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1989年民主运动的最强音是“反官倒”，有时联称“反官倒，反腐败”，表示在反腐败声中突出地反对官倒现象。
（一）官倒因何而来？
1985年开始，鼓励国有企业用计划外原材料增加产量，增产的产品不实行价格控制，直销市场，产销完全市场化。这样就在计划经济之旁诞生了由计划经济派生的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价格也就出现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制。市场供应趋紧时，两种价格形成的价差不断扩大。以煤炭为例，1988年上海吨煤计划价70元左右，市场价120元左右，实际到手价170-210元，江苏则为250元左右，福建为300元左右，海南为400元左右。如果考虑到煤炭生产基地的计划价格就会更加令人吃惊：当年山西地方矿吨煤坑口价仅20元，中央矿吨煤坑口价不过27元。〔1〕巨大的价差是巨大的利益所在。任何了解市场的人都会懂得，只要善于倒手，就是可观的收入。利益驱动促使厂家向倒买倒卖、商业炒作倾斜。倒腾原材料买卖比利用计划供应的原材料生产所获利润高得多。1988年上海吨煤市场价为计划价的1-2倍，一吨煤转手就获益100-140元。当年全国计划供应煤炭约4.5亿吨，其计划价较市场价低270亿元。这样形成的价差，仅煤炭、钢材、电力、粮食四项即达741亿元——多么强大的诱惑力！生产资料计划供应指标是由政府审批的，这里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一是行政官员不可能准确计划所属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二是行政对原材料的调拨权不受监督，三是各经济部门年生产计划可以相当机动。这些因素在完全计划经济条件下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只是在计划经济旁产生一块市场经济时，它的重要性才凸现。这时，企业用调拨的低价原材料生产超计划产品可以获得较高利润，倒卖这些原材料所得收入更是高得难以比拟，这必然促使企业争夺计划内生产资料供应。这种利益追逐使负责审批计划供应指标的权力得以膨胀。企业争相设法使这一权力对自己有利，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达到目的，就会千方百计用金钱购买。审批权由此从行政管理职能异化为市场特殊商品，出高价者捷足先登。审批权的价格随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浮动而增减，越是紧俏的原材料，购买其计划调拨权的价格越高，但最高不会超过该种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这就是权力的市场化，它使官员有机会分享企业利用生产资料双轨制获致的超额利润。
市场炒作最初限于实物，倒煤炭，倒铝锭，倒钢材，倒粮食等等。有时计划价与市场价相差悬殊，实物还可在流通过程几经倒手，逐层分剥价差，有的实物倒手6到8次，最终却回到原生产厂家。以后，批文、指标也成为倒卖物件。比如，国有土地的使用存在批地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因而抢夺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获致高额价差的关键，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在金融界，倒利差（市场贷款均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成为热点。炒买炒卖的结果是，哄擡物价，扰乱金融，破坏生产，助长腐败，成为蛀蚀经济的漏洞，国有资产流失的暗道。官员与厂商勾结起来劫掠财富，构成严重经济摧毁力量。政府官员以出卖审批权为渠道，参与和助长倒买倒卖，因而被称为“官倒”。这种利益攫取方式很快被众多掌权者参悟，他们认识到这是劫财大好时机，时不我待，于是，由权力机构直接支援和掌握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成立，企图霸占市场投机倒把的全部利益。用趋之若鹜形容官倒公司的成立是毫不夸张的。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从业人员达4088万多人，占第三产业劳动者总数43％。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倒公司以及大大小小倒爷劫夺国民财富的规模究竟多大，学者胡和立有一总体估算：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1500亿元以上，利差1138亿元以上，汇差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这就是权钱交易的总标的，其中相等部分流入官倒腰包，成为暴富！这里介绍一个官倒公司，以斑窥豹。1984年9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中国康华有限公司，邓朴方任董事长。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经贸部给予出口经营权，财政部税务总局给予免税待遇。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1985年997万元，1986年1756万元，1987年2200万元，应交税金3056万元全部免交。这就是“小康华”。不难看出，官方的强大政治背景和官方的强力经济优惠使任何官倒公司垂涎三尺、难望项背。这一举措无疑向各级权力机构开放绿灯：均可以此为榜样，不惜代价成立官倒公司劫夺国民财富。钜额利润助长邓朴方胆量，他策划大干特干，酝酿成立“大康华”。游说十余位中央级权力者，得到支援。1987年6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领导，特批免税待遇。注册资金两亿元，实投1.2亿元。
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凭借国务院的行政背景、邓朴方的政治优势、退休官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自然一帆风顺，财源滚滚。大康华发展迅速，一年后已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查有实据，无法掩饰的活动是：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由它带动起的这场搜括国家财富的台风猛刮，物价随之猛涨，生产形势猛落，财政收支猛紧，生活指数猛增。这是大陆第一次国民财富大流失，党政军群商大发横财、大暴富！
（二）官倒的实质
如果以为官倒、腐败仅是某些领导者意识“堕落”的结果，那就是仅看到表相，未触及实质。官倒现象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文革”结束后盛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复出的当权派发出的心声。掌权者意识到面临最后一站，要使手中权力派上用场，不致荒而无用。权力意味着一切，这是中共理念。林彪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非常精炼、传神地表明权力的可贵。还有比他说得更透底的吗？没有！“文革”中流传的“权权权，命相连”，“夺权，夺权，夺大权”，表达的就是林彪概括的信念。权力等于一切，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运用中由于着力点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功能。“文革”时权力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上的能量，统治时的威力，成为政治地位的显着标志。“文革”后以经济建设为纲，权力的运用重点从突出政治转为突出经济，表现为搜敛财富的疯狂，挖掘国库的贪婪，成为经济地位的显着标志。政治标志和经济标志并无本质区别，不过是运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官倒产生于“文革”后、改革初不是偶然的。“文革”实施的高层官员大清查，再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画面。中共派系争斗的激烈在动乱中达到历史高峰，夺取权力的残酷无与伦比。经过“文革”炼狱之灾，大部分老革命苦尝九死一生的戏弄，多数满怀困惑。叶飞说：此生最难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怕至死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师哲被关13年、流放5年，释放时的结论是：没问题。他慨叹：“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廖沫沙称自己有三个糊涂：入党几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弄不清什么是党；学习马列几十年被指为“反马列主义”，弄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弄不清什么是革命。党内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由此而产生。某些掌权者感到前途茫然，政治上没有什么盼望，因而决定在经济上大捞特捞，以肥私囊。他们默许、庇护、支援、勾结亲属、密友、旧部、新知，在价格双轨制中以权易钱，以权营私。这种寻租行为的撞击效用非同小可，迅即成为党内潜滋暗长的“管涌”，及至扩展为溃堤之势时，已无从扼制。
中共上、中层分裂出的这股强大势力构成“文革”的对立群体。“文革”中权力的滥用表现为对老革命的政治迫害，改革中权力的滥用表现为对财富的大肆侵吞。这两种不同表现的背后是中共两种不同力量的相互较量：“文革”中毛派对中共权力中坚实施严酷的政治过滤，不惜血本地使中坚力量家破人亡、沦为囚徒；改革中复出的中坚势力则以经济大吸血方式猛噬国民财富，不惜搞夸中共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索回所受迫害的补偿。这是中共统治者内部权力搏斗的否定之否定。
（三）文革——官倒——六四
“文革”大动乱与官倒大吸血均使民众遭受涂炭，这是中共当权派（不管哪派掌权）绝不顾及的。叶剑英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浪费8000亿元”。8000亿是个什么概念？它是“文革”国民收入的39.5％。这个损失落实到百姓身上就是职工的低工资自1964年开始冻结，至1978年实际工资不仅未增，还不断下降，职工只能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农民生活更苦，1978年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30.7％，16％的农民为赤贫，即年收入人均不足40元，不够支付粮和柴的需要，这些赤贫人口约1.2亿。万里1977年亲见一家父女三人没有裤子，冬天缩在草堆里度日。这时的大陆是名符其实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毛派退隐后，又值官倒猖獗，导致物价飞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在官倒大肆活动的1985－1989年增长指数为8. 8％、6％、7. 3％、18.5％、17. 8％，大大超过前6年平均为2. 8％的水平。严重通货膨胀意味着对平民的经济剥夺，生活水平必然严重下降。职工工资虽然在1979－1984年增长较快（带有补偿性），但1985年后实际工资又在下落，乃至国有单位低工资状况仍未改观。特别是脑体倒挂问题迄无改变迹象，“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成为时尚讽刺而流传。1988年北京大学一青年教师贴出《卖身启事》，甘愿以5万元价格卖身入赘，以取得赡养父母资金。同时，该校王丹等10余名学生携带工具，到天安门广场为全国人大代表擦鞋，勤工助学。由于通货膨胀的侵害，农民状况也趋恶化。这从官方资料就可看出：1985－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7. 8％下落为3. 2％、5. 2％、6. 4％、－1.6％，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到1985年增幅。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更能接近实际而看到农村贫困人口仍停留在1亿左右，绝对贫困者不少于3000万。总之，大众在深受10年浩劫之害以后，又遭受官倒抢掠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洗劫，苦不堪言。
沉默的劳动群体的不满之声是微弱的，不会引起中共高层关注。因此，代言人的出现非常重要。1989年北京学生游行中高呼“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就申张了民众心愿。北京大学学生1989年4月18日于天安门广场宣布的7项要求，其中的“反对贪官污吏”、“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就表达了民众呼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更是明确要求“官倒曝光”、“惩办贪官污吏”、“反对通货膨胀”。此时，民心得以表达、释放，直达高层。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对将权力作为商品出售，要求废弃这一范围的权力滥用，使权力遵守规范，不得越轨。它没有反对中共所有特权，并不危及中共执政地位。应该说，这一要求的有限性使它能够得到最广泛的群众，包括那些闭塞的、资讯缺乏的、与政治最少牵涉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而保证学生运动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共中下层党员痛恨官倒者颇多，上层也不乏清醒者，他们认识到官倒不治，危害甚大。因此，学生的反官倒呼声也得到这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同情和一定的支援。八九民运所以能一呼而起，奔腾澎湃，与所提要求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它的主要经验之一。
然而，这一合理要求引起中共保守派激烈反弹。学生、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民主党派、宗教人士等等，成百上千万群众一致以和平请愿、理性示威方式，呼吁治理官倒，惩处腐败，如此庞大的群众运动表达的声音，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民意的显示。然而，民众意愿到达保守派耳中，一切均予遮罩，只留下模糊音响：“乱哄哄”，得出的印象是：“折腾”，结论是“乱”，以政治概念表述就是“动乱”，并发出严厉警告：中国不允许乱。就是说，首先在情绪上，然后在理念上与民众处于对立地位，不仅反感，厌恶，而且仇恨，敌视，欲动杀机。这的确说明保守派与亿万斯民是绝缘的，无法在情绪和理念上建立沟通渠道。其实，他们心里清楚：“腐败现象的孳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是他们坦率的内心独白。但是，他们同样清楚的是：这个依靠政治暴力存活的党，现在只能凭借腐败毒剂的注射兴奋神经，维持生命的延续，彻底戒毒将导致全身机能障碍，危胁自身存在。保守派面临的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反腐则亡党，不反则亡国。这就是当时形势的真实解读。1989年5月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动乱”不平，“党无甯日，国无宁日”。中共元老甯要腐败，不要“动乱”（社会监督），态度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依据这一明白无误的态度，再看看他们的表演：“本来我们就是要反腐败的”呀，“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呀，“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呀，“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与他们一心镇压“动乱”的凶心毕露的态度相比还有什么价值就不言而喻了。中共保守派不肯、不敢铲除官倒、彻查腐败，是这个党的性质决定的。
（1）官员以权寻租，倒买倒卖，是一种由整个政权支援和运作的特殊权力。这种特权是中共全部特权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特权共同凝结为坚固的体制，不容任何松动。这些权力，按照列宁的理论，是由共产党独家所有，独自享用的。因此，哪怕只是质疑其中一项特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会被保守派视为“侵权”而予拒绝，甚至做出强烈反应。他们认为，如果接受民意，限制或取消其中一项特权，定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特权也会凸显其非理性而遭质问和反对，整个特权体制将面临解体。这是保守派深以为忧的。
（2）游行示威，表达民意，是现代社会正常的社会监督机制。它是制衡权力运作，使之循规蹈矩的有效途径。这样的社会监督源于权力的社会委讬制，即权力由社会委托而产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必须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体现权力的民有性质。一党专制的政权理念与此相反。按照列宁的理论，这样的政权不受任何限制，更不接受社会监督。政权一旦建立就君临社会之上，成为强制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因此，对游行示威的社会监督形式不认可、不同意，加以打击和镇压，是一党专制政权的必然逻辑。在他们看来，社会监督机制的口子不能开。一旦游行示威的监督合法化，媒体的舆论监督自然也不可少，随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就必须兑现，再进一步，社会监督机制的深入发展必然提出权力来源问题，即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中共保守派深以为惧的。看来，反官倒、反腐败要求竟被敷衍、塞责，请求约束权力滥用的呼声竟被诬以“动乱”，根源是相当深的。
“六四”枪声向世界发出了暴力的宣言书，同时，向腐败发出了权威的通行症。它助长了权势者掳掠公有财富的胆量。腐败经由官倒→股市哄抢→圈地运动→走私贩毒→买官卖官等等环节，如溃堤洪峰冲决而出。“文革”是中共在政治上自毁江山的大动乱，腐败则是中共在经济上自毁江山的大抢劫。大厦将倾的征兆就在眼前。除了从暴力走向崩溃，从腐败走向腐烂，中共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转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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