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肯尼亞環境和自然資源部副部長旺加裏·馬塔伊，作爲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我對她充滿了敬意，在讀了關於她所領導的“綠帶運動”等事迹報道後，也認爲她確實是這一著名獎項合適的獲得者。可是，畢竟她所生活和産生影響的地區離我太遠，對於孤陋寡聞的我來說，此前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她的名字。所以，對於她的獲獎，除了感到驚奇和讚歎外，就沒有什麽能夠使我發自內心來感動的東西了。
其實，在我的內心之中，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在去年春天就早已有主。
雖然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去影響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也不可能去對誰進行有權威的提名，可是作爲一種內心的評價，這位我心目中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比任何人都更名副其實，即使是在去年和今年連續評選了兩位傑出的女性獲得這一獎項之後，我仍然這樣認爲。我的想法沒有一點貶低兩位女性獲獎者的意思，而是從情感方面來講——或許是因爲民族和地域的差別——與她們難免有些隔膜和生疏。所以，我對於這樣的獎項不能給予一個從情感方面使我感到更加親切、從其他方面來看也絲毫不遜色于其他獲獎者的人選而感到遺憾萬分！我心目中的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獲獎意義，遠遠地超過了大多數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他的名字是：蔣彥永！
這是一個從去年以來，已經永遠不會再陌生的名字，是一個令中國老百姓感到無比親切和自豪的名字。
這種親切，來自於他及時揭露了瘟疫早已肆虐成災的真相，從而使千千萬萬中國老百姓幸免於隱瞞、拖延救治薩斯疫情之難。現在，我無法設想，如果沒有他在危急關頭迸發出的勇氣，結果會比事實悲慘多少？我非常想知道，蔣大夫的行爲，斬斷了多少已經伸向寶貴生命的魔爪，把多少人的生命從死神的手中救出？可這些都已經無法用數位來表達，只能在每一個中國甚至其他國家的百姓的心中，永遠立下一塊石碑，即使是那些故意隱瞞真相、甚至打擊揭露真相者的人，他們的內心之中，也將會留下一塊空地，來樹起這塊石碑，因爲薩斯瘟疫，並不因爲他們手中的權勢，繞道而行。在瘟神面前，死亡的機率，人人平等。
我爲蔣大夫感到自豪的，並非僅僅是薩斯事件，這些只是他偉大性格中的一小部分。
蔣大夫令所有人感到震驚和最爲佩服的，是這位老人站出來爲“六四”說話。這樣的膽魄，古來有幾人？
作爲一個從“六四”中過來的人，我是反對要求當局對“六四”平反的。以前在和朋友們談及這件令人難忘的故事之時，常常批評他們的那種渴望平反的情結，並指出這種渴望與乞求招安無異，難道被平反後，我們就可以認可他們，與之沆瀣一氣，或是他們就能夠順應民心了嗎？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只有具有一定資格者，才能夠評價“六四”運動，無資格者無權評價，更談什麽平反呢？“六四”不需要任何人平反，它的意義、性質人所共知，並不因爲某種單方面的定性行爲而有所改變，而且，對於給“六四”平反這種行爲，現在還沒有人擁有這個權力。將來如果這種權力産生了，也就沒有必要再給“六四”平反。
但是，這種想法只能作爲親歷並參與和受到傷害的在“六四”之中的，具有被平反需要的人的思想。對於處身於“六四”“之外”的蔣先生，如此奮臂一呼，則是我們和所有中國百姓最爲渴望的義舉。因爲他和“六四”中人不一樣，他本人沒有被平反這種需求，他是本著一個仁者的良心來行爲的，是憑著一個公民的責任來行爲的，而他面對的，卻是使用武力鎮壓和對一切要求對“六四”平反的民間人士進行逮捕和打擊這樣一種巨大的專制勢力，這種勇氣，不是普通人所能夠擁有的。
同時，蔣大夫還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智者。他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在揭露薩斯肆虐事件中獲得的國內和國際聲望，以此來向專制權力的軟肋襲擊，並一舉擊中要害。雖然沒有獲得決定性成功，可是這種行爲本身的巨大社會作用，已經和推動當局給“六四”平反所差無幾。記得小時候在初中和高中上歷史課，總是會讀到這樣的段落：某某農民起義給反動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以沈重打擊，某某事件沈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統治的囂張氣焰，某某人的行爲和思想，動搖了統治階級反動的統治本質等等，我想，蔣大夫的行爲，正在起著同樣的作用。
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重要內容，縱觀歷屆和平獎獲得者，這方面無論是從理念還是人數上，都佔據著明顯的優勢，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令人感到和藹可親、卻能單槍匹馬地面對整個專制勢力的蔣彥永大夫，才是真正無愧於諾貝爾和平獎這一榮譽的人。而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我想，也早已把同樣的榮譽，給予了蔣彥永！（2004-10-11）(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