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我是于2004年9月14日被释放的，至今日整整24天。在这些天里，我忙于回家祭拜父母，拜望在我入狱期间给我个人及我的家庭以帮助的学界前辈及亲朋好友，再就是就医诊病。同时我还要想办法了解当前的社会，及在我服刑的这四年间，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以期能尽快与时代、与社会接轨。
这是一个信息时代，我很快便具有了相当充分的信息。我知道了在我入狱期间，于我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许多我素不相识的人给我以帮助，比如深圳的赵达功先生、辽宁的田晓明先生以及留学美国的范英着先生，都以犀利的语言表达了对使我失去自由的相关判决的不满。如我在撰写《释放纪事》时数度因怀念父母而流泪一般，范、赵、田几位先生的文章再次让我数度流泪。此外，我更了解到了我的妻子因为我的被捕而受到的歧视，及由此带来的难言的屈辱。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有的是很令我无奈的，而有地则必须要有所表示，比如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向所有在我入狱期间给我及我的家人以帮助的友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觉得我更有必要作出一个声明，即声明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我是于199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之所以要加入这个组织，首先是因为我对一生关心农村建设、关心农民疾苦的费孝通先生的崇拜。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工作使我经常接触农民，所以我十分了解农民的政治经济处境。在加入民盟之前，我即已撰写过许多有关农村、农民问题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在国内十分有影响的报刊上，我以这种作法来争取为我的农民父老们来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在加入民盟之后，我更是以此为宗旨，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及评论发表在经济预测、中国青年报、经济学消息报、民主论坛等报刊上。就在我被捕前十几天，我还曾专程回我的老家去现场调查农村选举的问题。我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自豪。而我之加入中国民主民盟的第二个原因，其实并不怎么健康——乃是因为我对中国当前政治极其失望的前提下，为表示决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甚至从未写过入党申请书，虽然也有人代表组织一再怂恿——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颇有消极的意味在里面的，虽然此后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消极，但我常为我的这种初衷而惭愧！
在我被捕之后，曾经有过幻想，幻想当局会因为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而将我释放；在我接到那个令人气愤的判决后，我也曾写信给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丁石孙先生，希望中国民主同盟能注意到这个由共产党起诉我造谣污蔑他们、又是由共产党来审判的这一仅仅从程序上便存在根本性的不公正的案件，能帮助我澄清问题，能说服当局依法办事。然而很遗憾，我未接到任何回信。我又曾委托我的妻子将我的申诉寄丁石孙先生，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想，这无论如何也说明中国民主同盟对他的盟员的利益实在太不关心。而我在被释放后二十几天的时间里，也一直未见到中国民主同盟本地负责人来与我沟通。所以我感觉我已失去了继续留在中国民主同盟这一组织中的所有理由。特借贵报一块宝地，声明此事，诸多不便，敬请鉴谅！
2004年10月8日于河北省泊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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