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4日讯】(美国之音报导) 2004年，中国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方面虽然不断取得进展，但艾滋病病毒也继续在中 国的传播，艾滋病人的福祉、“艾滋孤儿”的命运、艾滋病活动人士的处境等问题 仍然令人关注。
*政府开始重视艾滋病问题*
今年11月30号“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身兼中国党政军最高职务的胡锦涛来到北京 佑安医院看望那里的艾滋病人。胡锦涛在鼓励艾滋病人的同时，希望中国全社会消 除对艾滋病患者的各种歧视和隔阂。去年，温家宝总理也曾在“世界艾滋病日”前 夕去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人。
北京的民间组织“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从整体上来说，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所谓“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启动了一系列的行动，以落实中国政 府2003年在联合国艾滋病特别会议上所做的承诺，而且民间的草根组织的参与和发展生存空间也不断扩大。但是他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有很多承诺，因为积累了很多批评，所以政府的早期行动，更多的是有作秀的成分，政府还没有准备好要做什么，就已经对外说要做什么，所以很仓促地去做，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对于很多艾滋病人，对社会还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甚至于一些伤害。”
已经是髦耋之年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妇科肿瘤专家高耀洁教授说，她很高兴中央领导能开始重视艾滋病问题。但她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是“上边中央重视有政策，下面地方歧视有对策”。
高耀洁：“整体的评价是中央级的重视，像胡锦涛主席亲自下来看病人，但是到了底下来，还是一言难尽的苦。中央这一层好像是冰化了，但是底下的话还冰冻三尺。”
北京民间艾滋病活动人士、“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负责人李丹认为，中央领导人在艾滋病的问题上态度开始越来越开明，这是比过去的一个进步，但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把防治艾滋病作为国家头等大事：“中央政府也是这样，知道艾滋病现在不管它，过10年之后，会有1千万两千万3千万，到时候就不能抑制了，控制不住了。但是中央面前摆着很多急迫的问题。比如说台海、三农、下岗、暴动等严重问题。 它需要去做这些急迫的问题，这些急迫的问题花掉它很大精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放太大的精力在艾滋病上。”
长期以来关心艾滋病人的民间活动人士、“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佳说， 政府现在投入了大笔资金来帮助艾滋病患者，但这不等于是救世主的恩赐。胡佳以河南为例说，今天这么多的艾滋病人，大多都是1990年代中期政府大力倡导卖血活动遗留下来的后患，因此政府必须要对这一严重的公共卫生失误承担责任。
胡佳指出，政府应当为拖延了10年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进行深刻检讨，采取有效行动，而不是象一些地方官员那样去敲锣打鼓、戴大红花地进行宣传：“如果说有什么方面他们有大大改善的话，那就是在向新闻宣传的策略，在向国际社会，向中央政府粉饰太平，建立形像工程这方面，能力真是比以前大有长进。”
*河南派工作队实际是作秀*
胡佳还提到，今年2月18号河南省政府向无法再遮掩下去的38个所谓重点村派驻了76名工作人员，名义上是帮助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但实际上是作秀，给社会、中央和国际社会看。胡佳说，这38个村既不是全部的艾滋病人村，更不是艾滋病情最严重的，他们只是河南艾滋病问题的冰山一角，百分之九十以上感染的老百姓还不为人知，还得不到这38个样板村的关注和待遇。
中国政府官方承认的84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是民间人士认为，这远远低于上百万的实际人数。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比过去要开明，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然缺乏公开性。此外，他们指出，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很多 问题。
从1996年就开始义务从事中国艾滋病防治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高耀洁医生说，她一直关注的非法血站问题，在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下被取缔后，最近又在山东跟河南交界处的一些地方死灰复燃，而且还有相当地方官员的支持。另外，高耀洁教授说，还 有一些江湖郎中趁火打劫，坑害艾滋病人：“现在骗子有三种，一种是骗了钱拉着贪官污吏，一种是利用媒体骗了钱，继续骗，一种是租医院的房子，说假话来大肆行骗。”
*药品陈旧、艾滋孤儿缺少照顾*
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指出，在艾滋病人治疗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鉴于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艾滋病情的严重程度，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在免除专利保护方面的 支持，中国目前获准生产的治疗艾滋病的药品过于陈旧，延误治疗。胡佳呼吁打破专利保护方面的限制，强制仿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中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不被政府重视的艾滋病问题已经使很多中年艾滋病人陆续离开人世，并由此导致大批“艾滋孤儿”的出现。高耀洁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民间有爱心的家庭领养这些不幸的艾滋孤儿。但是高耀洁最近发现，实际情况有时并不理想：“我过去主张让人家领养，但领养里头问题也很大。因为这种孤儿主要是艾滋病人受歧视，孤儿也跟着受歧视。现在一言难尽的苦。”
H民间活动人士说，民间自发开办的福利组织往往遭到当局打压。李丹在河南商丘募捐开办的艾滋孤儿学校便被地方当局强行取缔。活动人士胡佳说，河南省政府办了一个“阳光家园”，但是他说，据他了解，孩子们在那里都不愉快。
*关注艾滋病患者的人遭打压*
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在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教育方面多年来走过了非常不平坦的道路。 早在1995年秋天，河南郑州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负责医生王淑平首次在收集卖血者血样时发现了艾滋病毒。在随后一年的检验和监测中，王淑平发现，卖血者的感染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她如实报告了重大公共卫生疫情，但是却因此丢掉了工作。
河南的退休妇科专家高耀洁教授从1996年4月开始关注上蔡县农民因卖血感染的艾滋病问题。8年多来，高耀洁教授走过的路也非常坎坷。她说，社会上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让关心艾滋病人的活动人士也成了坏人。此外，高耀洁说，在基层作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必然要影响当地官员的官运，而在这些官员的眼中，他们的仕途命运要比人命更重要，因此他们不断阻挠和打击民间活动人士。她说，外出被跟踪、 电话被监听、人身受威吓是很多活动人士遭受过的经历：“我跟你说，现在艾滋病活动人士的处境都不好，包括我本人。我为啥说现在对我们并没有好转吗，我两个孩子在医务界，就因为我干这个工作，一个孩子失去工作了。”
不过，高耀洁医生提到，自从吴怡副总理去年12月18号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问题时在宾馆单独会见她之后，她的活动空间才加大，处境才开始逐步好转。
不过，一些知名度没有高耀洁医生大的艾滋病活动人士过去却没有那么幸运。艾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曾经就曾遭到关押，胡佳也曾被扣上精神偏执症，并被软禁多日， 李丹也受到过河南地方官员的非法扣押、骚扰和威吓。万延海说，这一年来，中央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态度改变后，地方政府也变得开明了一些。但是，万延海说， 河南商丘的地方政府的态度仍然还很恶劣。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的艾滋病蔓延和传播问题相当严重，中国政府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将达到1千万。
*中国应如何控制艾滋病？*
面对如此刻不容缓的严峻局面，中国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出路在哪里呢？高耀洁医生说，“根本出路在实事求是。是个啥样，就是啥样。 在皇帝的时候，如果敢对皇帝 说假话，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可是现在，要却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上边骗了。正如人们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了国务院。”高耀洁说，如果不正视现实， 艾滋病问题在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其损失程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要严重。
“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佳认为，解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出路根本在于中国的体制。他说，如果中国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艾滋病问题的公开化，透明化早就已经实现了，政府和社会也早就可以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了。“中国要解决艾滋病问题的话，跟中国整个发展相关的是，一定要开放民间社会，要打破民间组织注册上的限制，政府方面应当跟民间组织合作，允许民间组织成长起来，给他们能力建设的机会，给他们资源。”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认为，要加强中国艾滋病疫情方面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政府的科学决策、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宣传和教育以及各种力量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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