人主动去做，而不是政府强制规定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子孙维持国家的强盛不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吗？
就算我真的染疫发病，我知道大多数健康的人都能够克服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一样可以克服这个难缠的中共病毒。我们有没有可能对中共病毒产生非理性的恐惧而过早弃械投降？也可能是某些高度政治化的媒体宣传，以及我们过度依赖社群媒体，导致我们毫无根据地强化疫情的威胁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一次重大疫情是2009年的猪流感（swine flu），当时全世界染疫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这次中共病毒的疫情，但却没有像这次疫情这样引起全球媒体大幅的报导或全面的恐慌。
我们还记得那次的疫情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担心，下一次病毒极可能攻击我们的年轻一代吗？难道我们不需要重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以备防范这个可怕的潜在威胁吗？经济崩塌将会造成我们面对危急情况毫无招架之力。难道我们不需要现在就重建经济，而不是等一年或两年后所有病毒都消失的时候才重建经济？
假如政府的计划是要等待疫苗研发出来，显然至少要等一年或两年后。那么这一两年的时间内，所有人民都要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这样合理吗？难道所有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都想要在人生最后的这段时间与家人隔离生活吗？纵使在一年之内找到疫苗，但是任何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都知道，疫苗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等待找到新药的这段时间，我们得暂停所有生活，这是合理的做法吗？
所以除非我们的政府已经掌握可以消灭病毒的秘密计划，否则我们现在不是应该重新开放学校与商家，尽所能地保护弱势群体吗？难道我们不需要让孩子们回到学校、让人们回到工作岗位吗？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瑞典和其它没有采取限制自由严厉措施的国家，看看他们是如何保持开放状态正常运作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这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当我们贸然地采取关闭学校等措施，只是延后病毒停留在社区的时间，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只是延迟了不可避免的传染？
最后，我们真的能从这次经验中学习教训，当下次再出现类似这种可怕的病毒时，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吗？
原文 Pandemic Lockdown: Are We Just Delaying the Inevitable?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布莱恩‧吉斯布雷希特（Brian Giesbrecht）是名退休法官，还是前沿中心公共政策的高级研究员。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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