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专访系列

4‧25见证人李犇:难以想象炼功健体被政治化

“七二零”风云突变 迫害降临再次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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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5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香港报导)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获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自接见,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关于“四二五”上访的起因、诉求、过程及结果的事实真相,本报《珍言真语》请到“四二五”参与者、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李犇回忆当年经历。

起因:天津公安非法抓人打人 拒不放人

“四二五”上访的直接原因,是1999年4月22、23日,天津公安局粗暴驱赶和殴打了在天津教育学院说明事实的法轮功群众、并绑架了40多人;天津市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天津公安则向法轮功学员建议“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而这件事的起因,又是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以不实言论污蔑法轮功。

“‘四二五’之前的几天,我们就知道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捕的消息。之后他们去天津的信访办上访,但是天津政府觉得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说‘你们想要处理这个事情,要找上一级政府’。去上访也好请愿也好,天津的上一级就是中央。”李犇回忆道。

李犇表示,他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自己和很多各行业学员都从中身心受益,因此从没想过政府会抓捕他们。“当时我的感受想法,就觉得实在太可笑了,肯定是有天大的误解,或者完全是政府被蒙骗了、或者是公安机关被蒙骗了。”“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我们认为是政府不太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具体情况,才出现这种抓捕的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我那时在美院上学,大家在学校炼功点炼功,都很正常。当然大部分是老人了。”“我就觉得这些人会有什么值得政府去抓捕和防范的呢?我就很不理解。”由于没有新闻报导,经过各方打听之后,4月24日晚,李犇确定天津公安抓人打人事件为真,于是决定25日一早去北京的信访局办公室上访。“信访办在哪?在当时的府右街,离中南海很近。”

路旁万人安静有序 完全不影响交通

李犇4月25日早上6点左右到达信访办附近。“去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五六点的时候天还没亮,府右街的大街上只有路灯。然后我就站在路边等其他人,因为有几个同伴,学校、平时认识的几个法轮功学员要一起来请愿。过了一会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认识的。等到天亮七八点钟的时候,府右街这条路的西则,在马路牙子(编按:路肩)上面站满了一排法轮功学员,站得很工整,大家都站在马路牙子的台阶上面往后一点,没有挡着自行车和行人的路。”

他回忆,不到上午11点人多了起来,人一多就不是一排了,估计有四排人,后排的人有的在炼功、有的在读书;到10点半左右,警察开始平均数十米一个封人行道,但公共汽车照常可以走。“法轮功学员站的位置,完全在马路牙子以上,没有站到马路上面一点,所以交通完全没有被影响。”

中午以后,因为李犇站的地方是在府右街中心,远处就看不见了,就是往长安街方向看、往府右街的北面看,上访的人都已经排得转过去了,已经看不到多少人。李犇当时没有想会去多少人,但是后来知道去了上万人。

“大家在外面特别安静。”李犇强调,整条街的马路牙子上,站着和坐着满满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却几乎没有声音,只听到一些学员小声的读书、背书声。同时大家很注意周围的环境,“不要踩到草地,不要破坏公共交通、财物。中午会有序地,有的人出去买饭或者出去吃饭,来来回回的人比较正常,井然有序。”

“下午我们得到消息,从中南海里出来领导了。”“朱镕基出来,点了有5个人,领进去(中南海)向他们问具体情况。我们就开始等,一直等到10点半,天已经黑了,得到消息说天津已经放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诉求,基本上都同意了。”

5位学员代表提出的诉求有三项:天津公安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学员、允许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炼功环境、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政府答应了这三点请求后,上万名群众随即静静散去。

1999年4月27日,信访局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发表了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的谈话,并称“对各种健身练功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四二五”上访被认为圆满解决。

“七二零”风云突变 迫害降临 再次上访

然而仅过了三个月,7月20日,江泽民就在全国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在7月18号、19号、20号,我就知道几乎北京市所有的炼功点负责人、拿着录音机带着大家炼功的负责人,都被抓捕了。”李犇一开始还以为是假消息,“我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非常突然。因为我们(之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政府的答复,我们感觉政府已经这么开明了,很容易接纳事实。”

7月20日天还没亮,李犇再次去了府右街请愿,结果却与“四二五”时完全不一样。“还没有到府右街口,警察就把所有的车,无论是出租车还是什么车,都拦下要查。我们也不会撒谎,他问‘你是做什么的?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肯定说是了,那就下车了。下车他们就问我,‘你要去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去信访办,就是想反映情况,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他回忆,警察把他领到了府右街一个像四合院的地方,但没有挂牌子,可能是一个匿名的派出所。“我去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有几个人了,那时候是早上,天也没亮,5点到6点之间。陆续的这个院里人越来越多,那个院子快满的时候,在院门口府右街的路上,停了我看到的大巴就有七八辆,就开始让我们上大巴。我们以为政府不了解情况,然后就上大巴。大巴上还不是挤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座。”“我是坐上大巴才看到,那个大巴车是一望无际,他们可能准备了很多辆,估计要来几万人。”

“我是几乎第一批被运到石景山体育馆的那批法轮功学员。”他忆述,一直到下午2点左右,石景山体育馆观众席基本上坐满了学员,大概有几千人。“进石景山体育馆之前,所有人都要填写姓名、工作地点,学校的就是学校地点。我也照常写了,我就觉得实话实说嘛。”“因为我在美院炼功,我也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变化他们也都知道,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所以我希望他们去了解。”

到了下午五六点,一帮领导开始在体育馆转圈、录像。“隔十几个座位就会站一个警察,在体育场的场地里面也站了很多警察。”“领导走了之后,这些警察就开始把大法弟子往外拽,有的不动,大部分是不想动,当时的原因很难解释,就是觉得,你们不能把我们像动物一样装来装去,这么任你们摆布。所以几乎80%、90%的人吧,都可能坐在那里不想动。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拉扯的这种很激烈的动作了。有的警察为了把大法弟子往外拽,连拽带打的,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打学员的这种现象。然后很多学员就喊,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但是最后,几乎是一个一个的连拖带拽地就全都拽出去了。”

后来李犇才知道,因为集中在石景山的学员特别多,领导想把这些学员分散到各个区的体育馆。“他们先问你是哪个区的,我说是朝阳区的、或者他是东城区的,就坐不同的大巴,也不坐满,坐得太多了他们可能不想那么拉。”“我们猜,他们还在核实我们这些炼功人的具体情况,还是在调查我们,因为他们早上拿我们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嘛。实际上后来明白了,他们就是不想让这些学员再回到信访办去上访。”“都确实是一天也没有吃饭了,到了晚上12点半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可以走了’。走的时候,还不是一起走的,一会说你可以走了,就让大家不会再聚集。”

第二天7月21号,李犇走到美术馆,离府右街还有几站,看到一些防暴警察和军车,当时给他的感觉像“六四”又来了。“好像空气都变了,那些防暴警察戴着透明的头盔、面罩,还有透明的盾牌,就像香港的前一段时间的防暴警察的那套打扮。”“军队的那种汽车,带棚子的,后面站得满满的一排,站得很工整。我在美术馆那儿可能看到了开过去两辆到三辆,在一个方向。然后我就赶紧给人打电话,我说你们注意点吧,今天肯定不像昨天那么简单了,今天有军车。”

“但是我还是去了,他们就不像前一天,把人拽到一个什么房间里。只要一到那儿就直接上大巴,就不会让你站得太久。”他表示,当时法轮功学员们怀着一颗向政府澄清真相的心,特别的和善,所以一个个就全上车了,跟前一天差不多,他们被运到石景山体育馆、丰台体育馆等等。“也有坏人,一看他肯定不是炼功的,就在那里面搅和。他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六四的时候那些怂恿的人,他说‘你们赶紧去那个门,你们赶紧冲到那个街。’当然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理他的,就静静的待着。”

“你要是分散了站在那里,很自然地站在那里,大巴车就不过来把你送上车,如果你站得很工整的一排,站在那里,那个大巴车就开过去,就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就让上车就(拉)走。”“那是7月21号,白天人非常多。人是不停地来、不停地上大巴,大巴不停地走、大巴不停地来,就像走马灯一样,把法轮功学员不停地运走。后来一想,这肯定不是个事儿了,我就回去了。”

7月22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开始滚动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影片、造假案例。“我觉得这个政府肯定是疯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身体很不健康的时候,一直到身体很健康。”“我是艺术家,我觉得(通过)修炼看懂了很多道理,对我的艺术创作,那简直是胜读十年书。有些道理,(令我)在艺术上会有很超常的感悟。”

怀念迫害前学员群众的和睦善良

李犇回想23年前大法洪传的一幕幕,直言“中国人最好、最善良的时候,能有那么好的时候社会环境和群体的时候,再也没有了。”“因为修炼法轮功,大家这种和睦善良的状态,在公开的环境下是再也不可能有了,这几十年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这种心情。”

“当时在府右街看到所有学员那种善良、单纯的状态,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人变成这样,那简直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福气。可是就是这样一群善良、健康的人,被中共编了很多怪词,什么颠覆国家、所有这些栽赃的词汇。”

1999年前,中国大陆的传媒报导过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好人好事。1998年大洪水期间,武汉电视台播放的捐款消息中,法轮大法修炼者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李犇指,若没有当初这场迫害,今天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法轮功正常地在中国这样健康地普及下去,中国无论在道德、精神文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定会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大国,绝对的。”迫害之初他完全想不明白,中国政府怎么能这么善恶不分,“这不是一种很复杂的善恶关系,也不是一个很难分析的正邪的关系,很简单的道理。它居然把这么普通的善良的人当成邪恶的人。”

和平上访被恶意歪曲成“围攻中南海”,李犇坦言,“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真没想到政府会那么坏,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单纯。”“电视前面的观众,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在府右街的路边站了这么多人,如果电视里说他们是非法的,那观众一定会认为是非法的。”“把现场弄得很有围攻状态的这种搅和的视频、图像,那肯定是剪辑出来的。它没有把法轮功学员这种祥和、正面,很好的状态的镜头呈现给观众。”

李犇说,事实上,“四二五”之后,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都不赞同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一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六四事件令江泽民觉得,只有对老百姓施暴、残酷压制才能保住它的权力。所以它会想:‘我将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像六四镇压学生一样去处理问题。’”“无论怎样简单的善恶标准,它可能都不会考虑,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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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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