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4月04日讯】（Joseph Pearce撰文／大纪元记者云川编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铁蹄一路前行，残酷地践踏了无数人类宝贵的财富。这些“时代精神”（Zeitgeist,18至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泛指历史上统治或主导某个特定时代特征的无形力量）的盲从者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不顾一切地追求虚无的未来，以创造神话般的进步为名，涂炭了数百万生灵。
法国大革命中的进步主义开启了恐怖的统治时代，以及对法国旺代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屠杀任何抵抗“进步主义”的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原共产主义的启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滚滚车轮在“进步主义”的祭坛上杀害了数千万平民。
中共也不示弱，以这种同样致命的进步主义为名，杀害了数千万人。在德国，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名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开始蠢蠢欲动。透过断头台、古拉格和毒气室，这些现代主义信条的狰狞清晰可见。
此外，技术的进步赋予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其能够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个世纪见证了现代主义带来的科技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使其受难者徒增了数千万，最终导致在两座城市投下原子弹。
近几十年来，现代性引入了一种死亡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系统性地杀害婴儿是被允许的，甚至被强制执行，以“进步”的名义向最弱小者开战。
在现代的混乱和疯狂中，文学的力量常常发出强大的反抗声音。
科学主义被委以重任
在现代性发展的早期，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爱尔兰讽刺作家，散文家）就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讽刺了科学主义的危害，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科幻小说的鼻祖。斯威夫特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奇怪的外星生物，如柏拉图式的慧马和人形野兽耶胡，并向我们展示了浮岛的“科学”奇观和疯狂科学家的“科学”失误。
斯威夫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挥科学的想像力，而是为了消除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胡说八道，他们把物理学崇拜为仲裁一切真理的偶像。
斯威夫特是一位深谙传统的基督徒，在小说中他利用科学来揭露当时新兴科学主义的弊端。他开启了科幻小说的先河，后世许多作家都遵循这个传统，即尽管使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灵感来自古老、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不管情节中出现了多少宇宙飞船、时间机器和五条腿的外星人，哲学才是最好的科幻小说的基础和灵感来源。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英国小说家）在《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把科学主义描绘成一个怪物，它吞噬无辜的人，最终毁了自己及其追随者。这部由18岁的少女写的小说，引人入胜，尽管有种种缺陷，仍然深深地吸引了大众。
这部小说在出版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仍然广受欢迎。因为它不仅探讨了科学与道德关系的终极问题，还涉及生存与死亡的基本问题。它超越了生命本身，因为它敢于和死亡较量。
对抗社会的固有弊端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英国作家兼社会评论家，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抨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化物质主义的无情，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英国诗人、画家和版画家，生前不为人所知，现在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时代诗歌和绘画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对“黑暗的撒旦磨坊”的蔑视遥相呼应。他的畅销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销量超过两亿，描述了一个无私的爱战胜邪恶的永恒故事，同时也揭露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邪恶。
20世纪的出现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例如罗伯特‧休‧本森(Robert Hugh Bension)的《世界之主》(“Lord of the World”)，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的《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中都发出了警示的声音。这些小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前景，如果我们不逆转和审视某些固有的积习，那么人类的世界真的会变成“糟糕的地方”——反乌托邦之地。
在本森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世俗主义的危险和大众煽动家的蹿升；赫胥黎让我们见识了享乐主义的危险和安逸成瘾的麻木不仁；奥威尔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固有腐败和现代世界中导致全球暴政的不祥隐患。从这些荒诞的警示性场景中，我们受到启发，更加明白应该让事情怎样发展。
技术失控
战争诗人齐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和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揭露了技术“进步”所促成的工业化战争的丑陋面目和残忍杀戮。在《失落的颂歌》(“The Litany of the Lost”)中，沙逊讽刺了“进步”导致的人性的倒退。
打破对人性本善的信念，(In breaking of belief in human good;)
在人类对机器的奴役中，(In slavedom of mankind to the machine;)
面对可怕的暴政带来的浩劫，(In havoc of hideous tyranny withstood;)
预见了原子时代厄运的恐怖，(And terror of atomic doom foreseen;)
我们必须拯救我们自己。(Deliver us from ourselves.)
另一位诗人伊迪丝‧西特维尔(Edith Sitwell)在她的《原子时代诗三首》(“three poems of the Atomic Age”)中的第一首《该隐的影子》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恐怖场景：
“我们没有留意天空中的云彩，它的形状就像人类的手……但是传来一声巨响，仿佛太阳和地球汇合在一起，然后太阳缓缓落下，地球慢慢升起，取代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原初物质，所有生命诞生的地方，支离破碎。然后，在死去的太阳上，尘土的图腾立起来了，那是纪念人类的墓碑。”
在《莱博维茨的颂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中，沃尔特‧米勒（Walter M.Miller，美国科学小说家）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一场核屠杀使现代性的疯狂戛然而止。而在这个世界里，永恒的真理在这种极端的破坏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坚韧，带着对上帝和人类的信仰，像凤凰一样从无神的虚无主义和无情的科学主义的灰烬中浴火重生。
现代暴政的解药
在《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中，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英国作家、哲学家、世俗神学家、文学和艺术评论家）揭示了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坏的思想，是如何产生不良后果的，展示了虚无主义是如何湮没了善、真、美的品行。不过更重要的是，切斯特顿的小说指出了消灭虚无主义本身的光明之路。
在《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中，刘易斯(C.S.Lewis,英国作家和世俗神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揭露了唯物主义包藏的邪恶之心和科学主义带来的恶果，并展示了真正的自我牺牲的爱，特别是婚姻之爱，才是化解现代性毒素的良药。
在艾略特的（T.S. Eliot, 美国诗人，散文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主要诗人之一，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核心人物）被誉为上世纪最伟大的诗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如何造就了“空虚的人”，他们没有感情，缺乏智慧，对维持人类繁荣的更深层次的真理视而不见。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俄国小说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新闻作家）的作品预言了虚无主义思想的危害。
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俄国小说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揭露了苏联暴政的罪恶。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展示了人类如何在“进步”的千斤顶下被压垮，同时也表现了人类精神如何战胜最不人道的政治制度。
正如这些伟大的作品所警示的那样，文学超越了现代性，以其永恒的远见，闪耀着美丽的光芒，使我们能够瞥见穿越一切黑暗的人性之善，以及战胜一切谎言的亘古真理。
原文：Literature Versus Tyranny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约瑟夫‧皮尔斯(Joseph Pearce)是《索尔仁尼琴：流亡的灵魂》(“Solzhenitsyn:A Soul in Exile”)一书的作者（伊格内修斯出版社）。他是美国万福马利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驻校作家，知名的传记作家，还曾著有《托尔金传》、《切斯特顿传》、《王尔德传》等著名作家的传记，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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