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河南省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的校医江帆，因不断遭受丈夫的殴打而上访，被当地领导强行鉴定断为精神病，并要强制执行。为了这份6年前的“鉴定”，江帆手里拿着六七盒录音带四处上访，备受屈辱和折磨。此事最后终于被媒体曝光，而相关部门则推卸责任。
家庭暴力
今年39岁的江帆，是河南省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的一名校医。1992年3月10日，江帆经人介绍与张利（化名）相识，同年8月26日两人登记结婚。当时，江帆只是一名工人，中专学历，而张利是南开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身高1．8米，看起来很斯文。张利毕业后先分在开封市人事局，后调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人看起来差异巨大，后来，江帆向别人反映家庭暴力时，很多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是不是你丈夫看不起你？
事实是，江帆的家庭暴力从结婚那一天就开始了，而张利打她的原因不可思议：你是因为可怜我才嫁给我的，所以我要打你！
1993年12月27日，儿子出生，但这并没有缓和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丈夫的吵闹、打骂成了家常便饭。张利承认，两人吵架、生气，从来都是自己惹事，江帆没有责任。但他认为，江帆总是用最平静的话“刺伤自己的骨髓”。
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从1995年11月开始，张利在两年时间内不再给儿子生活费。1996年5月，夫妻分居。
“我曾经想过，只要他不再打我、骂我，我就会好好过。”江帆说，正是张利的屡教不改、反复无常，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硬。
1996年6月1日是江帆对张利彻底失望的一天。那天一大早，两人发生争吵中并且开始动手。江帆招架不住，大呼救命，无奈江母亲打110报警。警察赶到后没有解决问题就要走，担心警察一走，江帆没法对付丈夫，江帆冲向厨房拿刀刺向张利，警察才留下了。僵持到下午6时多，开封中院的领导赶来将张利带走。有人建议江帆写份材料去找法院院长，一定有人管。
第二天，江帆到法院反映情况。让她气愤的是，找谁谁不管，法院一名负责人称法院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管家务事，并招呼人把她赶出法院。
开封市妇联、市人大、市检察院等，江帆一个个地找，很多部门都以“开封市中院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便插手”为由，将其回绝。
江帆作为一个普通职工，本能地使用传统方式“上访”，寄希望于“组织上干预”。然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组织”干预的不是家庭暴力，而是她本人。
开封市委：必要时给她做精神病鉴定
1997年11月中旬，江帆先后到开封、郑州等地上访，一次受到门卫粗暴对待之后，绝望之下，当场欲自焚一死了之，被救下。这一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权力开始介入这场家庭纠纷。
就在她“自焚”未遂的当天，开封市委副秘书长袁清云召集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程俊、开封市教委、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等单位人员开会，研究解决江帆的问题。
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1997年11月19日撰写的《关于我校教工江帆同志11•19赴省上访情况的汇报》记录了这次会议的结论：
“袁副秘书长指示：1．市中院负责解决张利交（租房）钥匙事；2．市二职专负责江帆思想行动的稳定工作，不能出事，必要时昼夜监护；3．由中院负责，抚养费按规定每月从张利正常工资中取出30％交江帆；4．必要时可为江帆从精神病角度通过医院鉴定一下。”
这份记录明确表明，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和开封市信访局向江帆传达了袁清云副秘书长的第1和第3条“指示”。实际上，第4条“指示”正在一步步向她走来。
1997年12月8日，开封市教委会议室，一群人正襟危坐。江帆开始讲述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起因、经过和要求，大约有40分钟。
“你恋爱时，发现张利有哪些方面让你不满意？”专家开始提问。
“除了学历，哪都不满意。”
“结婚后因为什么事情引起不太融洽？”
“他说‘你因为可怜我才结婚’，他不满意就可以打，没有前因后果。”
“打你多少次？”
“没办法统计。”
“有伤吗？”
“头发被拽掉一大把。”
“有没有怀疑你丈夫有外遇？”
“没有。”
“他有没有怀疑你有外遇？”
“没有。”
专家问话大约持续10分钟。问完话，程俊宣布会议结束，历时不到两小时。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座谈会。但结果却让江帆及其家人震惊。
虎口脱险后 到北京上访
12月23日晚，在校长办公室，张纪平告诉江的丈夫张利：江帆被鉴定为精神病！
原来，正是根据那次座谈会，12月15日，河南省精神病院出具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鉴定江帆为“偏执性精神病”。鉴定人是该院三名医生，赵学鼎、程俊祥和秦庭芳。鉴定委托人是开封市教委。
张纪平对张利说：“市里说好了，一会儿回去，明天你送她到精神病院。”
“江帆绝对不可能有精神病，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我不会这样做！”张利坚决地说。
僵持了一会儿，张纪平说：“你今晚回家等着，学校派车送她去精神病院。这是有关领导的意思，你必须执行，你敢不送，叫法院清退你！”
当晚，张利没敢回家，虽然和江帆经常吵架，但要亲手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自己确实难以下手。
然而江帆对鉴定的事一无所知。9时左右，她给学校党委书记张纪平，开封市教委信访办，市纪检委打电话时得知所有的人都在找她，江预感到肯定出了什么事，正在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话筒那边传来爸爸颤抖的声音：“他们给你鉴定成精神病，要害你，哪也不要去！”
精神病？江帆气得双腿哆嗦。她找到一位朋友，留下一个地址，“要是我不能活着回来，你就把我儿子送到这个孤儿院！”她决心上北京讨个公道。
到北京后，江帆到新闻媒体、信访部门反映情况。由于身上没有多少钱，江帆不敢住店，也没钱给家里打电话，白天到各单位反映情况，晚上就在地下通道过夜。12月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几天下来，她得了关节炎。
临近元旦，北京清查上访人员，开封市得到通知，来接江帆回去。开封市教委的几名工作人员、丈夫张利来到北京。张利避开旁人拉着江帆小声说：“他们要害你，你坚决不能回去，我可保护不了你……”
张利并非危言耸听。开封市教委这次本来是要直接把江帆送到精神病院，但由于江帆母亲的出现没有机会下手。一行人同车回到开封。
回来后，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程俊再次要人将江帆送到精神病院 ，但由于家属不同意送而未成功。
谁有权鉴定精神病？
江帆是“偏执性精神病”？！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几位老师向记者证实，鉴定结论出来没几天，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但出于自我保护，几位老师都拒绝向记者透露他们的名字。
江帆说：“我上访是因为该管的政府部门都不作为，他们没有权力说我是精神病！”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的八种情况，江帆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江帆认为，开封市教委既不是利害关系人，也没有事先通知本人或亲属，擅自委托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明显违法行为，给自己精神上造成了严重伤害。
2002年12月14号，江帆被确诊乳腺小叶浸润癌。她认为，巨大的心理压力是癌症的重要诱因。
从1996年开始，江帆把每次和有关部门交涉的过程进行录音，包括鉴定她为偏执性精神病的那次座谈会。拿着七八盒录音带，江帆不停地找有关单位、媒体反映情况。但是，如果到法院起诉，没有证据是不行的。江帆缺乏的正是证据：没有一个人给她那份精神病鉴定书。
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录音可以作为证据。8月，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费尽周折，终于在河南省精神病院拍到了江帆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但是，由于权力的干预，江帆直到今年8月才在法院立案。
在起诉书中，江帆请求判令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院撤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并赔偿各种损失。
面对记者 政府责任人逃避
今年9月6日到10日，记者赴开封市和新乡市调查江帆事件。而政府相关责任人则逃避采访。开封市有关部门也拒绝接受采访，全程参与鉴定的开封市教委信访室负责人甚至否认有鉴定这回事，所有回答就是，“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时任开封市教委主任的谢沛澍。谢沛澍说， “只要江帆到北京，这些人就要去找，吃、住花得不少。”谢沛澍说，后来市里一位领导说，江帆总是上访，是不是精神上反常？后来就决定给她做一个精神病鉴定。江帆是第二职业中专的职工，当初好像是因为学校不是县级单位，没有权力，市教委才出面申请鉴定。
谢沛澍特别强调，当初市教委只是申请医学鉴定，“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出来的是司法鉴定。”谢沛澍说：“现在看来，以市教委的名义申请精神病鉴定是不对的。过去没有依法办事，现在要依法了，尊重法院判决，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原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党委书记张纪平对记者说：“我当时知道给江帆进行精神病鉴定，江帆和她的亲属都不知道。但我没有主观意愿，也没有这个权力。论公论私，上面都应该负责任。”
采访进行中，张纪平的妻子走进办公室。见到记者采访，她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上面的领导哪个不清楚江帆的事情，为什么现在都躲起来了。领导一个比一个滑，官越大越没有良心。有功都是他们的，有责任都是下面的！”
9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河南省精神病院，见到了给江帆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医生秦庭芳。秦庭芳承认，当时是由赵学鼎、程俊祥和秦庭芳三人给江帆进行的精神病鉴定。但秦庭芳坚持认为，给江帆做鉴定不仅有开封市教委的委托，还有开封市政府部门的指示。
与谢沛澍、张纪平多少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不同，河南省精神病院认为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从1997年年底，江帆一边要讨回她做人的尊严，一边仍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学习和工作。1999年5月1日，获得医师资格证书；1999年7月17日获得普通话等级证书；2000年4月30日获得西医普内科主治医师资格证书；1998年6月取得全省专业技术外语统考合格证书等。此外，1999年到2001年，她连续5年被评为开封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这些都是“鉴定”她有“偏执性精神病”后获得的。
精神疾病鉴定制度被滥用
“从家庭暴力维权变为人格尊严维权，江帆案件反映出中国精神疾病鉴定立法的滞后。”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此次为江帆提供了法律援助，王丽娟律师认为这符合中心提供援助的标准：普遍性和代表性。
王丽娟认为，国家设立精神疾病鉴定制度，就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制度却成为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的突破口，甚至成为一些官员非法行政的手段。
实际上，后者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受害者远远不止江帆一人。
黄淑荣，黑龙江省绥棱县四海店镇宝山村农民，多次到当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
1998年5月30日，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3名医生在黑龙江省信访办会议室，为黄淑荣作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是“患偏执状态，上访过程中无行为能力”，而整个鉴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随后在信访办人员的协助下把黄强行带到医院治疗。从那时起，直到2000年，黄被强行送进这家精神病专科医院达3次之多。鉴定人滕秀英的话颇耐人寻味，“说实在的，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
熊亮，1996年警校毕业，当年8月分配到四川省邻水县公安局工作。2000年11月，邻水县公安局决定熊亮为落后民警，弄去离岗培训。熊亮不服，后被鉴定为精神病，后被邻水县公安局送进精神病院，长达203天。其妻子，邻水县鼎屏镇双河口社区北碑支部书记、双河口社区团委书记蒋雪梅一直在申诉。
裘金友，浙江省萧山红山农场场员，曾对萧山红山农场腐败进行举报。后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长达208天。其妻沈玉凤向网络媒体公开投诉……
9月21日上午，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江帆一案。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开庭审理，接受河南省精神病院申请，重新为江帆进行精神病鉴定。江帆及律师索要精神病鉴定书，始终没有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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