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六四”的悲壮是过来人都清楚的，“六四”对世界的震动也是过来人都知道的。然而，十五年后，在中国大陆，悲壮已成遥远的过去，不仅官方媒体上蓄意扼杀，无一字提及，而且在民间思及念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被淡忘了。大有鲁迅先生所说，“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驰，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之势。
不过，说国人是庸人是不公正的。想当年，为了反腐败，为了争民主自由，全国的大学和大学生都激愤起来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激愤起来支援学生，工人也有站出来支援学生的。除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几十万学生外，全国各大中城市也都在沸腾。世界巨变的前夜，中国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国人是平凡的，但并不庸。 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帝国专制势力过于庞大严酷，也是不确切的。面对法轮功大义凛然的婆婆妈妈，凶残的国家机器竟然无能为力，证明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暴力也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远没有想像的那样强大。说没有领袖人物也是不真实的。不要说广场上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了，连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中，也有同情学生，反对戒严的，高级干部中站在学生一边的也大有人在，搞政治的，搞军事的，搞经济的，搞文化的，行行都有领头人。 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六四”运动不仅当年失败了，而且今天又被大陆人民淡忘了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当了几千年奴隶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土里刨食，在权里刨食。只要能刨到食，苟活下去，就满足了，对精神上的更高级的需求，如自由民主等，则没有追求。所以，“六四”中农民基本对运动没有反应，工人的反应也很微弱，农村工厂基本未动。而城里的学生、干部除了喊抽像的民主自由的口号之外，并没有调动工人农民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所以，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六四”运动脱节，国家机器当时敢于向学生开刀，运动至今让大陆人淡忘，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唤起民众或教育民众这个历史的沟坎不是人为的，国人只有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来填平它，而不能绕过它。
当年，共产党照搬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便跑进农村，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偷换成“打土豪，分田地”，哄得农民跟着出生入死，夺得天下，其实是个失败的教训。因为从农村山头走进城市的队伍，既没有搞资本主义，也没有搞社会主义，而是彻头彻尾搞起专制主义，朕即国家，国家即朕，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比袁世凯恢复帝制还要彻底，比蒋介石个人独裁还要顽固。中国人虽形式上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却又从形式到内容彻彻底底在专制主义面前跪了下去。
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就中国的现状论，即或“6.4”当时能提出掀起工人农民革命激情的纲领，把工人农民调动起来，取得胜利，由于国人积习未改，奴性犹在，民主最多只是个形式，社会仍要受领袖的摆布；自由最多只是句口号，大众仍要受潮流的蛊惑——成功也是失败。因而，八九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被驱散，暴露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软弱，学生的幼稚，而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新生不新，旧死仍旧。如果从而促进先进人物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只为服务，不为掌权，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更深入更广泛的揭露中国的问题，更深入更广泛的从改变生活的实践中教育民众，倒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新生之路，失败正是成功。
然而当时的民主派，急于要共产党下台，毕民主之功于一役；后来的民主派，又忙于向共产党算账，取而代之。这现实吗？中国有东欧那样训练有素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吗？没有。中国不要说工农群众对自由民主没有多少理解，知识精英也知之甚少-——从他们把目光集中到权力上，以为有了权力就可解决一切的认识上，可以看出来。
民主的精神是限制权力，在对权力的限制中创造多数人统治的新形式。既不是推翻权力，也不是掌握权力。欧洲人以思考思辨为生命，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精神追求至上，对自由民主思之已熟，行之有素。中国人是以食为天，我食故我在，我在故我食，除追求形而下的生存物质需求之外，对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总付阙如，当了几千年奴隶，惯于听人吆喝，下跪磕头，对自由民主昔日未遇，今天难思，因而并不了解。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激励欧洲人，却激励不了中国人。法国大革命，人民可以高举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帜冲向封建堡垒。中国革命，人民打的旗帜是农民的乞食袋；“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打土豪，分田地”。
所以，即便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六四”运动胜利，广场诸公上台，也不过重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旧梦，不会出现东欧巨变后那样的根本改变，自由民主也难以当家，八成会是四九年革命的再版，高潮过后，领导集团争权夺利，把自由民主当作武器或工具，大打出手，最后由一个铁腕人物收场，再走专制独裁的老路。因为国人的命运，很少深入考虑。海外民运的表演不正是这样吗？奥运会确实有为统治集团脸上贴金之嫌，不办对中国百姓就有好处么？血汗工厂里民工血汗钱确实太少了，然而农民窝在乡里连这一点点钱也挣不到，农民和民工的苦难不是对血汗工厂的声讨或取缔就能解决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曾慨叹，“昔日唯恐其不生者，今日唯恐其不死”。这样的悲剧，国人经历的还少吗？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看透了这一切，感到灰心，感到无望，是正常的。
这是一。二是中国社会虽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向前挪动了，中国人的思想却还没有相应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不仅作为社会基础的工农群众思想未动，而且知识精英的思想也未动。看看宣扬忠孝节义的古装戏、古装影视充满舞台和荧屏，看看官本位制笼罩的社会现实，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们还能对从吃奶起就受到这种教育的国人提什么别的要求？鲁迅回答斯诺问阿Q无罪被处死时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便成了奴隶的奴隶”。鲁迅回答斯诺问国民党二次革命后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时，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革命者成功了，革命失败了。因为奴隶治国，把国人都治成了奴隶；庆幸打倒了主子的奴隶，转眼又成了奴隶的奴隶。先不论政治上如何，精神上、思想上恢复了旧貌。现在还不是这样吗？我们在折服先生入木三分的深刻见地的同时，不也为中国人精神的萎缩，思想的堕落而悲愤吗？
从上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成熟以后，除了资产阶级的批判在不断推动资本社会发展外，世界上还有两种批判在向资本主义挑战。一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种是托尔斯泰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虽然有理，但不敌资产阶级的批判活力，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甚微，但在落后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却大行其道，成了民族主义得心应手的武器，直至弄出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由于对抗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常常变成独裁者的御用工具，终于被发展的世界所抛弃。
托尔斯泰的不以恶抗恶，寄希望于人民的理性，重在对权力的改造，暗合民主的精义。在邪恶当道之时，民主太显软弱，开始并不被看好。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打败敌视人类的最大邪恶德国纳粹之后，不抵抗运动变得现实起来，民主化成和平演变的道路。前有印度的圣雄甘地，用不抵抗运动赶走英国人，赢得印度独立；中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用勿以恶抗恶的方式掀开了美国民权的新篇章；后有南非的曼德拉用和平的手段结束了白人统治，实现了南非民族大联合。另外还有韩国的金大中，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印尼的梅加瓦蒂，台湾的陈水扁，缅甸的昂山素季等坚持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转移。证明不抵抗运动是民主行之有效的新形式。二十世纪，在摸索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以毒攻毒，用专制结束虚弱落后；当历史发展，国人提出更高的现代化目标后，高举民主不以恶抗恶的旗帜，改造国家政权，实行和平演变，才是合理的，才有希望。然而，不愿在斗争中实践信念，接受考验，教育国人，小步向前，只想有朝一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怀揣的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雄心，重温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旧梦。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跟民主运动，其实并不相干。
我们需要的是像晏阳初、陶行知那样踏踏实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人，像蔡元培、陈寅恪那样深入了解自由民主精髓的人，像苏格拉底、耶稣基督那样为教育人民不避死亡，主动献身的人，像金大中、瓦文萨、哈维尔、昂山素季那样亲身对抗专制制度的表率人物。中国缺少这样的人物，正是中国思想没有变化的证据，也是中国不能进步的重要原因。每当看到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反右斗争，文化革命，歧视农民；每当看到现实中的中小学生会考、统考、高考，大学生作弊，教授抄袭，假文凭泛滥，官本位升温，不由得就感觉到像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世界人民反对纳粹的暴行，犹太人抵抗纳粹的暴行，短短几年，奥斯威辛解放，纳粹垮台，德国和以色列也都迈进到新时代。而中国人麻木不仁，安于苦难，以苦为乐，以难为荣，中国的奥斯威辛就没有收场的时候，中国人的苦难也就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也就很难像德国和以色列那样获得新生，遑论复兴崛起，再现大汉天威，盛唐雄风。再重复一遍，只有在思想上唤醒国人，在精神上振奋国人，不是以食为天，而是以思为天，思想成了国人的生命，民主成了国人的追求，中国的奥斯威辛才会铲除，中国人的苦难才会过去。中华复兴，汉唐重现，才会有可能。所以，谈“六.四”，不在更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问题，不批判自己的狭隘和落后，不作更具体的思想和教育工作，不打碎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只管跺足叹息失去的机会，幻想有朝一日机会重来，中国问题迎刃而解，只能使中国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总之，无论出于历史责任，还是出于理性自觉，我们都应考虑的是，为什么当时人人寄予很大期望，按理——历史规律——也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六四”运动，当时就夭折了，后来也没有多大影响呢？只有我们认识到“六四”不是主要由专制暴力镇压，而主要是由于运动本身的不足自戕，国人的认识才能走出愤怒彷徨的怪圈，而迈向保证中国稳步向前，不断提高的自由民主之路。缺乏理性解放的国人只相信身体力行，爱摸着石头过河，喜欢就事论事，强调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为了过程而忘记历史，为了时代而忘记永恒，因而难以认识到，夭折的运动，其实是在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中山先生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结束了专制王朝，我们是在实质上结束专制主义，真正开始建设新时代。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工作，欧洲是用了二三百年时间，磨练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完成的。中国虽然耽误了更多的时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没有磨练出精英，没有铸造出思想，没有武装起人民，所以，中国人还一直拖着有形无形的辫子，在世界后面爬行。好在我们有前车之鉴可照，有欧美经验可学，有台湾试验可证，有志士仁人努力，完成历史任务， 已指日可待。中山先生讲：“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完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从辛亥年算起，还有七年，从先生辞世之年算起，还有二十一年。在一二十年间实现自由民主大业，于世界而言确实落后，对中国而言，还算不晚。“六四”能够成为国人思想认识的转折点，成为国人争民主自由的新起点，就是“六四”的意义之所在，贡献之所在。
思想和实践应该分开。沉思的人认识世界，行动的人改造世界，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既不是西方的“哲人王”，又不是中国的“内圣外王”。用行动代替思考或用思考代替行动都是不妥的。马克思的批评固然有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孔多塞的警告也很严肃，“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最好的办法是，让思想家和政治家各行其是，互相启发，谁都不要垄断一切。在会场上，亚当.斯密向皮尔首相致礼，皮尔却说，“先生，请坐下吧。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以色列开国，犹太人打算让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爱因斯坦却拒绝不干。这是怎样的社会啊！中国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
杀人的暴君罪责难逃，但我们清算它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铲除滋生暴君的土壤。民主派的狭隘和肤浅，却可以化为滋生暴君的土壤。在这个中国民主的祭日，批判批判者，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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