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09日讯】自2020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或Covid-19）全球流行以来，各国政府的“管制力”就快速膨胀，专制共产国家的“全面管控”固不必说了，连自由民主国家都左派社会主义挂帅，各种“干预”措施纷纷出笼。在“清零政策”下，封城、隔离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措施，在“保障生命安全”大纛下大量实施，而“疫苗护照”更阻碍人民的就业、消费、旅游等等社会经济生活。这些种种干预措施，撇开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因素”不谈，就消弭疫情和减少生命损失来说，是否真有效果？
政府强力管制封锁有效吗？
就美国这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代表国度来说，近年来民主、共和党左右派愈见对立，而“蓝州”、“红州”就是民主党、共和党主政的颜色划分，保守主义的红州抗拒联邦政府的封锁政策，社会主义的蓝州则奉行封锁政策。两年来究竟哪一种做法较佳？
2022年4月20日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这位经济名家在英文《大纪元》发表〈两年来我们从疫情学到什么？——封锁无效〉(What Have We Learned After 2 Years of Covid: Lockdowns Don’t Work)一文，揭示他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凯西･穆立甘（Casey Mulligan），以及病毒学家费尔･克片(Phil Kerpen)联名发表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该研究旨在对美国各州在疫情表现的评分。
他们使用1.公民的健康状况和Covid死亡率，2.经济表现，以及3.儿童失去的上学天数三个指标作为评比。研究结论是：封锁经济和学校时间最长的州排名最差，因为封锁令减少死亡数只有一点点效果，但对儿童造成严重损害。犹他州、蒙大拿州、佛罗里达州等州封锁措施很少，经济仍充满活力、失业率低，而大部分学校仍然开放。表现最差的州是纽泽西、纽约、新墨西哥、加州和伊利诺州。表现最好的是犹他、内布拉斯加、佛蒙特、南达科他和佛州。
他们特别就加州和佛州这两个封锁和开放代表州作比较，充分说明了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加州严厉封锁的结果，因破产和漫长的失业而破坏经济；佛州大部分开放，生活如常。在校整人口年龄后，两州的死亡率大致相同，所以加州纽森州长的“封锁在加州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之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项研究受到美国媒体和外国媒体热烈报导。反对该研究的声浪很大，但摩尔认为说服力很低，主要来自索罗斯集团(Soros Group)的“媒体很重要”(Media Matters)，除了声称“右倾”外，提不出连贯论点。
左翼人士对这项研究表示不认同，并愤怒表明，若有下次机会还是会采取封锁政策。不过，摩尔认为封锁政策不是基于科学，而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很郁闷，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为何50个州的封锁严重程度与死亡率间的相关性近于0，毕竟他们是主张封锁可带来安全和健康。摩尔说他们等了两年多，还在继续等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篇文章传达了两项讯息，一是“政府干预或管制政策”是无效的，而且还会产生不良效果，而晚近耳熟能详的“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两句东西方流行的话语就是传神的阐述。最具代表性的干预政策就是“价格管制”，在基础经济学中都以“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资率”两者为例。不过，这些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认为“不证自明”的事况，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后，如今却都受弃置，不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充斥，连最低工资率对失业的冲击也受到挑战，而且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早在1995年便获得美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声誉的克拉克奖章的学者大卫･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实证得出“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是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
最低工资率已经全球化
尽管不少学者明确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问题，而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斩钉截铁地说：“‘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确表示，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但其研究却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有力论据。这也间接引证了这篇文章传达的第二项讯息，那就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或政府干预主义者往往提不出说服力高的论点，却采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结果，或用“种族主义”扣人“右倾”的帽子，甚至指称“资产家走狗”来否定“反对干预政策”者的说法。
反对政府干预者所信奉的是资本主义或市场机能，或者是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今则被强加指责认为是“市场万能”论者。其实，政府干预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觉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实而言，“市场万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么？”以及“个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问题。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开宗明义：
“当今社会与政治冲突的主要议题是：人是否该抛弃自由、私自开创进取和个人负责的精神，而选择屈服于社会主义国—一个执行强制与胁迫的巨大机构—接受其监管？独裁的极权主义体制是否该取代个人主义和民主体制？公民是否该被改造成为顺民，在一支全民强制劳动队伍里当下属，无条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该被剥夺最为珍贵的选择权，不准他选择自己的手段与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将之化约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所隐含的根本问题—在人的行为过程中，有无可能使用经济计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他在1944年运用人的行为理论于历史观察，写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总体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两本小书来诠释，前一本藉由比较与分析营利事业的利润管理制和政府机构的官僚管理制，两者运作方式的本质差异，为一般读者介绍这个根本问题。
这一本《全能政府》则以国家至上主义概括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明确表示“国家至上或政府掌权者与官僚至上”，来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本质“消费者至上”或“消费者主权”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对比，来凸显问题之所在。
米塞斯曾区分社会主义（生产手段公有、没有生产手段市场与价格的社会分工生产体制，包含市场与价格名存实亡的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和苏维埃的共产经济计划体制）和干预主义（政府干预企业、逐步弱化生产手段私有权、弱化听命于消费者的市场有效应用经济计算分配生产手段的功能），并且指出干预主义终究会趋向社会主义，有时在使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时，也包含干预主义的意思。在这本书中，米塞斯就以国家至上主义一词概括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
本书一开头，米塞斯就指出造成世态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其有害的教条主义”，此即“人们大多没雅量，来容忍他人批评自己所钟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
他特别指出，经济学家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仅针对选用的方法认为不合适，并未质疑想要达成的最终目的。人们不愿承认，如果采纳经济学家的劝告，而不是漠视它，就可能更容易达成目的。不过，人们对胆敢批评他们所钟爱的政策者，一律称之为“他们所属国家、种族或团体的敌人”。
反对干预的经济学家受到抹黑
米塞斯就举经济学家断言“最低工资率并非提高赚取工资者生活水准的适当手段”为例。指出“经济学家既不是劳动的构陷者，也不是劳工的敌人”，正好相反，经济学家是建议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来改善赚取工资者的物质幸福，正是为他们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又写说：“指出每一个人都从资本主义的运作获得好处，并不等于辩护资本家的既得利益。”而一个在四、五十年前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私产)制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在为“当时的”富有者自私的阶级利益而奋斗。该经济学家是想让那些和他同一时代、一文不名、没没无闻，但具独创能力者，得以自由发展所有如今使得一般人生活更为愉快的新产业。不可讳言的，许多这些产业变革的先驱变成富翁，但他们之所以变富，是因为他们供应一般民众喜欢的汽车、电冰箱、电影、飞机等等，以及各式各样虽比较不令人惊叹，但同样有用的新创产品。这些新产品，肯定不是政府办公室和官僚的成就。米塞斯指出，到194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样技术进步能归功于苏联人、俄国人当时的成就，顶多是偷窃、抄袭外国资本家的某些创新进步，而这些资本家还不断被俄人贬斥。
米塞斯在当时就指出，人类尚未达到科技完美的最终地步，还有大量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准的空间，而创造与发明的精神种籽永远存在，但它只有在经济自由化的地方，才会繁荣兴盛，结出果实。他进一步说，如果经济学家证明一个国家处理其对外贸易政策或国内少数民族的方式，其实是伤害它本身的根本利益，该经济学家也不是该国和其人民的敌人。谩骂不当政策的批评者并质疑他们的动机，米塞斯认为是无济于事的，只可能压制真理的声音，绝不可能使不适当的政策变为适当。而极权统治的拥护者，将反对者的态度命名为“消极主义”，他们自以为正当他们呼吁改善令人不满的现状时，反对者却执意让祸害继续存在。米塞斯指出，这是以心胸狭隘的官僚观点，在判断所有社会问题，只有官僚才会认为，唯有设立新的办公室、颁布新法令并增加政府雇员，才能称为“积极有益”的做法，其余一切都是消极不作为。
米塞斯强调，“经济自由方案，不是消极的方案，它积极想要确立和保存”，它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及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它积极想要维护自由竞争和消费者主权。米塞斯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所有旨在废除未受干扰的市场经济，而代之以政府控制的措施。”他说：“放任自由、并非意味让祸害继续存在，正好相反，它意味不要干预市场的运作。因为干预必定限制生产成果，从而使人民变得更穷。它并且意味：不要废除或瘫痪这个，尽管遭到政府与政客所设下的无数障碍阻挠，却仍然已史无前例，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准的资本主义制度。”
米塞斯观察到，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政府和国会，一直热中于阻挠市场运作、干预商业活动，而且热中于使资本主义瘫痪，毫不在意地忽视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筑起贸易壁垒、助长信用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采取价格管制、最低工资率和补贴政策。他们把课税变成没收与剥夺。他们宣称，无所顾忌的支出，是增加财富与福祉的最佳方法。
不幸的是，当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产生如经济学家早就预言的不好后果时，舆论并未谴责他们所钟爱的这些政策，反而怪罪资本主义。在群众眼里，并不是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本身，才是经济萧条、失业、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独占与浪费、社会动荡与战争等等的根本原因。
当代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实为社会主义者
这是因为当时“反自由主义伪装成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且掳获一般民心。这些“自称的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政策方案，完全违背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他们贬斥生产手段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热烈支持进步主义的经济管理办法，为实现全能政府奋斗。他们欢呼、推崇每项赋予官僚和政府机构更多权力的措施。任何人如果没和他们一样偏爱严密组织与控制人民，都被谴责为反动分子和经济保皇派。米塞斯指出，这些以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自许者，天真地深信自己是真正民主派，但他们的民主概念和19世纪的民主概念恰恰相反，他们混淆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不仅没看出两者不相容，甚至相信唯独社会主义意味真正的民主政治，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
对于迄1940年代所有维护和平的努力之所以都未能成力，米塞斯认为原因在人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即不明白只有一个纯粹、完美和未遭阻挠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才不会有侵略和征服的诱因。在“国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贸易壁垒和移民障碍、外汇管制和剥夺外资的时代，几乎每一个公民基于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国政府可能用来伤害他的这些措施遭到废除。所以，几乎每位公民都渴望本国军事力量强大、领土扩大，至少意味他得以解脱某个外国政府所施加的各种祸害。19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都热中于委给政府更多权力，扩大政府强制与胁迫领域，热中于以国家名义压制个人的一切活动与努力，在“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至上主义下，政府控制愈来愈多的商业活动。
米塞斯察觉到1940年代已是个人主义让位给全能政府的时代，人民服从国家至上主义，允许政府管理人间一切事务，深信政府将使人间变成天堂。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最为先进的国家，甚至公民个人的闲暇时间如何使用，也被认为是政府的工作，德国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国家，而当时人类文明危机的焦点就在德国，它一直是国际和平的干扰者，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的战争。在西方国家的人民没准备抛弃他们的“国家至上主义政策”，他们国内的经济民主主义，以及他们彼此间的经济战就停止不了，也将不可能缔结和平的国际关系，而更为惨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可能发生。有鉴于此，米塞斯乃撰本书，探索描述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与事件，以致形成当时德国与欧洲这样不幸的事态。
米塞斯试图纠正许多流行的错误，这些错误源自一些严重扭曲历史事实的传说，以及一些曲解经济发展与政策的学说，他在书中处理历史，也处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根本议题。除前言、导论和结语摘介全书的精要外，全书内容分成四篇。第一篇描述德国自由主义的溃败，分成德国的自由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两章；第二篇介绍民族主义，分成国家至上主义、国家至上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对一些谬误的驳斥三章；第三篇介绍德国的纳粹主义，分成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奇特性、德意志帝国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威玛共和及其瓦解，以及纳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等五章；第四篇谈西方文明的未来，分成世界规划的妄想和和平方案两章。
米塞斯一生坚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极力证明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行，他在1922年就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虽然一炮而红，却让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讨厌他。
当1930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即将取得胜利时，米塞斯明白其随即会威胁奥地利，一旦纳粹占领奥地利，盖世太保一定会找他，于是在1934年，米塞斯迁居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期间，他写出了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写成英文出版。该书第235页里写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而1948年之后大学课堂里的“经济学”几乎都是萨缪尔逊(P.A. Samuelson)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Economics)之模式—标准的“凯因斯经济学”，就是政府可精心调节整体经济，虽然仍然强调“市场”，但其实挂羊头卖肉，赋予政府以各种政策来“干预”，骨子里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配合当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整个美国都被社会主义淹没而不自知。经历社会主义奴役社会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纽约时惊觉事态严重，赶紧在1944年写出了《官僚制》和《全能政府》两本小书力挽狂澜，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动不了潮流，自己还备受冷落，无法在大学谋得正式教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F. A. Hayek)这位奥国学派第四代掌门人，在1944也写出《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畅销全球的书，该书也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其影响力虽然远高于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却备受学界冷落。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对当时的美国人是思想上一种新的感染，他们对于罗斯福的新政狂热仍在高潮中，那时有两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们对这本书颇感兴趣，但从未读过它，他们只是有听到这本书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另一群人则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正中了集体主义的毒，感到这本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这是他在英国从未经验过的，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他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国芝加哥，并不是由芝加哥大学聘任，而是受“社会思委员会”所聘。
政府干预、国家至上难被撼动
米塞斯和海耶克这些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而米塞斯一生致力于揭露真相，一辈子捍卫保护私产、公理正义之前人人平等、主张市场自由，却被像个国家政敌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对米塞斯的学术遗产心存疑惧。为什么？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亚斯･马夸特(Andreas Marquart)两位德国学者在2014年出版的《国家偷走我的钱》一书告诉我们：“显然他们害怕，万一人民知道真相，发现原来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干预，经由事实证明是错的，根本弊大于利，那么他们恐怕就会沈沦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进一步要问的是：为什么奥国学派的理论从来没被一般民众听说过呢？该书认为：“其一，对国家与政坛人士来说，奥国学派理论让他们感到超级不舒服。而且因为还没有人成功反驳过此学派的学说，所以让这些东西销声匿迹是最简单干脆的方法，不准教导，也不许在课堂上讲授。无论是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们自己（必须）传播的知识是不良理论也都噤声不语，因为太啰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作者设身处地为这些教授想：“如果他们对国家统治提出质疑，他们还能继续坐在位子上吗？因为这些议题是禁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不仅寻觅教职难，个人收入与学院名声都会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样──终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不曾在那些学校成为正规教授。
最让国家和政坛觉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奥国学派对于市场经济货币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该主张能落实，必须禁止无中生钱，还要关闭中央银行，因而央行和银行业者会全力反对。如果真的实现，谁来付钱给那么多的财经专家？他们可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为国家的货币政策护航，有的还被包装成重量级顾问。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国家货币捍卫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学者生涯就是建立在这些理念上，而且他们也要养家活口。
让米塞斯著作广为流传
绝大多数的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对此早已了然于心，他在《官僚制》书中就这样写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花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注的焦点只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
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俗话说：“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观念”是也。凯因斯也在《一般理论》的结语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
如今凯因斯干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盛行，主导政府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为了截窒世事下流，让奥国学派理论重视人间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说的：“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并非想把每个人都变成经济学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发挥其身为国民的功能。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关文明发展的未来出路，而这无法由内战或革命来决定。这是一场理念之战，而民意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与负。”
让广大地球人理解“消费者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能福国利民，而“国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预主义的“全能政府”则会引领世人迈入“奴役之路”，正是当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务，而将米塞斯的著作推销出去是一条终南捷径，当然包括这本《全能政府》！大家一起来吧，加油!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