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卢健辉香港七日电）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对香港基本法附件的释法草案，强调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须由人大常委会确认，已引起香港舆论界广泛讨论。部分报章发表社论指出，北京已经牢牢抓住了政改的主导权，民主派人士如果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尽快开展与中央的对话，修补关系并增加互信。
信报的社论表示，人大常委会这次破例主动释法，主要目的相信是在政治上收紧对特区政府的控制，确保任何政制改动都不能超越中央政府容许的范围，因此，这次人大释法是政治工程，而不是法律工程；“基本法”内第四章是“政治体制”，详细列明了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区域组织和公务人员的职责，第七十四条规定立法会议员不得就政治体制提出法律草案，应是指第四章内的“政治体制”，即特区政府的政治架构，而不是附件内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技术细节。
社论指出，现在中央政府连技术细节也一并抓，也许正如早前基本法委员所言，是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忠诚度”有所怀疑所致，而对“基本法”作出“政治修订”，所涉及的已非纯法理之争，而是要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作出更有利于中央的安排，相对而言，香港高度自治受损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社论认为，无可否认，释法之后，二零零七年的政制发展已有规可循，为经济发展扫除了一项重要的不明朗因素，对争取民主的人士来说，未来几年面对的将是鸟笼政治的现实，北京已经牢牢抓住了政改的主导权，民主派人士如果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尽快开展与中央的对话，修补关系并增加互信。
明报的社论表示，这次释法，澄清了一些法律问题，但不少政治问题仍悬而未决。社论认为，人大常委会虽有绝对的权力释法，但释法是终极手段，是一剂重药，药力太猛，有后遗症，只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同时，香港在回归后浮现的众多政治问题，各方都应运用政治手段和方法来解决，尤其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以沟通代替斗争。
社论指出，然而，不少港人认为释法并无必要，因为大部分港人从不质疑中央对政改有决定权，不论“基本法”有没有说明由谁来启动政改程序，现实上大家都知道，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须得到中央同意才有可能成为事实，正因如此，港人切切期望中叩极和具体地回应香港的政制发展诉求，透过政治协商与香港的民意代表达成共识。
如今中央用释法“一锤定音”，给人的印象是以行使权力代替说服，港人难免认为中央不尊重特区的民意，不愿意有商有量，自然会产生反感和抗拒的情绪。不论动机如何，释法的客观效果，使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由和谐变成紧张。
社论认为，释法之后，不论同意与否，大家都要依法去做；然而，香港面对的一连串现实政治问题（例如港人对政制发展的诉求、行政立法对立、行政主导失效、政治人才欠缺等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为了避免第三届特区政府重蹈这几年的覆辙，为了香港的福祉和长远发展，有关方面（包括中央政府、特区政府、本地的政党）应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去促成一个香港朝野和中央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星岛日报的社论表示，人大释法突出了权在中央，把政制发展的启动权确立在行政长官身上，固然不符合希望政制急促发展者的理想；但还原基本步，部分人的愿望是一回事，政治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早已规定，要更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需要由行政长官同意，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和人大常委会批准，三者缺一不可，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人大释法没有改变这个现实。
这个“三方任何一方皆可否决”的设计精神，便是希望香港的政制发展，能够以协商达致共识，而不是采取抗争式的手段。如果三方对抗，或者港人想和中央对抗，政制不但不会前进，恐怕还会后退。
社论认为，这次人大释法，对政制发展仍留有一定的空间，虽然民主派大力反对，但港人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多聆听对方的意见，尽量沟通，尝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致力与中央建立互信，才可以获得最理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