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2日】
《史迹》一书放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来仔细研读，以便配得上作者田建模先生嘱我作序的信任。遗憾的是２００３年春天我被“国家”放在中国东北整整四个月，没有办法回到写字台前安心写作。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为这样一部呕心沥血的大作轻率地品头论足。
事实上建模先生在中国西北经受牢狱之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喜欢依靠“学校”力量欺负“地主富农”子弟的农村孩子——我对《史迹》中记载的那段历史主要是间接经验，我童年的世界和建模先生经历的世界比起来太袖珍而平凡了。另一方面，
我对文学作品完全是个外行，我没有能力从艺术的角度向作者和读者提出建议。
于是这几个月来，我几乎陷入一种辜负重托的心灵困境。但这种心情随着我在南方慢慢把《史迹》“打开”（为了阅读方便我把它打印出来了）而渐渐消散。作者在第五章的开篇处借主人公方哲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的人们是）多么幸福的一代，可他们知道曾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吗？”我想，《史迹》的价值之一也许就在这个地方。不过说到今天是“多么幸福的一代”，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李思怡尸骨未寒。文革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走进一个新的时代。文革受害者往往夸
大新时代和毛时代的对立，这在心理上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读者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他们应该知道“曾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而且也应该知道，我们还在其中，今天那些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我们自己和邻居家中。但作者这句话表达的还有更深刻的用意：阳光下或者生活在《人民日报》营造的光明气氛中的人们，是否能知道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是《史迹》的第二个文化价值：它试图突破官史的迷雾和宏大叙事的伪装，它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段和意识形态谎言对立并被其活埋的个体生命史。在这个屏幕时代，这一点也许尤其重要。我们在“信息”泛滥中已经迷失了，加上政治谎言的喧嚣，个人已经彻底死亡。《史迹》是一篇悼词，它在舔噬伤口的同时为人性局限和政治坦克压倒的个体生命举行了一次文字追悼。《史迹》也是一次政治凯旋，通过幸存者的记忆，个体精神战胜了世俗国家的极端暴力……
建模先生５０年在杭州参军，５２年九月抗美援朝，５５年复员，５６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５８年因鸣放划为右派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先后去皖南、甘肃、新疆、皖北等地劳教劳改二十一年。７９年底右派平反，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提前五年释放回杭，现为自由撰稿人。
《史迹》一书乃作者“自画自肖：有个人行踪历程，有心路轨迹——又系小说，有人物细节之虚拟与涂抹，而并非传记之完全实录。”作者说明：该书初拟为“三部曲”。此次发表之第一、第二两部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跨度为三十年。内容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统治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一幕幕社会悲剧。我们再看看小说主人公方哲的命运：方哲５０年代初在政治运动中因言获罪，“他被抛到了社会最底层，从此开始了历时２１年的苦难历程。几经沉沦，饱尝苦辛，从皖南山区到黄土高原，继而又被投入到戈壁瀚海。６０年代初，他拼死一搏，从新疆和田县英而力克农场逃了出来，盲流，行乞，卖血，打苦工，和那些社会渣滓——小偷、流氓、投机贩混在一起……２１年，青春在苟延残喘和无所作为中虚掷，在污秽和牢狱里衰萎。”（参见第五章）是的，这不是一篇简单的小说，是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是从个人角度颠覆过来的中国当代史。这部当代史由两组关系构成：第一，横向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纵向的或时间序列上的关于党的认识变迁。在第一组关系中，国家将个人毁灭了，因而在第二组关系中，个人在这３０年完成了以下的思想变迁：１９４９年以前，党是一个政治未知数（第一章）。５０年代初期，党被视为民主富强的领导力量。６０年代出现疑问：“党能代表人民吗？这不说代表就能代表了的。”到７０年代，“党和国家”在肉体上消灭个体的同时，也在精神世界消灭的自身。这一转向一是通过林彪事件来完成的，一是通过内部资料的逐渐公开来完成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被披露出来了：
他（方哲）摘抄了上面的一些统计：“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的半年内，信阳８００万人口中，死亡占１４· ２％，大牲畜损失２４· ６％，家禽家畜损失７０％以上，破坏大型家具７８· ３万件，破坏房屋７７· ４万间，田地荒芜１４４万亩。在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光山县，人们吃野菜根，树皮，稻谷壳，庄稼杆。男人饿死了，女人就跑到其他地方，父母饿死了，孩子成了孤儿被带走。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边。材料上写道：有的人家里死了人，可是活的人饿得抬不动尸首，只好放在家里。有的全家都饿死了，有的小村庄整村人都饿死了。许多农民跑到城里找吃的，可是县城站岗不让进，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后来政府用‘每埋一个死人，发一斤粮食’的办法，将近１０万具尸体埋葬了。而当时中央把河南信阳地区的大饥荒定为‘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反革命复辟’，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最残酷的阶级迫害’，是‘敌我矛盾’。中央派干部３５９人，河南省委派７６５人，抽调各市县干部２９８６人，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中央对信阳事件重新讨论，对涉及的少数人按敌我矛盾处理，大部分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工作。三年中，除偷盗抢劫粮食外，政治案件与凶杀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各种地下组织，各种名目的教派，（有的甚至自称‘皇帝’）反共传单四处张贴，谣言蜂起。但在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中，许多是无辜者，宋玉明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工人因说了对领导不满的话，竟被以破坏大炼钢铁的反革命罪判了５年刑。”
“……他回想起从农场逃出不久，听到暗中传播的一条小道消息：‘林副主席叛国出逃，在蒙古境内飞机失事，已机毁人亡。’云云。首先出现在他脑际的是‘亲密的战友’，是‘副统帅’和‘接班人’这几个曾是不可一世，但现在只显得滑稽的词儿，一定会有许多人在窃笑—那是一种嘲弄的笑，一种看到了转机的笑！”
中国就在这一政治遗产中走向了８０年代。国家丧失了合法性，个体带着嘲弄的笑和未干的泪。需要指出的是，在个体和国家的战争状态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往往得到了女性的呵护。国家把人推给了女人，使人在国家暴政中逃退到这最后的故乡安顿灵魂——这几乎是此岸世界最后的依靠。小说中的爱情伤感也是美丽的，但我相信，这里面存在很多幻想的成分，我们流浪在现实世界里一直并没有找到安娜——至于母亲，她总是带泪的。她在监狱门口被警察推倒，在暗夜里跪地祈祷。——“因为儿子，妈妈是多么的不幸啊。”国家暴政不仅声色俱厉地压倒孩子，还谈笑风生地毁灭妻子和母亲。这个故事到今天同样没有结束。警察继续在对孩子喊着“跪倒！”（第八章），继续在监狱里玩弄着是否允许犯人解手的权力（第七章），继续在去刑场的路上割破“罪犯”的喉咙（第十四章），继续欣赏着异议者和罪犯的母亲或爱人脸上的悲伤……小说里记载着这一类人，他们是“希特勒的追随者”（ｇｕｉｄｏ Ｋｎｏｐｐ），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Ｄ．Ｊ．）。他们没有一点人性，却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亲。这些人没有绝迹，新时代没有他们的忏悔，他们后继有人，而且茁壮成长。我相信，在个人对国家的胜利到来之前，凶手永远是我们的主人。
在力量是上帝而非上帝是力量的这个国家里，真理永远生活在未来，正义永远是迟到的。于是这个国家有千千万万个田建模，他们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挣扎着活下来，为的就是在将来向世界公开谈论自己的“史迹”。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国家的反人道罪行和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他们打算活到可以自由说话的那一天，告诉人们长期以来那些被言论禁锢所活埋的鲜血、尸体、哭喊和沉思。我觉得田建模先生几乎是为这本书而活到了今天，但遗憾的是，这本书却仍然不能在大陆出版。没有别的原因，凶手仍然控制着生活。
汉语文学作品这些年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思考，这一点是可喜的。《史迹》中有一些哲学思考，基本是在东方哲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它的最高出路表现在《红楼梦》的结局中，今天也部分表现在作家高行健的一些作品中。曾有朋友来问我，你说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答案是：中国作家缺乏终极关怀。在西方思想中，人性和神性的冲突构成的《圣经》的主要线索，也构成了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主要线索。但在汉语世界，这里面的线索基本上平面的，人与人，人与国家，男人与女人，穷人与富人，好人与坏人……这一平面思维一般很难寻找到精神出路，“人性论”于是构成这一哲学的顶点。缺乏超验根基的这一“人性”最后或者象庄子一样自欺欺人的跑了，或者自杀。不过读田建模先生的这篇小说我对自己的观点略有一些修正——在“平面苦难”如此现实而急迫的情况下，心灵可能无法更多地投入到形而上学领域和宗教世界吧。
最后我想提醒读者，我们在阳光和卧室里品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无论我们是表达敬意还是悲伤，我们都无法替代作者，无法真正感受他的传奇、悲惨、苦难、恐惧和绝望——那就是他真实的生活，而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故事。我不仅为结识这样生动的一个人而感动，他的存在也向我传递一个好消息：尽管武装到了牙齿、控制到了心灵，但国家的胜利仍然可能是一个谎言。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１日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