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22日讯】前 言
弹丸之地的台湾，新闻炒作的热度无与伦比，虽说品质有待商榷，但却可以提供一般民众茶余饭后的消遣，也可增进大家的知识，更能让民众在获取资讯之后得以作进一步思考。尤其在政治解严后，新闻报导尺度的开放更提供了政府运作的种种资讯，由之可评定施政是否符合人民的福祉。
一九九二年热闹非凡的十八标工程弊案、基本工资调升案件，以及土地增值税拟改为按实际交易价格征收等等事件，在热烈报导和讨论之余，却在民间普遍升起一股反感之气。姑不谈事件的始末及决策品质的粗糙，由其所显示的官商勾结、贪污舞弊，以及金权、特权的横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公共政策的拟定及施行，其实是未见其利倒先见其弊。于是我们也不得不兴起“政府是否能为人民谋福祉？”的疑惑，而想藉政府力量来匡正市场失灵的主张也启人疑窦，此时也不由得不令人想起郑重强调“政府失灵”的布坎南教授，也更能领略为何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会落在他的头上。这样的思考也使我们更急切想去了解布坎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他能体会出政府失灵，并奠定“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我们先由布坎南的生平追踪起。
布坎南的生平
布坎南教授于一九一九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Murfreesboro出生，祖父是田纳西州州长，是一位民粹主义者（populist）。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早年的布坎南是位“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直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布坎南的基础教育是在田纳西州的故乡完成的，大学就读于中部田纳西州立大学，一九四０年毕业后进到田纳西大学，一年后得到硕士学位，之后曾于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统计学，而后进入海军服役，一九四五年退役后舍哥大转赴芝加哥大学。就在那里，布坎南跟随奈特，当选修其价格理论课程时，很快地促使布坎南由“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转为“市场的狂热拥护者”。也就在芝加哥大学的哈伯图书馆（Harper Library），当布坎南正通过德语测验之际，偶然地发现尘封在该馆书架上的威克塞（Knut Wicksell）之德文著作，从此就被深深吸引而潜心研读，对于其后的学术生涯产生无比的影响。奈特和威克塞可说是布坎南的启蒙师，奈特本人亲自为其意理架构奠基，而威克塞则是以遗作来填充布坎南学术著作的特殊观点。
一九四八年，布坎南取得芝大博士学位，随即返回母校田纳西大学作短暂停留（一九四八～五一年），之后转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任教（一九五一～五六年），而在一九五五～五六年，布坎南曾获傅尔布莱德奖金到意大利作一年研究，这也对其往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颇深的影响。随后就前往维吉尼亚大学，而他的学术生涯也就离不开维吉尼亚州，他在该州的三所大学待过。一九五七～六九年，在维吉尼亚大学共教了十二年，一九六三年还与都洛克（G.Tullock）在该校共同创立“公共选择学会”（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也与纳特（W. Nutter）在维吉尼亚大学共创“杰佛逊政治经济中心”（The 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该中心一九五八～六九年的主任就是布坎南。一九六九～八三年，布坎南又转赴维吉尼亚工学院当“大学杰出讲座教授”（The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他在那里又与郭斯（C. Goetz）和都洛克共创“公共选择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一九八三年，该中心移至乔治梅逊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布坎南也随着转到该校继续担任中心主任，同时拥有“哈里斯讲座教授”（Holbert L. Ha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头衔。
除了得到芝大博士学位外，布坎南也分别在一九八二和一九八四年获得Giessen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荣誉博士。他也同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A）的兼任学者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自一九七六年起）。一九八三年，布坎南就一直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会员；一九六三年曾担任“南方经济学会”（Th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一九八三～八四年也当过“西方经济学会”会长；一九八四～八六年又曾担任很特殊的“蒙贝勒兰学会”会长；一九七一年亦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一九八四年获得政治经济Frank Seidman杰出奖；布坎南也担任“合理基金”、“孟格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以及迈阿密大学“法律和经济学中心”的顾问。当然，一九八六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布坎南成就的最高峰，而其得奖虽受许多人赞赏，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意外，且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因其著作鍼砭政府活动规模的大小和范围，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还曾认为其著作比较像是政治性的专栏，而不太像是学院人士的作品。
布坎南已婚，但膝下无子女，他被其某些同事形容为严峻而冷酷。他们说他威逼学生的样子好似要证明他是学术先锋人物似的；也有人说他精力过剩，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激励他作批判性思考，并且提升表现水平。布坎南自认是经济学界的“非主流”，而且有时会有寂寞、孤独的感觉。三十年来，布坎南一直想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与街头市民沟通，但往往有着打败仗的沮丧感。
既然布坎南对主流经济学有格格不入之感，而他的荣获诺贝尔奖也引起争议，到底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学术贡献又是如何呢？
布坎南的学术贡献
布坎南的研究领域在福利理论，他自认其主要贡献在整合政治决策分析（公共选择）于经济理论体系，这也就是所谓的“公共部门经济学”。他将经济分析延伸至应用于体制的选择，基于政治决策结构分析来批判凯因斯总体经济政策、澄清机会成本理论，并且批判后凯因斯学派的公债理论。
瑞典王家学院之所以颁赠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布坎南，也就是表彰他在公共选择学说领域及延伸该理论的贡献。布坎南将经济学和政治学巧妙地结合，利用经济学家分析私部门的传统基本经济公理—个人决策者追求私利，来解说公部门理论。不过，私部门中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在增加更多的商品，但官僚体系中的政客们的自利行为，却产生对社会有害的结果。因此，为了改进政府的功能，布坎南进一步发展出一套组织理论，强调法则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重要性。
布坎南总共在学术期刊和书中发表了约三五０篇文章，他的重要文章搜集在《经济学家应该做些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及《自由、市场和国家》（Liberty, Market and State）两本书中，他还写作了二十本书。布坎南的最重要著作是与都洛克合作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1962），早年他曾写作《公债的公开原则》（Public Principles of Public Debt, 1958）和《财政理论和政治经济体系》（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1960）两本书；接着他又写作及编撰了较有名的书有《民主制度下的财政》（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1966）、《共有财的需求与供给》（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1968）、《成本和选择》（Cost and Choice, 1969），《自由的极限》（The Limits of Liberty, 1975）、《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 1978）、《制度性契约中的自由：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期望》（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Perspectives of a Political Economist, 1978）、《租税力量》（The Power to Tax, 1980）、《竞租社会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1980），以及《规则的理由以及赤字》（The Reason of Rules, and Deficits, 1985）等等。除了这些书外，布坎南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也有近一七０篇，另外帮别人的著作写序及评论文章也多得不胜枚举。
布坎南坚持以“个人”作为任何分析的基础，这也成为他的著作之标记。在经典之作《同意的计算》中，他与都洛克以理性的、充分认知的、效用极大的个人行为作基础，推导出一套集体选择的理论，该理论有四点有趣的引申：其一，法治的需求是理性的；其二，简单的多数决只不过是众多可能规则中的一种，对于个人而言，这个规则却可能不是最佳的；其三，不同的政府活动可能采取不同的决策规则；其四，支持公部门活动而不赞同私部门行为，取决于是否存在有能够反应出集体行为的预期成本低于个体行为的成本之投票规则。该书成为对重新审视基本政治的和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规则的一项呼吁。
在《赤字中的民主》一书中，布坎南和华格纳（R.E. Wagner）提供了如何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实例。他们认为，在凯因斯学派当道之前，公私部门财源相互类似这种观念广为周知，由而公部门支出来自税收的观念也被认为理所当然，于是便对政府支出形成一种有效的限制。不幸的是，这种道德限制却被凯因斯学派的主张粉碎，政府财政赤字也就从此长期间的出现。在该书中，布坎南指责凯因斯学派经济学放纵政客们，将政客们的限制摧毁，在凯因斯学派灵丹的保护下，政客们不必受租税的约束而一再的膨胀支出。为了弥补这种缺口，有必要对超额预算作限制而保持预算平衡，唯一的办法只有经由变动宪法架构，于是需要一种更严格的投票规则，如此也才能达到财政责任和维持长期的经济安定。为了支持这个理论，布坎南和都洛克在一九七七年合写一篇实证文章，以资料证实公部门在失控下，公务人员薪水相对于非政府部门人员薪水的提升，只能由官僚的政治力来解释，而官僚则以施加压力来合乎他们的自利。布坎南也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公部门成长为文提出警告，他一再的呼吁制定抑制政府膨胀的法则。
在一九八０年，布坎南和拓利逊（R.D. Tollison）及都洛克在《竞租社会的理论》这本书中，提出另一种政府支出浮滥的源头，这就是当今甚为热门的“竞租”（或钻营，rent-seeking）行为。此即利益团体为了得到政府赋与的独占、关税，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特权，利用游说、利诱、贿赂等等方法来得到，而这些活动是将资源浪掷在游说政府官员上，使生产性活动的资源短少。
在宣布荣获诺贝尔奖之后，布坎南在一篇演说词里强调，一般国民已体认到，必须变动规则来抑制政府的角色，他认为当时雷根的连任是一大佐证。布坎南提供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药方，已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布坎南曾抵台参加蒙贝勒兰学会在台北召开的特别会议，并在会中发表了“工作伦理的简单经济学”（Simple Economics of the Work Ethic）专题演讲，他由自己观赏橄榄球赛的经验谈起。由于四场球赛须耗十二个小时，虽然转播时间在周末休闲日，而布坎南也喜好看球赛，但心理有“虚度光阴”和“罪恶感”。为了消除该种感觉，在观赏球赛的同时，布坎南一面做着“敲核桃”的工作，如此即可补偿看电视这种“浪费时间”的损失。布坎南以清教徒传统的“工作伦理”来解释这种体验，他也认为台湾的傲人经济成长经验，就是与工作伦理有密切相关；他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走下坡，也与其新生代丢失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传统有关。
布坎南得奖的回响
上文提过，布坎南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引发一些非议，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认为布坎南的著作倒像是政治专栏作家的产品，而不太像是学院人士的作品。多位学术界人士也对布坎南的著作提出质疑，例如，D.E. Moggridge在评论《赤字中的民主》一书时，对于布坎南的两种立宪补救办法——平衡联邦预算和要求联邦准备银行维持一个货币法则，认为以选择理论的使用，会使投票者或政客，愿意选择宪法限制的说法，Moggridge觉得并不能说服人；即使是另一位保守的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格勒也批评公共选择学派无法以实证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同样地，Zeckhauser也对竞租导致浪费资源的说法，要求布坎南等人提出实证。
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要求，却并没能否定布坎南的理念，只是要求布坎南再精益求精。而经过布坎南这一群人的努力后，如今在公共选择领域上已有许多忠心跟随者，而且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进展。最值得一提的，在市场失灵是否能由不完美的政府来医治、政客和官僚是否有生产力动机方面，已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诊疗”是否反会带来祸害？政治学家们已愈来愈多人利用公共选择理论解说政府官员的行为，而当今全球风行的自由化、反管制运动与平衡预算的要求，也至少有部分应算入布坎南的贡献。
在布坎南得诺贝尔奖时，一定有不少人为都洛克没有共同获奖而困惑，甚或不平。因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说脱离不了都洛克的影子，连布坎南都承认在奈特和威克塞之外，都洛克是第三位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且也认为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之奠定，是受到都洛克的启发和协助。我想这个疑问只有瑞典王家科学院的有关人士能够解答。
布坎南的研究也就是俗称的“政治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家原本就是在做这件事，布坎南可说做了“复古”工作。不但将一九三０年代之后风行的凯因斯理论做了严厉批判，重新对政府的行为作深层检讨，布坎南同时也将经济理论重新带回人间。他在李甫基这位法国记者所着的《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 1982）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上写作或对谈，只是学术圈内的事，很少或根本完全没有向社会大众表达出什么。对于经济政策的实际问题，在平日都由一些非经济学家提供证据。对于这个事实，我们难道不觉得惊讶吗？……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社会改革家，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观念对于个人幸福，以及对国家财富所作的贡献。他们也把这些观念所引发的内在力量传达给社会大众和民意代表。……在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除少数例外，竟没有表现出一点意识形态上会令人兴奋的精神。……现代经济学，大都没有焦点、目标。”
布坎南对于政府失灵和经济学家、经济学的批评，同样能给台湾社会带来反省；尤其当六年国建计划所曾产生的风风雨雨，买票猖獗的选举制度所暴露的金权政治当道，社会福利措施的陆续推展，以及国人缺乏正确的经济观念之今日，更显出布坎南的学理对台湾社会的重要性。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经济前瞻》第七卷第四期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