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采访缘起：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７日下午５点，我正在家中上网查看已传得颇为热闹的“孙志刚受虐致死事件”，不料门响了，跟着闯进个不速之客——好几年不见的瘦小的行为艺术家李明凯。
“电话里老是忙音，于是我就直接上来了。”他凑到电脑面前瞅道，“又是孙志刚？当然，这一晌除了非典，只能是孙志刚。”
我关上电脑，沏茶待客。接着，有备而来的李明凯讲述了他在四年前的那段被收容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比较道，“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了么？”
但是，李明凯的父亲却受不了儿子出事的刺激，积懮成病，在半年后死于绝症。
从古至今，做中国人都需要铁丝的神经，钢板的皮肉，百毒难侵的心灵，方能善始善终。所以，作为蹲过大狱，并多次出入公安机关的过来人，我安慰李明凯道：“日子还长。”并且，国家在进步。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大废除了暗无天日的收审制度；今年，因为孙志刚，虚拟世界里有几百万喉咙在怒吼，所谓收容遣送及《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再过一些时候，由于某个契机，就该轮到践踏人性的户口制度吧？然后，再轮到……
不知道还要“进步”多少年，不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还能不能看到比较顺眼的结果——脆弱的神经，敏感的皮肉，童言无忌的心灵也勉强能够在这儿存活并且生长。（以下，李：李明凯；威：老威。））
李：你还记得吧，老威，大约四年前，你象条猎狗，撵着访谈我？
威：我当然记得你的反复无常，分明约好时间、地点，事到临头又变卦，害得我屡屡扑空。不过，我不怪你，也不怪其他甩了我若干次的访谈对象。
李：我当时没心情，甚至有些反感你，因为你有文字窥阴癖。别人的伤口已经在淌血了，你依旧刨根问底，唯恐伤口撕裂得不够大。我记得你属木，木性人是最冷酷的。
威：木性人最冷酷？那金、木、水、火、土的天下五行中，冷面人占五分之一喽？好啦，我不争论，不辩解，因为我这辈子，越辩越黑的时候太多了。《易经》之困卦曰：“有言不信。”意思是被认定有罪的人无法自己为自己辩诬，所以才有律师这一行当。
李：看你扯哪儿去了。我晓得卜卦是你的强项，但也犯不着趁机卖弄嘛。
威：对不起，失言了。今天的话题应该是你。
李：非典时期，我在家里憋了十来天，感觉上过了十来年，差点疯逑了。昨天，试着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约喝茶，都推有事。在成都× 报上班的老汪，已被隔离到龙泉驿的渡假中心，每天上下午都准时学习“三个代表”，众志成诚抗非典。目前成都的新闻单位都两班倒，一拨人马上班，另一拨人马隔离学习１５天，以防全军覆没，报纸瘫痪。约不上人，我只好独个儿上街逛，路过磨子桥一家网吧，见里面空荡荡的，几十台电脑，才两、三个不怕死的铁杆网虫，就贼眉鼠眼地进去找个位置。打开邮箱，通过无名氏寄来的最新代理服务器上了动态网，然后遍逛海外各大反动网站，嘿，真出事了。
威：又是伊拉克战争又是非典，当然出大事了。
李：我说的是孙志刚事件。他是个工科大学生，刚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任设计师。今年３月１７号晚上，他和我，和许多内心骚动、渴望聊天的他乡网虫一样，没带任何证件就出门上网，结果在大街上走着就被治安警察当作“三无”或闲杂人员抓了。紧接着，又从派出所转到广州收容站，最终被警匪一家，齐心协力用乱棒活活打死！
威：我读过有关的评论，孙志刚在三天中，挨了许多场打，尸体作解剖时，背部皮下淤了一大片黑血。幸好有互联网在，所以《南方都市报》４月２５日一曝光，立即引起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因为此类事件多如牛毛。不瞒你说，我刚出狱回成都，就因没办《暂住证》被警察在深夜从父母家抓走过。我在白果林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补办了《暂住证》之后，才放出来。我当时一再强调，我在自己的父母家是长住，不是“暂住”，我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大约在其他地方才算“暂住”。但“警察”充耳不闻，照章办事，“无《身份证》、《暂住证》和正式工作单位的闲杂人员必须接受收容遣返。”“闲杂人员”一词是李鹏在八九学潮期间发明的，一直沿袭到现在。
李：可人家孙志刚是三证齐全，只是没随身带着而已。更恐怖的是，因为“顶了嘴”，警察不准孙的单位和朋友出证明出钱保释，直到扔出一具死尸。目前，专家、学者都钻出来写文章，要求追究真凶；网上一片叫骂，我也敲了个千把字的愤青帖子，狂贴十几个地方，我还在东海一枭发起的“关于取缔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威：你是兔死狐悲吧。
李：还是要绕回几年前的老话题？好嘛，趁孙志刚的冤魂给我的勇气，就讲一讲。我和他一样，来自农村。１９９３年，２０岁出头，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与美术系学生密切接触，爱上了观念艺术，并参与成立了人民艺术公社。９７年毕业，本来分配回甘肃老家教中学，我不干，就同成千上万应届毕业生一样，自己入社会闯荡。先是在文化公司打工，拉广告、当写手、装修设计，什么都做；后来，积累了两万多块钱的小资本，就同海南籍的两个同学搭伙，做水果汁生意，即把从海南岛运来的热带水果兑水机榨，定点推销给酒楼。半年之后，生意逐渐兴隆，我就在肖家河的居民楼里租了三居室，融办公、存货、寝食、会客于一体。当时，在此出入就两类人，一类助销小姐，一类行为艺术家，男女都长发披肩，这肯定引起居委会老太太的注意。
威：成都的行为艺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吧。
李：同诗歌一样，很热。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还拍了专题片。美国在华投资的贝特· 达蒙西还出钱与艺术家们合作，在府南河搞“水的保护者”。我很热衷，在生意的同时，弄了大量作品，如果不是后来出事，我还会在艺术的大道上不歇气地狂奔下去，直到人生有一个结果。
威：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你能物质、精神两手抓，两手都硬，真不简单。我还欣赏过你的环保作品“抽刀断水”，整整三天，你举一把菜刀不停地砍都江堰的急流。
李：看不出这是果汁公司经理吧？
威：看不出。
李：警察叔叔也看不出，所以他们在居委会和联防的带领下，于１９９９年一个夏日深夜，上门来了。擂门声象爆炸一般，把我从梦中惊醒，裤子都套反了，在我边答应边调整裤腿时，外头已抬出电动切割机弄开了防护铁栅门。脑子一片空白，屋里一下子闯进来十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象水缸似的，哗哗满了。出于应酬的本能，我拉开办公桌抽屉拿烟递过去，脸熟的户籍却挡开，厉声喝问：“《暂住证》？”
我松了口气，因为除了“三证”，其它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证照皆齐全。我为此花了１万多，几乎跑断了腿，图的是个保险。我打开文件柜，把七、八种证照批文都摊开桌上，还包括我的大学文凭、鉴定、人才交流中心的通知书等等。警察绕到桌后坐下，挨一查验，末了，抬起头，仍直戳戳地把手伸过来：“这些破烂没用，我们只要《暂住证》。”
我只好又在抽屉里翻找，浑身汗如雨下。我终于从一本书里找到，有两个，去年和今年的。按他们的规定，一个《暂住证》管一年，但半年登记一次，交一次钱。我如释重负地把这救命宝贝双手奉上。警察再一次仔细验看，然后宣布：“全部过期了。”
我争辩说：“没过期，今年才办的。”
警察一字一顿地说：“你下半年还没进行延期登记。”
我急忙说：“明天一早就去。”
警察又是一字一顿地说：“已经晚了。”然后当众把《暂住证》内页夹出来，撕得粉碎。联防受了警察示意，几间屋窜来窜去地搜查，水果踢得满地都是，鲜榨机和助销的镀银盘子也踩烂了。我心里着急，就根据有限的法律知识，指出不能毁坏私人财产。警察说：“我们依法搜查罪证。”还命人把我的ＶＣＤ机和一箱光碟全抱走。他们还搜出了５０盒避孕套，于是我看黄碟、卖淫嫖娼的嫌疑更大了。
威：你用得了５０盒避孕套么？
李：你这口气跟警察差不多。本来“三无人员”就该直接送收容站的，那晚上，成都市拉网清查外来人口，肖家河出租房多，属重点，所以居民楼下，四周都停着警车，警灯跟夜总会的彩灯一样，闪个不住。后来听说，光肖家河一带，就抓了几百，面包车不够用，就弄了几辆公共汽车。天快亮了，才颠到郊外多宝寺。警察个个干劲十足，这是绑肉票啊，抓一个没《暂住证》的，要赎回来，至少５００元。少了这个数，就得继续在里头挨打、挨饿、干苦力，直到油水榨得差不多了，才“降价处理”。我太倒霉了，平常受到居委会的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汇报到派出所，什么“小姐和嫖客频频出入，是个大白天也卖淫的窝点”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捕风捉影。其实，小姐卖果汁，艺术家搞行为，各干一行。
威：你的避孕套与他们有关？
李：放你娘的臭屁。我是艺术家，要做作品。我原准备亲口将５００个避孕套吹胀，在车辆最密的傍晚，拿到春熙路旁边的天桥上去放，我将留在原地，观察人群和车辆的反应……
威：你想制造交通事故啊？
李：许多哥们儿都这样问。人群混乱还没啥，怕的是司机们突然见这种东西降落前窗，一走神，就撞一串，那艺术的性质就变了。所以我这名为“人欲横流”的妙作，只得因现实的难度而暂时搁浅。
威：你可以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搞。
李：行为艺术是互动的，没有受众的反应，还不如一个人躲家里煽嘴巴——我也曾这样对警察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你就当众煽嘴巴，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不动，他们就找来个小偷，与我面对面站着。小偷又瘦又脏，可还在警察的鼓励下对我呲牙裂嘴地笑。这下热闹大了，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都过来围观，警察说，艺术家优先，动手吧。我羞愤交集，浑身都哆嗦了，却不提防小偷恶狠狠地甩过来一耳光，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我本能地挥起右臂，要回敬，围观者却鼓起掌来，只听警察笑得气喘吁吁说：“劳动人民先动手？没教养。”我突然想起耶稣的至理名言：“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凑上去。”于是就听天由命地放下手臂。小偷劈劈啪啪煽了我２０多个耳光，见我仍不还手，竟被激怒了。扑上来，揪住我的长发，兜两圈，就按趴在地下拳打脚踢。我晕晕乎乎的，一会儿抱头，一会儿抱腰，实在受不了，就往围观者的腿上滚，许多双脚把我踢出来，小偷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干脆坐在我的背上，揪住我的脑顶盖，一下一下往地上磕。
围观者打着哈欠散开了，都说：“捶一头死猪，莫趣莫趣。”此时派出所长装模作样地过来制止小偷，并演讲了一通依法治国、严禁刑讯的官话。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他们仍然审不出“避孕套的真实案底”，就丢下一句“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掌握我嫖娼卖淫的证据，派出所出动警力，传讯了我手下全部的助销小姐，无结果，只得将我作为三无人员，与打我的小偷同锁一副手铐，送进收容遣送站。
威：他们没有释放你？
李：乔石任内修改《刑法》，取消了收审，警察失去了无限期地关押嫌疑份子的依据。幸好收容遣送制还在，２４小时破不了“案”，警察就可以将你从公安机关“释放”到由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共同管辖的收容所。这里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妓女、嫖客、赌棍、上访人士、民工、下岗工人、乞丐、无照经营者、底层文人。总之，品种齐全，社会上有的这儿全部有。我一进去亮出身份，大伙都笑了，问：艺术家？画画、写诗还是唱歌的？我说搞行为。大伙说，那叫啥艺术家？我们都搞行为。
三层楼，２０多间屋都关满了，我被塞进顶楼２号房，进门就一大马桶。我在看守人员的一再吆喝下，好歹背靠马桶坐下去，下巴正好搁在别人的后颈窝上，一转脸，又碰上了另一人的鼻尖。不过几分钟，我就被臭哄哄的热气给蒸熟了，衬衣粘在累累伤痕上，疼得我丝丝抽气。就这样磨了一会儿，有人划船一般从屋子另一头过来屙尿，我只好站起，待那人瞄准马桶颈方便毕，企图坐回原位，不料地盘已消失。
万般无奈，我垫脚上了马桶，高僧一般俯视众生。我总想在下一个屙尿的光临时，夺回坐位，可人太瘦小，臀部不丰，屡屡败北之际，还饱尝了阵阵老拳。坚持到天晚，我已沿马桶上下了十几次，幸遇开门领饭，众犯列队而出下三楼，才透了口气。
晚饭是两个夹生馒头，塞进嘴里粘牙，无法下咽。汤桶立在院子当中，我四处寻碗，没有，就问身边犯人，那人指出一个窗口，我去领，却被告之一个土碗五块钱。我搜遍裤兜，有十几元钱，买了碗去院中舀汤。我闭眼硬灌了三碗，烂菜叶味直熏鼻腔——由于肠胃不敌这种猪狗食，当夜我就拉了三次，第二天大早，竟奇饿难忍。
我在顶楼号子里蹲了三天，与几十人一道苦撑苦熬，不刷牙洗脸。这世界上最臭的就是沤在一块的人肉，久了，连虱子也受不了，往颈窝、下巴、肩膀等明处爬。管理员每日早晚两次，收电话号码，通知外头来交钱赎人。市话一个５元，长话在原价的基础上涨５倍，暂记账上，待解脱之日一次性结清。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递电话条子，所以三天后，号子渐渐松了。户口在本市的，走得较快，特别是嫖赌犯，进来就喊爹叫妈，顶多熬一宿，就不惜血本，也要让外头来赎人——干这勾当，警察高兴昏了，尽量把罚金往高处抬，１万到３万。我觉得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么？前两年，《南方周末》曾登载一篇报道，重庆的水上警察为了逼良为娼，增加收入，曾把两位误抓的良家女子扣押三天，调戏拷问，注射毒品杜冷丁，使其上瘾。
威：你在里面待遇如何？挨打没有？
李：同派出所相比，我的待遇还是有改善，至少没刑讯。孙志刚是学工科的，脑筋转不了弯，嘴硬，激怒了警察。我做了多年行为艺术，见过些场面，要油滑些。不过，整整三天都没人来赎，我还是慌了。在外头，我的朋友都是艺术家，穷，听说要出几百上千赎我，就有些迟疑。无奈，我一咬牙，双管齐下，也把甘肃老家的电话提供了，——这是个令人后悔终身的致命错误！
熬过７天，有点门路的几乎都走了，剩下的多是盲流。管理员说，政府没钱遣送诸位，你们得自己挣路费。过两天，就分期分批集合去搞基建，要么挖地基，灌钢筋混泥土；要么运鹅卵石，学做砖瓦。如此劳动三个月至半年，就免费遣送回原籍。
威：这是法律么？
李：不晓得，也千万别提法不法，否则哪天成了孙志刚第二，你还蒙在鼓里。总之，我的运气不算太坏，因为收容站里大队人马转移去做苦力时，我被留下来，看管法轮功分子。其实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挺老实，不用“看管”。底楼的号子比顶楼大许多，按照二比一，一个法轮功由两个人犯贴身守护，不准闭眼，不准动嘴，不准打坐。一见有盘膝的趋势，两人就一左一右，将法轮功的大腿掰开。我是文化人，还兼有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的重任，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都是钦定反邪教的狗屁文章。咽喉都冒烟了，但法轮功们挺顽固，哪怕四五个人轮番读报也难干扰。半夜三更，乘人打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起来盘膝抱掌。此时困得不行，也就由他去，可一旦被管理员发现，我们就得挨电棍受罚。
威：法轮功也关这儿？不可思议。
李：都是由北京遣送回川，据说是在天安门聚会，演示法轮大法时被抓的。其中还有教授、编辑、高级工程师等等。他们被关在这儿，等着单位领导来交钱领人，订保证。这有些象行为艺术，比如一察觉某个老头嘴唇颤动，我们马上就凑上去，贴耳朗诵
——这相当于美国对付伊拉克军队的噪音炸弹。
威：你还干得上瘾呢。
李：没人赎我，不上瘾，我怎么活？在收容站熬了１１天，最后都怪罪爹妈不该生我了，才被一个助销小姐弄了出去。她花了６００，我还了她１０００。这娘们同我耍了三个月，曾哭着要嫁给我，我没干，怕失去单身的自由和乐趣。这个小赵人不错，她不计前嫌，还为我父母安排了食宿。重逢的那一幕就别提了，经历这场惊吓，父母死活要我跟他们回甘肃，我却私下打定主意去北京漂几年。
威：故事就这样结尾了？
李：大约半年以后，我爸爸得了胃癌，住进兰州× × 医院。我变卖了所有的东西，筹到８万块钱，赶回去尽孝。我在病床边守了三个多月，一言难尽。
威：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李：爸爸他活了５６岁，在这５６年中，大约只有这３个月，才算父子有了真正的精神交流。我们这代人都这样，自我中心，不屑于了解父辈的内心世界，却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艺术家”。
妹妹告诉我，自从出了事，家里就一直提心吊胆，父母更是吃不香，睡不着。他们在天祝那样的穷县，教书育人几十年，除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奉献给社会了。我考上大学，父母高兴坏了，以为这下子苦出头了，却没想到……
当地观念保守，这种事还不敢张扬，爸爸肯定积懮成病。因为以前他的身体一向健康，为供我上学，他甚至背着母亲，悄悄去卖过几次血。在老家，由于地薄人穷，四周的农民都卖血成风，但中学教师卖血，就不是啥光彩的事。
威：我似乎读过有关卖血村的报道，据说从６０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卖血传统。
李：对，没有其它挣钱法子，不仅农民，连县城里的一些居民也卖。人长到１８岁没卖过血，在乡下会招人笑话。也许在内地，人们认为卖血养家或供学是多么凄惨，可在天祝县，稀松平常，一星期卖两三次，只要不把人抽得爬不起来，就稀松平常。
威：一次能得多少钱？
李：抽４００—６００毫升，得１５０—２００元，除了给疏通关系的血头百分之十的劳务费，统统归己。另外，卖血当时还能混免费午餐，得一包白糖、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所以农民觉得划算，甚至下馆子吃酒也付血钱。小时候，爸爸为了激励我发奋苦读，总是说：“没出息，将来就只有卖血糊口。”
孩子能回报父母的，只有“学而优则仕”，我的高考成绩在县上名列前三位，却仕不成，爱上了不中用的观念艺术。幸好挣了几个钱，能够体面地为父送终。
威：你父亲的医疗费该报销吧？
李：无论啥病，一年至多只能报５０００元，对于癌症，这只够十几天的费用。父亲只拖了三个月，也算他老人家生前修来的善果。假如拖一年，莫说８万元，就是１８万也不够用。医院太黑了，爸爸整夜呻吟，杜冷丁、吗啡，什么毒品都用了，每次只能管一小会儿。后来，他比划着，拍床，盲目地在半空指指点点。我知道他想回家，他心疼钱，我对他说：“我有的是钱。”他不以为然地摇头，含混不清地说：“用一个少一个。”
老威你看，是我害了爸爸，我不出事，不刺激他，怎么会得绝症呢？爸爸他虽出生苦寒之地，但家族中没有癌症基因。他不抽烟喝酒，更没有不良嗜好，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医院一心整钱，明明所有的药都没用了，还一瓶接一瓶往身体里灌。手背扎不进针，就改脚脖子；脚上也倒流了，就直插大腿根的股动脉。爸爸他一次次扑腾，要拔管子，扯氧气面罩，我都抱住他。他给我的遗言就一个字：“忍。”我大声回答：“爸爸，我会忍了，我不会出事了！”就泣不成声。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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