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作为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我对她充满了敬意，在读了关于她所领导的“绿带运动”等事迹报道后，也认为她确实是这一著名奖项合适的获得者。可是，毕竟她所生活和产生影响的地区离我太远，对于孤陋寡闻的我来说，此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所以，对于她的获奖，除了感到惊奇和赞叹外，就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发自内心来感动的东西了。
其实，在我的内心之中，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去年春天就早已有主。
虽然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去影响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也不可能去对谁进行有权威的提名，可是作为一种内心的评价，这位我心目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比任何人都更名副其实，即使是在去年和今年连续评选了两位杰出的女性获得这一奖项之后，我仍然这样认为。我的想法没有一点贬低两位女性获奖者的意思，而是从情感方面来讲——或许是因为民族和地域的差别——与她们难免有些隔膜和生疏。所以，我对于这样的奖项不能给予一个从情感方面使我感到更加亲切、从其他方面来看也丝毫不逊色于其他获奖者的人选而感到遗憾万分！我心目中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获奖意义，远远地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他的名字是：蒋彦永！
这是一个从去年以来，已经永远不会再陌生的名字，是一个令中国老百姓感到无比亲切和自豪的名字。
这种亲切，来自于他及时揭露了瘟疫早已肆虐成灾的真相，从而使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幸免于隐瞒、拖延救治萨斯疫情之难。现在，我无法设想，如果没有他在危急关头迸发出的勇气，结果会比事实悲惨多少？我非常想知道，蒋大夫的行为，斩断了多少已经伸向宝贵生命的魔爪，把多少人的生命从死神的手中救出？可这些都已经无法用数位来表达，只能在每一个中国甚至其他国家的百姓的心中，永远立下一块石碑，即使是那些故意隐瞒真相、甚至打击揭露真相者的人，他们的内心之中，也将会留下一块空地，来树起这块石碑，因为萨斯瘟疫，并不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势，绕道而行。在瘟神面前，死亡的概率，人人平等。
我为蒋大夫感到自豪的，并非仅仅是萨斯事件，这些只是他伟大性格中的一小部分。
蒋大夫令所有人感到震惊和最为佩服的，是这位老人站出来为“六四”说话。这样的胆魄，古来有几人？
作为一个从“六四”中过来的人，我是反对要求当局对“六四”平反的。以前在和朋友们谈及这件令人难忘的故事之时，常常批评他们的那种渴望平反的情结，并指出这种渴望与乞求招安无异，难道被平反后，我们就可以认可他们，与之沆瀣一气，或是他们就能够顺应民心了吗？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只有具有一定资格者，才能够评价“六四”运动，无资格者无权评价，更谈什么平反呢？“六四”不需要任何人平反，它的意义、性质人所共知，并不因为某种单方面的定性行为而有所改变，而且，对于给“六四”平反这种行为，现在还没有人拥有这个权力。将来如果这种权力产生了，也就没有必要再给“六四”平反。
但是，这种想法只能作为亲历并参与和受到伤害的在“六四”之中的，具有被平反需要的人的思想。对于处身于“六四”“之外”的蒋先生，如此奋臂一呼，则是我们和所有中国百姓最为渴望的义举。因为他和“六四”中人不一样，他本人没有被平反这种需求，他是本着一个仁者的良心来行为的，是凭着一个公民的责任来行为的，而他面对的，却是使用武力镇压和对一切要求对“六四”平反的民间人士进行逮捕和打击这样一种巨大的专制势力，这种勇气，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拥有的。
同时，蒋大夫还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智者。他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在揭露萨斯肆虐事件中获得的国内和国际声望，以此来向专制权力的软肋袭击，并一举击中要害。虽然没有获得决定性成功，可是这种行为本身的巨大社会作用，已经和推动当局给“六四”平反所差无几。记得小时候在初中和高中上历史课，总是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某某农民起义给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以沉重打击，某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统治的嚣张气焰，某某人的行为和思想，动摇了统治阶级反动的统治本质等等，我想，蒋大夫的行为，正在起着同样的作用。
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重要内容，纵观历届和平奖获得者，这方面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人数上，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令人感到和蔼可亲、却能单枪匹马地面对整个专制势力的蒋彦永大夫，才是真正无愧于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的人。而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我想，也早已把同样的荣誉，给予了蒋彦永！（2004-10-11）(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