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岳鹏费城报导) 12月11日(星期六)，大纪元时报等在费城市中心的国家宪法中心举行了首次大费城“评共产党”研讨会。费城汤玛斯-杰佛逊大学医院精神病医生、大费城亚洲文化中心董事长杨景端博士在会上即席演讲。杨医生从他个人的经历谈起。他指出， 在中国，入党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人必须努力要争取的。 因为，一个人的升学，晋级，参军，提干等一切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经济利益都和入党挂钩，只有入党才有个人发展的空间。 共产党也正是用这种手段把中国人控制在自己手中任意摆布。这正是一切邪教的特点。 年轻时还有改造共产党的幻想，结果发现这毫无可能。 他的同学张华跳粪坑救农民而死的故事被中共宣传机器扭曲得面目皆非。他感到共产党为了需要，想要怎么宣传就可以不择手段。他的姐姐因为修炼法轮功、履行公民职责上访而被关押一年，后又被绑架、判行3年半，现在还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在共产党眼里，宪法只是一个摆饰，中国老百姓只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没有人权、自由可言。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杨景端医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不起我来晚了，刚刚参加了一个葬礼。在那个葬礼上，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大家对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这很容易就让我联想起，生命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的眼里，是多么的不值钱。
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过“编辑部的故事”。大陆来的人都知道，那里面的主人公李东宝说只要做两种人，要么做“共产党”，要么做“大灰狼”。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想当共产党，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我当了共产党，就只有别人怕我，而没有我怕别人了。我想这和李东宝想的，要么当“共产党”，要么当“大灰狼”是一个意思。
到我五、六岁的时候，这个想法变了。因为一天晚上，我的爸爸，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参加抗日的干部，在一天晚上突然被他们单位的一些群众、一些革命群众给拉走了，他一夜之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接着就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当时我也不懂这些事情，我印像最深的就是他每天都戴着白袖章在公园里扫地，然后我们一家人都擡不起头来。尽管如此，我们一家的奋斗目标就是平反，平反，和恢复名誉。当然后来过了一两年就平反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当时那些批他、打他、斗他的人也都没事，事情就过去了。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还是把入党看的很重要。记得我哥哥当时当兵，老入不了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入不了党，你就提不了干。在中国跟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你入不入党跟你的生活都没有关系，跟你的事业没有关系，跟你的前途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国它把你的一切都控制了，你的升学、招工、晋级、当兵、提干这些词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不入党这些就都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说我们老讲“邪教”，“邪教”的特征之一就是剥夺你生存的一切基础。共产党它实际上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邪教。
所以，那个时候我哥哥当兵半年都入不了党，我爸爸就很着急。他就问我哥哥“你是不是拉小提琴拉太多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哥哥说他入党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提琴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换句话说，拉小提琴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就被看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印像很深刻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对共产党的所做所为有很多反省，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我印像很深的是上大学的时候组织大家学雷锋，到西安的兴庆公园扫大街，把灰从一个地方扫到另一个地方。我回来以后就给我们教导员写了一封信，我说把星期天一上午的时间都用来学雷锋扫垃圾，把垃圾从一个地方扫到另一个地方，我说这也太形式主义了吧。我就给学校广播站写了个稿子批评这个现像。教导员和老师就跟我说“你的说法都很对，但你的稿子我们不能播。”可见任何舆论都是要控制的。后来我想了想，如果在大学里不入党是不要求进步的表现，共产党它有很厉害的一招，就是人间有什么好事，甚至是一些自发的好事它都跟它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你要作个好人你就必须要入党，你不入党就不是个好人。你要是要求进步就必须入党，我要入党还必须给自己找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我要改造共产党，我只有成为党员才能改造共产党。所以当时这个理由很符合一个热血青年的想法。所以即使面对着所有的不满意，我还是申请入党了，我也很快就入党了，大学三年级就入党了。
后来，一转眼华国锋就下台了。我说这个主席开个会就没了，我就觉得这个党有党章的，我学党章学的很认真的，怎么也没批判批判这个主席就下台了？我就搞不明白这些事情。当时我就在反思这些事情，发现我当时追逐的已经不是什么改造共产党，而是在追逐我个人的利益。应该说在这方面我是成功的。83年第四军医大学450个学生挑一个到澳大利亚留学，挑的就是我。可想而知我当时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话，它不会那麽放心的让我去承担那样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那时短期出国留学，穿着军装，那是一个政治任务。到澳大利亚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惊讶，一件事情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学生问我，要跟我讨论老子的道德经。我傻了，什么老子什么道德经呀。那是我第一次感到震撼，一个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那麽清楚而我却是一无所知，而我还自命是一个非常知识非常有头脑的人。所以那次给我的震撼非常大。
第二个震撼是在澳大利亚的三个月，让我感到我活出了一种尊严，到哪去别人都很尊敬我，我也感到思想、思路活了起来。就是感觉很好，可是我当时的党性还是很强的，所以三个月之后就回国了。但是我一回去面对的却是审查，我记得很清楚，副校长带着一大帮的人。本来应该是一个汇报，我也很高兴想把很多事情汇报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像审犯人似的在那审我，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照理说像我这样的回去应该作作报告呀、宣讲宣讲呀，但他们只是一个劲儿的问我问题。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我出境的时候我问了给我办护照的外事官员一句话。 我问他说：“听说在香港机场的时候是可以出境的。”因为我要在香港机场等12个小时，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出去看看香港。我就问了 这么一句话，这就成了他们审问我的所有原因。就是担心我有没有什么想法，主要是看我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想这是关键。
我长话短说。大家知道我和张华是同学，第四军医大出了个张华，张华是个很老实很好的一个小伙子，打一手漂亮的篮球，我们都很喜欢他。可能他当时也没有多想，到一个粪池里救个农民结果就死了，没救上来。我们当时非常悲痛，连夜做了花圈，要给他立一个塑像。结果我们所有搞这件事情的人都被批判了。就此可见，当它不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做是不行的。后来转眼之间，他们要把张华树成英雄了，那麽我们要不学都不行了。但让我们学的张华已经不是原来的张华了，完全都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这个张华是谁，完全不是我们认识的活生生的张华了。因为那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我就极力反对还提议说，我们不如到医院去给人家擦擦玻璃窗，都比学这个假张华要好。
可见当时的宣传，已经扭曲的非常厉害了。张华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了，他女朋友当时的日子就非常难过，因为军队是不能谈恋爱的，她女朋友非常悲伤可是也不能表露出来，可见人性是不能得到任何体现的。
接着就到了“六四”。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对自己的利益看的也很重，就怕受到伤害，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家庭里面经常是心惊肉跳的，都不知道我老爸哪次运动就进了牛棚了，所以我总是很小心的。“六四”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走上了街头，我就骑着自行车在边上给他们打打边鼓，过后马上就把事情推的一干二净，就说我是在旁边看热闹的。让我签字马上就签，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因为那时候在医院里工作，如果你不跟它保持一致的话，什么晋级、长工资、出国就都完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等到我这次出了国，我们有个邻居他妈妈是兰大哲学系的教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学校的台阶上被学生打断了脊椎骨。他的太太是浙江来的，父母是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被整的很惨。我们俩家来往的很好，最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一骂共产党，我们就为共产党辩护，说共产党不错啊，这几年改革开放…….脑子里装的完完全全都是那套东西。所以他们就很不能理解我们，搞的我们关系都很紧张。
真正认识共产党就是在过去的五年，它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让我真正看清它。为什么呢？因为这发生在我家人身上。我家兄弟姐妹八个，我大姐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除了性格暴躁外，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就是喜欢练个气功，今天练这个气功，明天练那个气功，最后炼了法轮功了，她算是安定下来了。“啊，这个功好！”这个功教人作好人，脾气整个变了。她和我哥哥年龄差十个月，原来整天吵架，后来再也不吵架了，家里人也都说她变好了。因为镇压法轮功说的都是假话，她就要去上访，上访也是公民的权力呀，结果就因为上访就给她判了一年罪。跟她一起上访的是人大代表，是安徽旅游局局长，曾经是抚阳市副市长。人大代表上访也不行，恰恰因为是人大代表，就被判了四年刑。对他们打呀什么的我这里就不说了。
第二次呢，她是在家里就被抓走了，而且把一辈子的劳保、福利全都抹掉了。不过我很为我姐姐感到自豪，如果她不修法轮功恐怕是不行的，她就是决不签字，不说一句违心话。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第二次又被抓，被抓的罪名就是她散发了四张光碟。中国你看宪法那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她散发了四张光碟，不管光碟里装的是什么，她没有违反国家的宪法呀，结果就被判三年半徒刑。在这之前他们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绑架走的，绑架走了34天，是“610办公室”绑架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也不是个法律部门。绑架走后关了34天，把她绑在椅子上打她，硬要让她交代出如何跟我里通外国要颠覆政府的。其实我跟她在电话上都很少讲话，因为我们家的电话是被监听的。我再看我家里人的反映，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在当地的干部。我有个姐夫是个副市长就说：“什么人我都能帮，杀人犯都能帮，就是法轮功不敢帮，一帮就是叫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法轮功犯了什么罪了就这样害他。
归根结底是一个美国朋友帮我揭开这个结。别人老问我，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我讲来讲去我都觉得我是在为它找理由。因为什么都不是理由。人多也不是理由，好人多难道不好吗?上访，不是对政府信任吗?信真善忍有什么错?结果那个美国朋友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你信真善忍，那还不结了?你信真善忍不打你打谁呀?你要是信真善忍了，中国人都信真善忍了的话，共产党一天都维持不下去.谁帮它撒谎，谁帮它整人，谁帮它制造社会的统治和控制?谁都做不了。这让我真正开了窍。
我已经离开中国10年了，算自动退党，但今天是个好机会，我主动要声明一下，我要彻底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特别是在我的精神上，在我的思想上，直到我今天我说话，我都不能完全说我摆脱了那种恐惧。我还在脑子里想:我说什么,不说什么，这种恐惧的阴影我还没摆脱。但是我想今天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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