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1日讯】十月三日
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上午九点，与刘怡约在三菱研究所大门外见面。我们转了两次地铁，一出地铁口步行数十米，便是这着高耸云天的大楼。
刘怡还约了一位对我们的片子很感兴趣的朋友——“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研究员中井丰先生。中井是一位在中国居住了多年的“中国通”，亦对日本财界、政界和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中井表示，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联系一些日本知名人士，对他们进行深入的采访。
我对中井流畅的中文感到吃惊，中井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上海人，他天天在家中跟妻子说中文，因此中文才有了进步。
今天上午，我们将采访“三菱研究所”海外开发事业部的研究员宇佐美晓先生。宇佐家世显赫，其父是日本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私立名校庆应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宇佐曾在日本外交部工作，现在的身份可以说是日本外交界、财界和政界的“智库”，运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对高层发挥某种影响力。此种日本之青年精英，进入中国传媒和学术视野并不多，这次是一个与之交流的好机会。
战后以来，日本出现了的四股政治潮流，它们相互作用、冲突并融合。
第一股政治潮流是亲美国际派。他们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外交上紧跟美国。亲美国际派认为，在近代史上，日本什么时候与美国关系好，什么时候日本就繁荣昌盛，什么时候关系不好，什么时候就遭到挫折。何况，现在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日本的国家利益就在于紧紧地追随美国，视《日美安保条约》为至上。这一派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直占主流，小泉首相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沿袭这派主张。
第二股政治潮流是亚洲国际派。他们也基本上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国际协调。但他们重视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这一派又可分为旧亚洲国际派和新亚洲国际派，前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同情社会主义，以旧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而新亚洲国际派是从二十一世纪日本国家利益考虑积极主张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其代表性政治家就是加藤纮一。他主张美中日之间建立正三角关系，以利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日本外交。
第三股政治潮流是理性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对战后民主改革采取批判态度，认为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应该修改，战后教育改革使日本失去民族精神，亦要重新审查。但在国际关系上能够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要与新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共同努力构筑东亚经济圈，甚至东亚共同体。这一派的代表性政治家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第四股潮流是极端（或者右翼）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与理性国际派相同，但感情色彩浓厚，呈现新国粹主义倾向。因而在对外关系上以日本为中心考虑问题，既有反美情绪，又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和言行。他们老是想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排除中国在外的东亚经济圈，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其代表性政治家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与中曾根一样强调日本的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外关系上。
宇佐的观点属于哪一派呢？
宇佐西装革履，打扮一丝不苟，典型的日本“银领”作风。我们的谈话围绕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外交目标展开。
谈及西方盛行之“中国威胁论”时，宇佐认为：中日经济合作良好，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不可缺少，但是需要均衡发展。他强调的“均衡”一词，显然背后存在着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某种隐忧。他同时指出，日本许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导致日本本土空洞化，有人表示担忧。近年来，日本政府也开始兴办开发区，反过来引进中国企业。两国经济有了新的合作。
军事问题是宇佐的研究重点。我便问道：“您认为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多大的市场？这种看法正确吗？”
宇佐回答说：“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地公开军事方面的资讯，以消除邻国的担忧。资讯透明之后，互相之间反倒不猜忌了。最近中国方面宣布裁军二十万人，这是一个好的措施。”他亦认为，比两国政府关系更重要的是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两国国民之间是否感到对方是威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钓鱼岛问题，宇佐认为这是一个海域划分问题，关系两国渔民的生活，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之。
就靖国神社问题，宇佐说：“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无权干涉。况且神社并不是单单供奉二战战犯的。同时，对于二战的性质，国际上和日本政府已经有定论，靖国神社的观点并不代表国家和政府。”我个人认为，他的这种说法依旧避重就轻，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动不动就提靖国神社，有点小题大做。
我最后问道：“您对亚洲合作的前景作何展望？”
宇佐回答说：“两国的现任领导人都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新一代正视历史、仰望未来完全是可能的。建立亚洲共同体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也是现实问题。东南亚各国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要进入国际标准之后才有可能。日本已经与东南亚各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未来也能够与韩国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段回答也是话中有话。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显然对历史问题不感兴趣，他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而对日本自身的责任避而不谈；同时，他也指出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剩下的就是韩国和中国了。其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包含在言语之中。
与宇佐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其人思维颇缜密，绵里藏针，受过极好的学术训练。他的主要观点比较接近第三种“理性民族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政客正在日本学界和政坛崛起。
我喜欢与聪明人谈话，宇佐就是这样一个好的交谈物件。了解青年一代精英分子的想法，方能了解日本政坛的走向和日本外交的目标。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过于重视日本左翼和右翼的声音，其实这两种声音在日本都是少数和边缘的声音，根本无法左右日本的政局。而像以宇佐为代表的“政策新人类”，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这批人的想法尚未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
再比如，年仅四十九岁的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被政界看作是小泉的接班人。其父安倍晋太郎曾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出任外相，是当年自民党内的实力人物。其母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女，岸信介曾经加入东条英机内阁，战后被列入甲级战犯，后来却出任首相。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安倍晋三被称为“纯种政治家”。这一方面说明日本现代政坛挥之不去的“封建性”和“世袭制”，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社会思潮趋于保守化。
采访结束之后，我们顺便与宇佐的助手、一位名叫柳本的女孩聊了一阵。柳本曾留学西欧，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只知道中国菜好吃，连欧洲的小镇上都有中国菜馆。她为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而感叹。
柳本告诉我们，文部省教科书中关于二战的内容不多，她的大多数同学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在中日关系上，她认为个人层面交朋友很容易做到，但是发展论到政府和组织就很难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如此，中日都是亚洲国家，文化相似，长相相似，应当友好和睦地相处。当然，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说，感情上不可能很快扭转对日本的看法。她的观点，颇能代表日本的年轻白领们。
中午，我们在附近的一家餐厅就餐。各自点一份套餐。这里是大阪主要的办公区之一，来此就餐的多是在写字楼内工作的白领阶级。因此，中午餐厅的生意十分红火。
午饭时，刘怡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日本的中国人中，女性一般都很喜欢日本，男性却大多数都不喜欢日本。我想，这也说明女性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女性看重日常生活的质量，因此喜欢日常生活充满诗意的日本；而男性摆脱不了种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关怀，因此难以真正融入日本社会。
生为女性，在日本确实是幸福的。大部分日本的女性，在结婚之后都不必继续工作，而在家中操持简单的家务。闲暇时候，去学校学习插花、茶道等艺术门类，去商店购买衣服和化妆品。在日本的商店里面，女性用品种类繁多、精美绝伦。
饭后，与刘怡和中井丰告别。张导和小林到附近拍摄外景，我与秦导坐地铁回到宾馆。下午三点，刘怡又来到宾馆，特意给我带来一件生日礼物。这是一个红色的小猪，背上有格子，可以放置CD唱片。这次在日本，我与刘怡是第一次见面，却像是老友般亲切。我们是同龄人，她毕业自复旦，也经历过一年军训，故有一样的“切肤之痛”。我感谢她这样有心，他乡的新知，尤为珍贵。
下午四点，我与秦导一起去日本国会，拜见邀请我们访日的参议员田英夫先生。在参议院会馆大门口，我们与班忠义碰头。
几个月前，我在凤凰台上看到过班忠义的事迹，他多年来自费从事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救助工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留学生。燕子也曾经告诉我，班忠义是在日五十万留学生中的异数，一定要见一见。于是，我们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与之联系，听说他这段时间在国内。
今天，班忠义刚刚从中国回来，风尘仆仆地赶来与我们会面。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东北人。其人身材高大而英俊，有豪侠之气。
我们一起来到田英夫的办公室。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几乎是随意进出，只要取一张路条即可，并不详细盘查来客的证件，比进美国国会的手续还要松散。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没有美国国会议员那麽庞大豪华，里面也只有三五位工作人员。
不巧，田英夫正在出席会议，便由他的秘书片山美智子负责接待我们。片山女士在此工作多年，对中日关系也相当关注。
片山美智子向我们介绍了田英夫先生所作的一些中日友好的工作。田英夫先生亲身体验过战争，切身知道战争的残酷性，所以自从一九七一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一直在议会主张和平外交。他走访过中国许多遭受日军战争蹂躏的地方，更是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恶痛绝。不久前，在日本国会讨论派兵伊拉克问题时，田英夫是委员之一，他作了反对派兵的演讲，但遗憾的是派兵法案最后还是得以通过。
谈及日本政坛右倾化的状况，片山美智子亦颇为担心，她认为国会中年轻一代议员增多，他们不像田英夫先生那样曾经当过兵、深知战争的残酷。这些议员支援修改和平宪法，如果修改宪法成功，和平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她还谈及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疏远，他们一般都袖手旁观，许多政党都拿不出好的政策来吸引年轻一代。现在三十至四十岁的年轻人，一般对国际事务不了解，对国内事务也不了解，他们都以“无党派”自居。
“那麽，社民党有什么策略来应对这样的变化呢？”
片山女士说，这次小泉在议会选举获得高票，这说明日本国民还没有意识到其政策的危险性。社民党要让国民了解其政党宣言，了解其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主张。但是，社民党现在是少数党，其政见也不为媒体所重视。
在与片山女士的谈话中，我明显感受到：社民党对其不断衰落的命运颇感困惑，尚无明确对策来应对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如此反应迟缓，对其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十多年前，社会民主党一度非常辉煌，其党魁村山富士出任首相。在村山担任首相的时候，出台诸多改革政策，亦主动就当年的侵略罪行向亚洲各国表示道歉。但是，很快社民党便进入了衰败的怪圈，不仅无法与第一大党自民党抗衡，而且被新兴的民主党也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此次国会选举的惨败，估计短期之内无法恢复元气。
这种情势，固然跟国际格局的变更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日本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由于社民党无法拿出一套新的治国理念来，便迅速被选民所抛弃。这也是民主政治残酷无情的一面。
拜会完毕之后，班忠义随同我们回到宾馆。在计程车上，班忠义简单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履历：他一九五八年生于辽宁抚顺，一九七八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一九八七年到日本留学，先在上智大学攻读新闻硕士，后到东京大学主修宗教。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班忠义在东京参加了一次关于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听证会。这次偶然参加的会议，改变了班忠义的一生。一位来自中国山西的一位老人，以她三次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血泪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当老人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这无比悲惨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义的心。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起慰安妇的遭遇，并展开了救援行动。
强烈的信念促使班忠义踏上了寻访慰安妇的漫漫征程。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班忠义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战后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当年被日军强迫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和韩国妇女。他用笔和摄影机把这些不幸老人的凄凉晚景在日本通过各种媒体广为传播，号召民众捐资。班忠义用这些善款和自己的收入救助了战后残留中国的日本妇女十多人、中国和韩国慰安妇近六十人。
一边交谈一边进了房间。我去楼梯间的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几瓶饮料，继续听班忠义讲述十一年来为战争中性暴力受害者所做的一切。
班忠义特别使用了“性暴力受害者”这个词语，他不同用“慰安妇”这个传统定义。他说，许多受害者根本不是正式的慰安妇，她们就是被掳掠去供日军强暴的无辜妇女，她们也从来没有获得任何的钱物。用“慰安妇”这种说法不足以概括所有的受害者。
说起十一年来的救助之路，班忠义只是淡淡一笑，丝毫没有英雄的慷慨激昂。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些老人已经被战争这架畸形机器给铸造成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人去管她们，她们最终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死去，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多一个关心她们的人，她们本来已经麻木、冷却的内心就会多一丝温暖，那一颗颗饱经创伤的心灵就会多得到几许爱抚。”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性暴力受害者的行动中，班忠义辞去了在日本都算得上是收入丰厚的职位。当年和他一道来日本的同学，八九年后大多在东京混得很不错，都有了自己的洋楼、小车、理想职业和家庭，有的还当上了课长、社长。每当同学聚会，就有人说他傻，不好好挣钱，去管什么“残留妇女”、“慰安妇”！也有人说：老班，咱们合伙吧，凭你的名气，干点啥不行呢？班忠义这时总是淡淡一笑。的确，他也大把大把地挣过钱，可转身又都花在自费回国采访、帮助那些不幸妇女的身上。
班忠义是五十万留日华人中的“异数”，他是一位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并非我这人天生对久远的、阴森的主题感兴趣，写完了日本‘残留’妇女，又去写中国慰安妇，因为她们中的部分人还活着，活得很痛苦，在她们有生之年能为她们‘鸣冤叫屈’也算得上做件好事。有的‘老鬼子’说慰安妇是中国人自愿的，为了使那些不幸的中国妇女五十年后不再受日本人的污蔑，我决定回去，历尽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找到她们本人，录下她们的证言，摄下她们的伤痕，作为对日本人的控诉材料，恢复历史的真实与公正……”
班忠义高兴地告诉我，目前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主要的资助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给受害者基本的生活费，二是作为医疗费，三是帮助建房卖房使之有一个安身之所。目前基金会杯水车薪，压力很大。而受害者一个个进入高龄，健康恶化，所需的救助资金越来越多。
当然，最困难的不是缺钱，而是脚踏实地地为那些受害者服务。为了保证每一分钱都能够直接达到受害者手中，班忠义每年都会回国，深入穷山恶水，把每一笔钱带到那些绝望的老妈妈的家中。班忠义还要帮助她们买各种生活用品，花几天时间与她们一起同吃同住，耐心地进行采访。说到这里，班忠义的眼中闪烁着泪花：“这些老妈妈既需要钱，也需要爱，可惜她们身边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爱她们……”那些在网路上嚷着扫荡日本、报仇雪恨的“爱国粪青”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来爱一爱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老妈妈呢？
我听了班忠义的讲述之后，感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将身上带的四百元人民币捐给他们的基金会，并表示以后回国的时候可以跟我联系，我愿意做更多的奉献。
班忠义郑重地收下这点微薄的捐款，对我说：“这是我收到的第一笔中国同胞的捐款。”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无法为自己获得的这个“第一”的称号而骄傲，恰恰相反，我感到了痛苦和耻辱。五十万旅日的华人何以如此沉默？十几亿的中国同胞为何如此冷漠？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功利的民族。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说法几乎不会有人怀疑。许多中国同胞不相信班忠义仅仅是凭着“良心”来做这件事情，反倒是他的日本妻子无怨无悔地支援丈夫的事业。班忠义说：“我妻子是基督徒，她的信仰让她能够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有一个他的同学曾直率地问他说：“你做这些事究竟有什么另有目的和企图？”班忠义回答说：“我去过美国、台湾，看到过物质文明的极致，那都是在贫困和歧视中长大的我梦寐以求的。然而，真的置身其中，又会感到一种不踏实，一种渴望慰藉心灵的愿望又会滋生。人也许就是这样，得到物质的，渴望精神的，有了精神满足，又渴望物质的。我现在只想帮这些老人，真的不图其他什么，只觉得这么做才心安。”
班忠义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爱国者。他说：“我就像一棵树，不论长多大，根是不变的，这个根就是劳动者吃苦耐劳的本质，枝、杈是我个人的知识和才华，我要让它枝繁叶茂，最后叶子落下来，还于这片土地。”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班忠义身影孤单。有时候为了省钱，他连地铁也舍不得坐，一直走几公里的路从他任教的学校回家。
我很想听班忠义谈谈对日本的看法，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六年，一定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过客”所没有的特殊感受。于是，班忠义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经常带着小女儿乘坐东京地铁，地铁里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幼，个个面无表情，闭目养神。女儿童心无邪，走上前去对这个人笑笑，拍拍那个人的脸颊，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孩子。女孩便问父亲说：“他们都是泥菩萨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香港、美国、欧洲等地乘坐地铁时，大人们都会主动逗这个可爱的女孩玩。班忠义的结论是：一个没有童心的民族很容易陷入邪恶的深渊。
谈起日本的近代史，班忠义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半截子的维新”，是一次只有硬体而没有软体的维新。日本人重技术而轻精神，迅速学到了西方富国强兵的办法，而没有受到西方尊重人权、尊重个性的文化的浸染。其军队训练极其残忍，乃是将人变成魔鬼。虽然装备了现代化的武器，仍然要使用武士刀杀人，直到一九四零年，日军的训练手册中还明目张胆地写道，要训练战士拿刀杀人，目的是培养一颗武士道的心。
同时，日本有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班忠义称之为“国家地方主义”。日本人没有安全感，不断地寻找假想敌。他们在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从来不敢光明正大，每次要制造出一些极其荒唐的借口来，如“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均是如此，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比纳粹的手段还要拙劣。全世界都感到可笑和可耻，唯有他们自己不觉得，演戏演得津津有味。
班忠义还谈到汉奸现象，他痛心地指出，“中国的汉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卖国贼都多”。汉奸遍布每一个阶层，有高级官员、文化人、军人和普通百姓。他举例说，在山西发生过一起集体投敌的事件。在一个共产党员被捕招供之后，日军公布此消息，并严令其他地下党员立即自首，否则杀无赦。在此情况下，当地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向日军自首。这批人当中，许多人沦为“铁杆汉奸”，他们完全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得到同胞的原谅，而只能以变本加厉地荼毒同胞来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这样的事件是不会在历史书上出现的，我们这个民族太讳疾忌医了，没有愿意去对汉奸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我们谈话的时候，王选也在对面的房间中大声谈话，她正在痛斥日本政府对东京地方法院细菌战判决进行上诉的决定。于是，我们转移阵地，过去参加他们那边的讨论。王选与班忠义从事的是相似的事业，他们是老熟人了。坐在床边的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女士，姓罗。谈及今天日本政府的上诉，罗律师极其生动地形容说：“日本政府简直像一只王八，刚刚往前爬了一步，又缩回去了。”
谈到深夜，班忠义告辞回家，我们约定保持联系。
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前打开电视，萤幕上正在报道日本政府上诉的新闻，中国受害者李臣接受记者访问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受害者们一起到首相官邸表示抗议，小泉则在警察的护送下匆匆离开，根本无视中国受害者的存在。
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这个特殊的生日在异国的忙忙碌碌中度过，也别有一番意义。“三十而立”，总算没有辜负这句话。下午抽空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也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今天更是母亲的受难日呢。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