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7日讯】编者按：
大纪元专栏作家杜导斌上个月底被有关当局拘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非始于今日。
中国自由作家前赴后继，坚持批评社会不公和卑劣现象，竟至身陷牢狱，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识份子，坚持为底层民众呼吁，坚持不谄媚金钱和权力，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恰如萤火虫一般，点缀在一片黑暗的中国知识界。黑夜的手虽然扣住了星星光点，但却无法扣住无数渴望光明的灵魂。
杜导斌文章的观点，或许尚有讨论商榷之处，但他独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绝不后退的道德勇气，却是堪使吾辈仰视而惭愧不已。从今天起，大纪元网将逐日重登杜导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获得自由，能够重新再次为大纪元撰稿为止。
就“非此即彼”答王怡兄
去年9.11之后，布什总统曾向全世界宣告：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恐怖主义者的朋友，在我们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原话已不记得了，此话是大致意思）。一个信奉“自由（包括政治和宗教自由），宽容，世俗主义”的国家的领导人，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当即就受到许多人（包括不少美国公民）的诟病。但是，如果换了是你，你作为美国总统，当时会怎么样讲？对恐怖主义也不能非此即彼？或者说“本拉丹先生，让我们坐下来妥协一番吧？”
有些时候是非得“非此即彼”不可的。
即使指责我犯了“非此即彼”顽症的王怡兄你，如果深究起来，也并没有超越“非此即彼”。当你指斥我的“非此即彼”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时，只不过是在更隐蔽地实践着“非此即彼”。谁能说不能容纳“非此即彼”就不是“非此即彼”呢？
“非此即彼”也是常态的一种，对它的拒绝也就是对它的服从。我很早就已领悟到这一层。我曾从另一个角度作过自我审视，我手无寸铁，“非此即彼”的武器于我正是可堪一用的利器。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为什么不操起它参加由颠覆者组成的队伍呢？我害怕什么？害怕因此而来的讥讽么？我连强权都已无惧了，难道还怕来自朋友们的几句冷嘲热讽？我以自由主义信徒自命，为何却不能容忍“非此即彼”？剔出“非此即彼”等等杂质的自由主义难道不同样接近于乌托邦？
布什总统的宣告出于无奈，对专制采取“非此即彼”的批判同样是无可奈何之举。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权力者自断利益源泉。这一点，你在给闲言先生的那个回帖中也有所表述(在那个回帖里你讲道:”在今天进行非此即彼的价值批判是依然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不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考终点。”我并没有把现在的我当作终点)。对自己的写作，我好在还有自知之明：其中不足之处多多。我并非什么大家，只是一个身在底层的普通人的呐喊，是剧痛被施之于身后纯出自发的呐喊。所以，声音缺乏歌唱家的修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即使别人因此有所批评，这声音我却绝不打算吞噬以自肥。此生有涯，我不希望把自己的今生拿来作学者们实施“自由主义”、“路径依赖”诸般学说的试验品。我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能早一点，再早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按自己意愿生活。我不愿意把生命给予我的这张支票遗赠给儿子去兑付。因此，我不打算“在沉默中灭亡”，我得呐喊，大声地，无畏地呐喊。当然，如何使声音让人听起来更舒服些的技术，我还是想学，只不过得慢慢来，急不得。加盟宪政论衡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学习而来的。
对你和陈永苗兄的批评我是乐于听取的。害怕批评或畏惧批评或不能睁大眼睛看清批评都不是杜导斌的特点。你们的批评使我警醒，也让我深思。我出生于那个“非此即彼”的年代，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大部分都源于极权文化。我身上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正常不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正是在对那个文化（还有自己）绝望之后才走上反判的道路。我希望与他们，同时也与昨日之我背道而驰。我能容纳一切，唯独不肯宽容拥有诛杀异己的权力的“不宽容”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得要“非此即彼”不能实行。再深入一点作个自我批评：我就有点像是摩罗兄笔下的“无所依赖”，虽然目前尚不够格划入无赖一族，但如说骨子里有暗道相通，此话也并不过分。然而，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急切希望摆脱这种无所依赖的窘境。
王怡兄能理解否？
再复王兄
思考之后，我发现了我们的分歧所在。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发现，但还是有必要讲出来以供与王兄切磋。
诚然如你所言，“在你的思维中，在你的檄文中，‘专制’事实上被你想象成了一个人。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事实上你把这张脸放大一万倍来看”。我确实是把这个体制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来看待的，这点你看得很准，极有分析眼光。然而，我们的分歧可能也正在这里。从微观角度来看，专制是由一系列细节构成的。但从宏观上看，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权力却又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它有一个完整的称呼，就是“ＣＣＰ”，这又是不可分解的。从这个角度看，反对专制就必定是一种“非此即彼”。我的批判矛头所向，正是这“张面目狰狞的脸”。我感到，你从学理上对专制的解构，是建立在研究一系列“细节”基础上的，是争取从基因结构上对它进行“转基因”处理。而我呢？我不可能走那种“形而上”的道路，所以，我的立足点就是“形而中”，甚或“形而下”，从现实的层面着手。我的某些帖子，不怕说句自损的话，确实有点骂战的感觉。我为什么做这样子的选择呢？当然，迫不得已是根源，但还有一点就是，学者们的学理性语言往往与中国此在的公众语境格格不入。中国现在的大众传媒语境久习于大词，如你在为《２１世纪经济时报》所撰社评所用心良苦的所指，极可能在俗世中被误读为帮闲的威权语言而丧失其全部能指。 重视细节，把威权分解为应予保护，应予扬弃等种种的作法，还可能面对一种尴尬：在过度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失却批判的方向和勇气，甚至可能间接成为专制的帮忙人，或至少使得渐进的速度呈粘稠状的迟滞。对我来说，后面一种状况几乎就意味着死寂。仅仅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也得操起“非此即彼”的武器，以保持进取的锐气。
当然，从技术层面来讲，毫无疑问，王兄所指教的，我当牢记。同时请王兄放心，我是不会以此为终点的。我这一生都难有终点，除非坟墓。
(略)
(11/19/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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