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健輝香港七日電）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對香港基本法附件的釋法草案，強調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須由人大常委會確認，已引起香港輿論界廣泛討論。部分報章發表社論指出，北京已經牢牢抓住了政改的主導權，民主派人士如果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盡快開展與中央的對話，修補關係並增加互信。
信報的社論表示，人大常委會這次破例主動釋法，主要目的相信是在政治上收緊對特區政府的控制，確保任何政制改動都不能超越中央政府容許的範圍，因此，這次人大釋法是政治工程，而不是法律工程；「基本法」內第四章是「政治體制」，詳細列明了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和公務人員的職責，第七十四條規定立法會議員不得就政治體制提出法律草案，應是指第四章內的「政治體制」，即特區政府的政治架構，而不是附件內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技術細節。
社論指出，現在中央政府連技術細節也一併抓，也許正如早前基本法委員所言，是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忠誠度」有所懷疑所致，而對「基本法」作出「政治修訂」，所涉及的已非純法理之爭，而是要在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上，作出更有利於中央的安排，相對而言，香港高度自治受損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社論認為，無可否認，釋法之後，二零零七年的政制發展已有規可循，為經濟發展掃除了一項重要的不明朗因素，對爭取民主的人士來說，未來幾年面對的將是鳥籠政治的現實，北京已經牢牢抓住了政改的主導權，民主派人士如果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盡快開展與中央的對話，修補關係並增加互信。
明報的社論表示，這次釋法，澄清了一些法律問題，但不少政治問題仍懸而未決。社論認為，人大常委會雖有絕對的權力釋法，但釋法是終極手段，是一劑重藥，藥力太猛，有後遺症，只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同時，香港在回歸後浮現的眾多政治問題，各方都應運用政治手段和方法來解決，尤其應該以對話代替對抗，以溝通代替鬥爭。
社論指出，然而，不少港人認為釋法並無必要，因為大部分港人從不質疑中央對政改有決定權，不論「基本法」有沒有說明由誰來啟動政改程序，現實上大家都知道，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得到中央同意才有可能成為事實，正因如此，港人切切期望中叩極和具體地回應香港的政制發展訴求，透過政治協商與香港的民意代表達成共識。
如今中央用釋法「一鎚定音」，給人的印象是以行使權力代替說服，港人難免認為中央不尊重特區的民意，不願意有商有量，自然會產生反感和抗拒的情緒。不論動機如何，釋法的客觀效果，使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由和諧變成緊張。
社論認為，釋法之後，不論同意與否，大家都要依法去做；然而，香港面對的一連串現實政治問題（例如港人對政制發展的訴求、行政立法對立、行政主導失效、政治人才欠缺等根本問題）並未解決。為了避免第三屆特區政府重蹈這幾年的覆轍，為了香港的福祉和長遠發展，有關方面（包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本地的政黨）應以平和、理性的態度，去促成一個香港朝野和中央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星島日報的社論表示，人大釋法突出了權在中央，把政制發展的啟動權確立在行政長官身上，固然不符合希望政制急促發展者的理想；但還原基本步，部分人的願望是一回事，政治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早已規定，要更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方式，需要由行政長官同意，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和人大常委會批准，三者缺一不可，這是最重要的政治現實，人大釋法沒有改變這個現實。
這個「三方任何一方皆可否決」的設計精神，便是希望香港的政制發展，能夠以協商達致共識，而不是採取抗爭式的手段。如果三方對抗，或者港人想和中央對抗，政制不但不會前進，恐怕還會後退。
社論認為，這次人大釋法，對政制發展仍留有一定的空間，雖然民主派大力反對，但港人的正確做法，應該是多聆聽對方的意見，盡量溝通，嘗試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看法，致力與中央建立互信，才可以獲得最理想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