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6日讯】台湾“3、20”大选以后，中国大陆官方针对民进党和陈水扁的连任，有过好几次大的动作。最新出台的是所谓“经济制裁台独台商”的新政策。北京国务院“国台办”最近专门为此发表谈话，并在媒体上点名在大陆有大量投资、在台湾大企业中排名第25位的而表态支援陈水扁的奇美集团及其老板许文龙。甚至在北京中央台的两岸节目中，有社科院的台湾问题学者出来为“台独台商”定义，曰：言论中不光是支援绿营者，而且有台湾的“悲情意识”、“台湾史观”等等看法者，都可归入“台独台商”一类，并且说，许文龙的台独言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XX条”云云。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值得加以严肃质疑的“新政”。连中央台的节目中都承认，此“经济制裁台独台商”的新政策出台后，在大陆台商中引起了一片人人自危的恐慌。众所周知，由于大陆广大市场的诱惑力和两岸之间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近年来，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商人、台湾资金的最佳投资场所，虽然尚未“三通”，两岸的商业交流远远走在政治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前面。据说光是上海一地，已集中台商连家属三十万人，各地的“台商协会、联谊会”更是如雨后春笋，已经有台商代表——比如电影明星胡慧中担任了江南某省的政协委员。应该说，两岸商业交流的频繁，台商大量资金流入中国，这是北京政府前几年实行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相对理性的政策的结果，其中包括：“以商引政”，把商业与政治分隔；“以文代政”，以文化交流代替政治对抗，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它不但有利于两岸经济、市场、文化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双赢互利，而且从根本上，是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良性方向的。但是，现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以言论治罪、以政治手段强行介入经济行为和市场运作的“经济制裁台独台商”政策一出台，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有很多疑问了。
首先，“台独台商”就是一个很难定义，而一旦加以明确定义，则必定“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缺乏明确法理与学理依据的提法。什么叫“悲情意识”？就是台湾人从“二、二八”事件以后爆发的、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孤悬海外的“亚细亚孤儿”的历史伤情。这种“悲情意识”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的“绿”“蓝”与 “统”“独”来划分。据笔者的粗浅了解，可以说几乎今天在台湾生活的所有人，包括本省人、外省人，上一代，这一代，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被遗弃、被边缘化的“悲情意识”。如果真正“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应该以大陆老大哥的博大爱心，认真、诚恳地面对和理解台湾社会民众中相当普泛的这种“悲情意识”，从而找出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化解之道——应该说，上述“政经分隔”的政策，正是相对理性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棍子打下来，以“悲情意识”等同“台独”，那真要把自己整个推到“台湾人民”的对立面上了。 其二，以非黑即白、非蓝则绿的狭隘政治思维，去制定经济政策，去干预经济运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首先“蓝”、“绿”和“统”“独”的问题，包括“本土化”问题，“台湾史观”问题等等，在台湾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就是界限含糊、决不可以简单一刀切的话题。举一个例子，北京“国台办”和那些官方的“台湾学者”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所谓“悲情意识”的提法，最早来源于台湾电影的“本土派大师”侯孝贤的获国际大奖电影《悲情城市》。“本土派”的侯孝贤算“绿”还是算“蓝”？他批评陈水扁撕裂族群的大陆政策最激烈，但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属于“泛蓝”。又如，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过去的“绿营”主帅，这次却站在支援“蓝营”的立场；再如，相对于“华航”的另一个本土派大企业集团“长荣”集团，连它的航空飞机的标志都是绿色的，过去被归入“绿营”，而“长荣”集团通过近年来开辟大陆市场以后，最近明确表态支援“三通”政策，又被戴上“泛蓝”的帽子。台湾这次选举，政治人物以选票挂帅和意识形态挂帅，造成撕裂族群、分裂台湾社会的严重恶果；如果北京政府的“对台商新政”（包括最新传来的为张惠妹等台湾歌星戴“绿帽子”而禁止登陆的消息），又跟着同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调子来唱，以政治为经济、文化交流划线、以言论为对岸商人、歌星治罪，其后续的恶果是可以预期的，并且也将一定是灾难性的。
笔者曾一再批评过：当今中国领导人，说了多少年的“党政分家”、“政经分离”，却始终脱不掉“凡事政治化、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旧式极权思维与冷战思维，最近的“经济制裁台独台商”新政策出台，正是又一个负面新例证。
作者为中国作家、学者，现居美国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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