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2日讯】中共四九年建政前后的农村土改是第一波大规模杀戮运动。是中共滥杀无辜的开始﹐是中国各族人民灾难的开始﹐是中国历史被扯入五千年来最为黑暗﹑野蛮﹑倒退时代的开始。中共早在流窜割据时期即已在农村实施杀戮﹐煽动﹑制造民间对立﹐籍以劫掠粮饷﹑裹胁丁壮﹐以应内战夺权之需。其在建政后则挟持国家﹑人民﹐倾其全力在农村进行以杀戮﹑镇压为主要手段的所谓土改﹐实为分化﹑拢络并以恐怖震慑人民﹐籍以维护其以暴力夺取之非法治权。正因此罪恶目的数十年间运动不断﹐杀戮不止。文中所述许钟英夫妇之遭遇为此罪恶运动之个案实例。然“个案”绝非一人一家之不幸﹐ 实为全民之灾难。暴政罪恶﹐由此可证﹗
[一]
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历史这仅是瞬间﹐在我可是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生命中漫长的疼痛啊﹗时间会磨蚀记忆﹐遗忘会悄悄走近﹔但心的创伤不会愈合。我要将这些往事用文字记录下来﹐虽然不堪回首。重提这段往事定会将未全愈合的伤口重新撕裂百次千次﹐但我要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因为这不是我一人﹑一家的沉重与疼痛。我不能﹑决不能遗忘﹗人啊﹐记住﹗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那一年﹐我还没来到这个人世，如果可以说是人世的话，我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初春出生的。大约在四﹑五岁﹐也许六﹑七岁有了记忆﹐稍懂事时起才点点滴滴﹑朦朦胧胧知晓一些。直到我十六岁﹐按照传统说法十六岁已成大人﹐爷爷才给说了些大概。只是说我是被收养的﹐原是别人家的孩子。又过了两年多﹐我上农村插队﹐我的叔叔，不﹐应称呼为养母，一位原是左派的右派分子﹐特地从农场赶了回来﹐给我述说了这一切。几年前﹐我已经知道是被收养的﹐但叔叔所说的这些无异五雷轰顶。让我震惊得突然眼前发黑﹑身体﹑大脑空空洞洞﹐没有呼吸也没有思想﹐没有任何感觉﹐在医院躺了几天﹐回家又躺了一个星期。
在农村插队的几年间﹐我曾去故乡几次﹐但去又如何﹖所见的无非满目荒凉﹑一派破败﹐离开时﹐我还是个小不点儿﹐出生不满百日﹔重回时已是二十岁的“知青”。按照叔叔描述的路径寻寻觅觅﹐旧宅犹在﹐半已坍圮。乡亲料还有人活﹐但二十年过去了﹐谁会对那些破亡家庭的陈年旧事感兴趣呢﹖﹗这块江南鱼米之乡的沃土和世世代代在这儿耕耘的人﹑以及他/她们的心灵﹐早已被踩入第十八层地土﹐都已坚硬无比。我只能在荒野无人处尽情哭泣一场﹐为我冤死的年轻父母亲﹐也为我自已。
“叔叔”只是爷爷奶奶教给的称呼﹐习惯而难改口了。其实“叔叔”是女性﹐是收养我的爷爷奶奶的独生女儿。那年她刚从大学毕业。一个未婚女孩怎能领养孩子呢﹗爷爷奶奶希望她像男人一样能撑立门户﹐就这样﹐她就成了我的“叔叔”。那一年﹐叔叔和她的几个同学被派到我家乡﹐要在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中改造思想。
[二]
你父亲姓许名钟英﹐死时二十﹐也许二十一岁。那时都是讲虚岁。叔叔就是这样开始叙述的﹐沉重﹑缓慢。你的母亲比你父长三岁﹐是十三﹑四岁进门的童养媳。是镇上一家糟坊业主的女儿。你家原是村里的大户人家﹐但早已破落。许钟英是遗腹子﹐其父早就离世。其母年青寡居﹐几年后却死于土法堕胎。许家就靠许俞氏﹐你的曾祖母﹐一个寡老太支撑。后来许钟英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做事。约在四九年冬回家成婚。不多久老人故世﹐许钟英失业家居。
我是在五零﹑五一年去那参加土改的。江南鱼米之乡﹐这里几个村的农户大都小康之家﹐人均耕地比别处略多些﹐也没有特别穷苦家庭。工作组下来后﹐我们日夜不停地“访贫问苦”模情况。地主﹑富农任怎么也难以划定。没有地富就没斗争对象﹐运动没法开展。当时﹐江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有“江南无地主”之说。土改干部被召到专区集训。例如“啥人[读‘宁’]养活仔啥人”这支江南小调加方言的歌就是这时产生的。上面一再批评﹐申斥我们“右倾”﹑没“阶级斗争观念”﹑有“立场问题”。还派我们到苏北贫困地区去学习﹐参与斗争大会﹑公审大会。穿破衣烂杉和当地贫农一起去控诉﹑斗争地富。到刑场看行刑﹐和行刑战士一起从崩裂的脑壳里掏白花花热呼呼的脑浆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坚定阶级立场”“锻炼斗争意志”“对阶级敌人恨得起来”。可是﹐这在我身上却适得其反﹐将我原有的“革命思想”“理想”“观念”连同我的革命热情完全催毁了。我拒绝去刑场﹐我不愿意看杀人。当他们叙述如何吃喝人脑时﹐我呕吐﹑哭了。我当然挨了批评﹐小组﹑大组批了几次。什么立场不稳﹑缺乏阶级仇恨﹑小资产阶级感情浓厚—–而且在运动结束时写上了书面鉴定。这还跟我后来的右派帽子有关。
回来后﹐上面派来了新工作组长﹐让乡农会主任当了副组长。工作组没日没夜下群众宣传动员﹐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做发动工作﹐大力推动群众参与运动。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动员了几个青年人当了积极分子。钟英家先被划为地主成分﹐因为他们夫妇二人有地七亩八分。加上祖茔地﹑祠堂公田的份额﹐人均地较高。是地主﹐自然要斗要揭发﹑控诉罪恶。可才二十岁的人﹐才成年就去上海﹐回乡不到一年。这样的“地主”有什么可揭发和控诉的呢﹖分掉他部分田地还有可说的道理﹐将他夫妇“扫地出门”﹐不给一点活路就太不人道了。啊﹐我这儿又说了“人道”这个词儿﹐在那时是犯大忌的﹐是立场问题。就为这两个字我曾挨过多次批评。
无可揭发﹐无可控诉。邻里乡亲只是默默以对﹐暗地里还颇为同情﹐有人还为之说好话。可是“控诉”“斗争”是运动中的一场大戏﹐是定要上演的。这时乡农会主任外出转悠了半天。当晚不知从那儿冒出了一批“贫雇农”﹐直上其门﹐一条草绳套上颈项﹐将这夫妇两人拖了出来。主任将随身带来的大锣锤得震天价响。将闻声而来的村民驱集到钟英家门前。那伙随来的“贫雇农”一哄而上﹐推推搡搡﹐将这夫妇押解到人圈里﹑站在凳子上﹐“斗地主”的闹剧随即开演。这些临时演员十分卖力﹐有声嘶力竭喊叫的﹐有呼天呛地哭诉的﹐也有滚翻在地干嚎的﹐更有上前拉扯撕打的。虽然很有点“轰轰烈烈”﹐可毕竟是乌合之众﹐临时凑合客串﹐除了几句空洞的“雇工”“剥削”﹐实在没什么可揭发的。乡亲邻里个个心知肚明﹐私下议论纷纷﹐有的在低声咒骂这伙“死鬼”“不得好死”﹐也有对农会主任冷言冷语地讥讽。倒是不少小孩被眼前的小丑演出逗得直乐﹐学喊叫﹑哭闹和哄笑。
衣衫扯烂了﹐头发扯乱了﹐满身污泥﹐头脸滴血。夫妇俩相扶离开了家﹐离开他祖辈传下的世代居住的老瓦屋﹔被赶进了老坟茔地的半截破屋里。两手空空﹐什么也不许带走。这就是“扫地出门”﹐将这两个“大孩子”赶上绝路。我于心不忍﹐在工作组会议上﹐我提出不能将他俩与老地主﹑恶霸地主等同对待。结果又是劈头盖脸地批评﹑指责﹕“同情地主”“立场不稳”“阶级观念模糊”等等。面对这些﹐我无力招架﹐无言以对﹐可在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后来工作组允许他们回去拿了些衣物炊具。看他们长大的邻里乡亲暗暗地给送些吃用杂物﹐让他俩勉强地活了下来。
说说﹐叔叔的眼框里蕴含泪珠﹐轻声叹息﹑微摇头。看得出她内心很痛苦。我劝她不要为我难过﹐休息下再说。她说﹕“你还小﹑不全懂﹐我是为我自已。”她的这句话一直留存我心底。她的心胸是博大的也是深奥﹑复杂的﹐我那时确实不懂。直到生活又给了我太多的磨难﹐我才有所领悟。她站起身在室内走动﹐我给绞了把热毛巾﹑续上了茶水。
虽在上海住过几年﹐毕竟还是大孩子﹐生性又较内向﹐这一晚上的折腾真把他吓懵了﹐几天不思吃喝只是呆呆地望祖茔出神。叔叔恢复了平静﹐又述说，已经怀孕的阿芳﹐就是你母亲﹐她很坚强﹐没流一滴眼泪。几次到工作组要衣物食粮。她坚持说自已没做坏事﹑没死罪﹐不能饿死她。工作组也没法反驳﹐只好准她回去拿些衣食杂物。倒是那个农会主任对她又赶又骂的﹑凶得很。
有一次主任骂她“地主婆”“不要脸”﹐阿芳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没偷过一针一线﹐也没偷过牛。就这么轻轻一句让主任愣住了﹐待回过神来正要发作﹐阿芳已经走了。
关于这个主任倒要说上几句。后来﹐你父亲的死多半是他下的毒手。他是在日伪时期迁来的外省人﹐也不知他的尊姓大名﹐大伙都叫他“鸡毛”﹐他是整天走街穿巷收购鸡鸭毛为生的。也有人说收鸡毛是装门面的。他做过牛贩子﹐更长时是偷牛贼。偷牛是只在别处偷﹐不在本乡本地干的，这可能是个“行规”。但偷鸡摸狗﹑顺手牵羊是随时随地的。如果有人家走失了鸡鸭﹐那多半做了他的下酒菜。你如果上他门找﹐他就会指墙角的鸡鸭毛说﹕你认认清楚﹐哪是你的﹐我赔。他有一手绝技﹕几根黑糊糊的手指在牛腹下搔搔弄弄﹐那牛就会被牵走﹐牛原本只认饲主的。农民对干这勾当的是很鄙夷的﹐尤其是殷实农户。可时代变了。因穷才偷﹐他“鸡毛”可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群众﹑依靠对象。区﹑乡政权建立初﹐他天天帮跑腿﹑帮炊事班打杂。这样﹐既混饱了肚子﹐又当上了积极分子。他向干部同志要了顶旧军帽戴﹐腰里绑上条旧皮带﹐到处走动。他干旧营生时练就的嘴皮子功夫也很有用武之地。别人的思想他常反映﹐村里的情况他常汇报。这种积极分子的活干得又多又好﹐当然坐上了农会副主任的椅子。在当时的农村这可是够压死人的官位。做了主任可不能呼作“鸡毛”了﹐偷牛的勾当也没人提了。他不喜欢这个“副”字﹐这样他在人们的面前就是“尤主任”。土改了﹐大家也就叫他“主任”﹐只是那些孩子仍是“鸡毛”“鸡毛”的叫。
那晚上演的闹剧﹐工作组内有不同看法﹕多数组员认为这是作假﹐是不严肃的。但是上面却大加赞扬﹐作了肯定。说这有利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开展运动。还要求再筹办一次﹐搞个现场斗争会﹐声势大些。让全县土改干部﹑积极分子来学习取经。这么一肯定﹐运动就愈发上了邪路﹐完全违背了平均地权﹑让耕者有地的初衷。对此﹐我很反感﹐但又无能为力﹐还不得不跟下去做工作。这让我处在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内心不满和消沉﹐脸上却要若无其事。但是﹐工作组领导已看出我的问题﹐找我谈话﹐批评。言谈之间﹐他对开现场会也有不同意见﹐但作为专职政工干部﹐他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完成任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许钟英﹐他认为地主既然是阶级敌人﹐过左一点没什么。工作中左一点才不犯错误。他还说运动才起步﹐狂风暴雨还在后头。我们要打翻整个旧世界﹐这是革命﹐是一定要死人的。不要心软﹐小心别把自已垫了进去。我知道这最后句话可能是对我的警告﹑或者说是“挽救”。我不得不振作起来投入工作。
现场斗争大会开得很热闹。从外区外乡押来了十几个地主﹐连同本乡本村的﹐台上台下黑压压一大片。村小的操场上也快站满了。场面和声势是够大的。外区外乡来的积极分子大多上台控诉了。尤主任上次带来的那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又上台表演了一番。嘴里控诉的仍是那几句﹐但动拳头的更多了﹐因为尤主任说过﹕上面的干部同志喜欢看武的。这次﹐尤主任也亲自出马表演了一番。毕竟是主任加上“老油子”，群众新给的称呼，诉苦到动情处居然眼泪﹑鼻涕地号哭起来﹐竟指阿芳控诉说﹕这个地主婆冤屈我偷﹑偷﹑偷﹑偷—–他自知说溜了嘴﹐已停口不及﹐一时“偷”不下去了。台下不知谁帮他接上了﹐高喊﹕偷牛—–偷牛—–也有人喊﹕偷人—–偷人——还有几个孩子的声音﹕偷﹑偷﹑偷﹑偷地学他口吃的样子。外来的干部当然莫名其妙﹐但群众是远近皆知的﹐自然引起一阵哄笑。这一有趣的插曲﹐也是人们对此人的鄙夷﹑不屑。被斗对象多﹐时间太长﹐群众走了不少﹐只好匆匆收场。在这些地主中有定为反动地主的﹐有定为恶霸地主的都被惨斗﹑狠整。钟英夫妇没怎么遭大罪。但是钟英的情绪仍无改变﹐仍是不言不语﹐整天坐看祖宗坟茔出神。
阿芳则整天忙这半间破屋﹐补破堵洞﹐筹措衣食﹐她清楚地意识到噩运已无法逃避﹐看来是只能在此打发日子了。只要双手一停下来﹐她就站到丈夫身旁说上几句﹐想解开他的心结。早在多年以前﹐她就像姐姐那样对他百般护持的。虽然只读过几年小学﹑略识文字﹐只能写得简短的家信。但乡间质朴单纯的生活风尚﹐民间传统保守的道德观念﹐加之小手工作坊家庭和童养媳的出身﹐才成年即与祖婆婆勤俭持家。所以从小就养成吃苦耐劳﹑柔顺又坚强的个性﹐虽思想观念难免保守﹐但具有旧时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左邻右舍﹑近亲远戚对阿芳品性为人都持肯定﹑赞扬态度。
钟英家几代男性早亡﹑人丁不旺。江南农村的富裕地区妇女不下农田[水稻田]﹐所以她在农忙时是雇工的﹐这是老人在世时直到如今的惯常作法。也是江南农村常有的。雇工则来自邻里乡亲中劳动力富余之家﹐也带有关顾孤寡弱小的好意。何况一村同性原是世代相助的。少年时就与祖婆母起早摸黑﹐植桑养蚕﹑养猪养鸡辛劳过来的阿芳﹐如今成了个地主婆﹑成了人人可以唾骂﹑践踏的坏人。这是她万万想不到﹑也想不明白的。她只明白自已以及她的丈夫不是斗争会上那些人控诉的坏人。她的祖婆母﹑未曾见过面的早死的公公﹑婆婆都不是坏人。虽说农忙时是雇了工﹐但都是按本地规矩鱼肉酒饭对待的﹔工钱也是按收成付给白米。雇工犯法﹖不雇工等饿死﹖她深知自已的善良的丈夫也是这么想的。现丈夫被这声势汹汹的场面吓懵了﹐她心痛﹑急。她深深爱自已弟弟似的丈夫。她当然不会象城里时髦女子那样表白内心深切的爱意﹐但她明白肩膀上的重担﹕祖婆母生前的嘱咐﹐胎胞里的孩子﹐还有没有生路﹖生路又在哪里﹖沉重的压力﹐艰难的日子﹐忧郁和焦急﹐让才二十四岁的她﹐鬓角出现了丝丝白发。
又开了几次斗争控诉大会﹐这是运动的应有戏目。但群众还是不冷不热。上面一再批评我们工作不力﹑阶级斗争抓得不狠﹐以致群众阶级觉悟不高。要求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要狂风暴雨式的开展阶级斗争。在组员们饱受批评提高觉悟之后﹐将村里男女青年集中学习﹐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对中年农民中的落后分子进行批评﹑或打击。又经过排队﹑挖掘﹐增划了地﹑富和上中农人数。这一增划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向工作组靠拢了﹐积极性提高了﹐揭发﹑反映别人情况的多了﹐参加控诉斗争的也多了。这大概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道理。这样钟英和阿芳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群众动员起来了﹐运动深入﹐强度大了﹐进度加快了。地富和群众的成分划定了。接要进入分田分地分房屋浮财了﹐这正如我们组长说的“狂风暴雨还在后头”。这段时间﹐我和全组同志一样忙忙碌碌。积极投入工作后自己感到处境有所改善﹐批评少了。但在对待钟英和另一户地主的住房安置和浮财处理上﹐我与组长的看法有分歧。我再次提出钟英家不应划作地主。就算是地主也应与老地主﹑恶霸地主区别对待。组长认为我提的问题早被否定﹐并批评我“屁股坐在地主的板凳上”﹐“危险得很”。我明白﹕这话和以前的“别把自己垫了进去”同是对我的警告。组长批评时脸上带笑容﹐我也没多在意。本来嘛﹐不同意见的讨论﹑甚至争论﹐在同志间是很平常的事。但他却用书面向上作了汇报。
[三]
这几天﹐干部和群众都在田头查勘﹑核对与登记土地﹐忙分地的准备工作﹐村子里相对平静些。阿芳这时分娩了。说是早产了三十几天﹐是由同村同姓的本族姑祖婆婆接的生。早产儿是个羸弱的男孩，这当然是你了﹐在那时那样的处境出生﹐真是一无所有﹑毫无准备。你﹐林南生﹗还记得吗﹖进中学时你曾嫌这名字俗气﹐闹要改名。爷爷不同意﹐还骂了你。现在你该明白﹕这是“临难而生”的谐音﹐你生不逢时啊﹗说到这儿﹐叔叔有些激动。我正想接口说话﹐她示意叫我别说。沉默了好些时﹐恢复了平静。她微笑﹐但很认真地对我说﹕可是﹐现在不同了﹐你已长大了﹐待你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家世后﹐可以恢复原有的姓﹑也可改名。这时﹐我真想对叔叔说我永远不会更改姓名﹐我永远是林南生。叔叔又阻止说﹐别忙﹗以后再说﹐你的家世还没说完呐。
你妈在这个时候怀孕生养也正让她受够了罪。自种豆菜﹐自织土布和存粮都在老屋封存﹐这已全然不属于自己的了。来日如何打发﹖自己和丈夫已是如此﹑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可是孩子呢﹗连糊口都困难的阿芳分娩后几天就无奶水﹐孩子直饿得嗷嗷哭闹﹐天天哭闹得声嘶力竭而睡。为人父母的心也似乎在孩子的哭声中被撕裂﹐但无力无助亦无处可以求告﹐只能和才出生的孩子一起哭泣。接生的婆婆是天天来照护阿芳和孩子的。好心的老人只好抱孩子东家﹑西家地向奶妇乞求几口奶水﹐熬些米汤或麦糊喂养孩子。有几家老血亲实在不忍看这三口子饿死﹐也常暗暗送些米面豆菜﹑旧衣杂物﹐你就是这样艰难﹑勉强地存活过来的。你真该感谢那几位长辈老人家﹗土改高潮时﹐给地主送吃的可不是小事﹔她们是瞒儿子媳妇给阿芳送衣食的。如果没这几家老亲关顾﹐你也许活不过百日。二十年过去了﹐不知这几位老人家还在否﹖
为将运动推向下一个高潮﹐我们被召到县里学习。小组会上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政策问题时﹐我提出对地富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与工作组长又起了争执﹐他还是“左比右好”“左一点才不会犯错误”﹔又批评我立场有问题﹐站在地富立场为地富利益说话。这一次﹐我们争论得很厉害﹐有点各不相让的味道。当晚﹐王政委，部队团政委转任的县委书记，找我谈话。他说搞革命不能心软手软﹐不要怕搞死人﹐在战场上枪子儿还认政策﹖战场上死那么多人﹐你说哪个是该死的﹐哪个是不该死的﹖问题是你站在敌方﹐还是我方。老天爷﹗原来他还在打仗啊﹐怎能给他说清楚呢﹖接他话题一转说﹕你们知识分子立场不稳﹑脚丫子一滑就倒向阶级敌人一边﹐敌人没打倒﹑自己先倒下去了。危险哪﹗你不要怕“左”﹐“右”才可怕呢。“左”了﹐不过多丢几个敌人的脑袋﹐要别人的命﹔“右”了﹐可能赔上你自己的命﹗
这些老区的军政干部﹐说到底是怕“右”﹑不怕“左”。“右”之所以可怕﹐在于因“犯错误”遭自己人整肃而“可能赔上自己的命”﹔也就是组长嘴里的“把自己垫进去”。“左”反正多掉几颗别人的脑袋﹐只要先给定个“阶级敌人”的性质。这是种怎样的心理啊﹖自私﹗残酷﹗冷漠﹗阴暗﹗可这是在讲革命道理﹐学习﹑讨论“革命”和“政策”﹐堂皇的“神圣革命”掩盖的竟是这样的心理﹗而我必须按照他们的心理来思考和认识﹔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进行工作﹔必须遵循他们习惯的作法不心软﹑手软﹐不怕死人。一句话﹕要左﹗或者说“宁左勿右”。天哪﹐我能这么做吗﹖应该这么做吗﹖当年参加地下活动﹑闹学潮﹑反专制独裁﹐我所为何来﹗﹖这是当初冒险犯难﹑偷偷刻写油印的文字所说的“革命”﹖回想那争相传阅时的激情和感受﹐我可何以自处啊﹖新政权建立﹐我欢欣雀跃﹑主动热情参与土改﹐实行先行者的遗愿﹕耕者有田﹑扶助农民﹑振兴农业。可是﹐定要按比率划地富﹐将无辜供上革命祭坛作牺牲﹗我反对任意处置﹑迫害无辜﹐我同情弱小﹑主张公义﹐却不能容于我所热忱追随的党和革命﹗我要求进步却必须堕落﹐我希望革除专制独裁和野蛮行径却必须革除我心中的正义与良知。
学习结束了﹐政委在总结报告中将我作为反面典型公开批评。话还是那么几句﹐无非是借此教育别人。不﹐是要籍以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不心软手软”“不怕搞死人”“不把自己赔进去”而搞“宁左弗右”残酷斗争﹑迫害无辜。经过集训﹐阶级觉悟又提高了﹐斗争意志加强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强烈了。工作组回到住地就要进行分地分房与分浮财了。我和刘副组长被留下作检查﹐刘“思想搞通了”认错﹑悔改﹐过关了﹐我被多留了两天﹑奉命写书面检查。
[四]
在斗争地富大会上﹐对下一阶段的分地分房分浮财作了动员。对一些富裕中农﹑发牢骚﹑消极逃会的人也顺便“敲打敲打”﹐抓了群众中的阶级斗争。动员大家投入分地﹑分房﹑分浮财。不知是阶级觉悟提高了﹐还是事关自身利益﹐群众积极性大为提高﹕参加大小会议的多了﹐到会早了﹑认真了﹐跑工作组的多了﹐乡里村里阶级阵线分明了﹐乡亲邻里不再是单纯的乡亲邻里而以阶级成分区分了。过去那种乡谊亲情﹐同族同姓﹐老亲远戚﹐乡里邻旧等等关系﹑情份﹐很快淡薄了﹔除了一些老人外﹐在中﹑青年中﹐不屑一提了。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人的内在质素起了突变。我不太明白﹕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后退﹖村里的气氛似乎有些诡谲﹕亢奋﹑紧张﹑惧怕﹑慌乱的神情摆在不同的脸上。
土地﹑房屋明摆在日头底下﹐几亩几分﹑几栋几间的明细账册摆在工作组的台上。田地有肥沃贫瘠﹑远近之分﹐房屋有新旧好坏区别。于是﹐争执迭起﹑吵闹不休。花了好多个日日夜夜﹑口干舌燥地做说服工作。在这些日子里。阶级敌人被放在一边﹐阿芳也过了些平静的日子﹔钟英仍是不言不语地发呆。阿芳总是抱孩子和他说说话﹐想给他些宽解。孩子哭了﹐钟英有时也会哄哄﹑抱抱。这对年青地主夫妇的眉眼间有时似乎舒展了细些。也许他俩从孩子身上看到一丝希望。
可是现实却是更加严峻和残酷。田地房屋分好后﹐要分浮财了。米麦棉豆﹐种籽肥料﹐农具水车﹐家具衣﹑各项杂物早已全部封存原处﹐早与原主无关。但江南鱼米之乡﹐农家亦多小康。除了明摆的﹐还有否暗藏的﹖如金银首饰﹑银元钱钞﹑契约债纸等等。或埋地下﹐或藏廊檐。于是﹐人们又想起了地主。集中斗争﹑分开审问。这就比分田地房屋等艰难复杂多了。大会小会﹐文劝武逼。工作组﹑积极分子﹑相关人员﹐个个忙得废寝忘食。有个泥瓦工说到某地主建屋奠基时﹐在灶基下埋下了什么物件。于是扒平灶头﹑挖开地基﹐终于取出件重甸甸﹑黑油油的“宝贝”﹐原来是尊非金非银﹐是铁制的“镇宅将军”。诸如此类插曲有过多起。 也确有从地下挖出些银元﹑田契之类。虽然所值有限﹐却大大鼓舞人心﹕逼供在先﹐挖地随之。但挖地越多失望越多﹐失望之余自然要在地主身上发泄。
钟英在上海做事过﹐被认定家有暗藏。一批又一批人马反复查问﹑逼供。不言不语更被怀疑﹐逼迫无效﹑自然拳脚相向。狂风暴雨﹐无日无之。阿芳﹐常年当家主妇更是逼问对象﹐身体﹑心灵受尽折磨﹐连怀抱孩子也挨饿受冻当年祖婆母自己当家﹐离世时又猝然而去﹐未有一言半语留下。面对轮番逼供﹐阿芳也确实无可交待。可是“利”字当头﹐那些人宁信自己的想像也不愿相信阿芳的话。
钟英家曾两次遭受盗劫。在抗战胜利前夕﹐一伙土匪在他家翻箱倒柜地闹腾了半夜。屯里的米粮﹑箱里的衣裳﹑连同鸡鸭猪羊洗劫一空。后来知道那伙强盗是汪伪军岗楼里来的﹐他们还劫持了一条农村碾米﹑抽水用的机器船﹐从水路过来连劫了几户。另一次在民国三十七年冬天﹐一伙十几人﹐来去猝促主要目标是粮食。他们肩扛担挑﹐一年收成颗粒无存。这伙人也像种地的﹐人人带枪﹐全是北边口音。后来传说是北边的“游击队”。按常理说两次遭劫伤了元气。可是一心等待多分些好处的那些人，以前也曾同情过，却认为“强盗不去穷人家”﹐还是死死认定“沙子也要榨出三两油”。特别是身任副组长的尤主任几次出马狠狠逼问。
对这种“榨油式”的作法﹐我认为“不妥当”“不必要”“无效果”。为了避免对立﹐我未正面反对。但是等于没说﹐没人肯听。组长和尤主任自不必说﹐几乎组内所有人都持“左一点好”。我十分奇怪﹗“好”在哪﹖“好”在不人道﹖“好”在伤人害命﹖“好”在真能从沙子里榨出油来﹖老天﹐我明白了﹗他们的“好”是“好”在让自己不犯错误﹐能自保安全﹐自保上升。他们﹐还有她们﹐都已在这个革命实践中认同了“宁左弗右”。他﹑她们为了不“把自己垫进去”就得“左”﹐反正“左”不过多让别人掉脑袋。可怜复可悲啊﹗我无话可说﹐我只能长叹息﹗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几乎所有的同志﹐他﹑她们在多年的党内生活中﹐在自相绞杀的内斗中﹐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是依靠“宁左弗右”这个魔法。这是他们从“同志”的尸身血泊里总结出的教训﹐并奉之为金科玉律﹑行事准则。从闽赣深山﹐长政路上﹑陕甘边区一路走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曾使多少无辜者被“宁左弗右”吞噬啊﹗殊不知施予者人亦施与。今天以“宁左弗右”吞噬别人﹐明天是否也会被吞噬呢﹖当你﹑我﹑当大家都认同与施行这一“魔法”自保时﹐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绞索﹗
我又不禁陷入沉思﹕我们当初热切向往﹑拼死争取的民主自由呢﹐它又在哪里﹖我们曾在“地下”秘密刻印﹑冒险传阅的那些光明磊落的“宣告”﹐以及冠冕堂皇的“主张”呢﹐它又在哪里啊﹗多少人牺牲在战场﹐又有多少人死在自己同志的手里﹖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革命就是杀戮﹖杀敌人﹐也杀无辜﹑甚至杀自己的同志﹖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神圣”﹖
[五]
可是﹐“明白了”又如何﹖“陷入沉思”又如何﹖我还不得不提起精神积极工作。不得不对某些“左一点”视若无睹﹑或附和﹑或默认。我不能也不敢明确地说出反对意见。不得不按照组织决定﹑领导意见去做﹐即使虐杀无辜也得贯彻执行。这样就让我处于尴尬境地﹐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这就可以“不把自己垫进去”。这是十足的自私和堕落﹐但不如此就不能自保﹐我只能在这两者中选择。这又是何等背谬﹑乖舛啊﹗
闹腾了多少天﹐尤主任他们也筋疲力竭了。油是榨出了些﹐但比预期的少得多。失望之余﹐大伙还是不肯歇手。尤主任提出了许老太大殓的那口棺材。他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上好的陈木山材﹑地道的福建生漆﹐前前后后髹了十次。他们竟然打起死者的主意来了。
尤主任带十几个“榨油”积极分子来到许家祖茔动手刨土。一时引来很多赶热闹的大人﹑孩子。闻讯而来的许姓族人一见“鸡毛”带头刨坟﹐情急之下出手阻止。由争执﹑拉扯到相互斗殴。喧嚣响声将呆坐的钟英引了过来﹐混乱中被打倒在地。随后赶来的阿芳急急救护﹐也被打翻在地。孩子已被人抱但已受惊哭闹不止。待到工作组长到来方被阻止。斗殴两方都有人受伤﹐尤某伤重﹑且未达目的心有不甘﹐反诬钟英报复。原是谎言﹑无人相信。挖人祖坟﹐在江南民间本是以命相拼的大事﹐但时值运动﹑尚未挖成﹐也就无人追究。我问组长﹕死人是否划成分﹖组长说这在老区是很平常的事。别说坟没扒掉﹐扒光了也没啥。还说尤副组长阶级立场坚定。
挖坟事件当晚﹐钟英夫妇跪在老人坟前哭告。夜半时分﹑声声凄戚﹐雨声风声﹐哀哀动人心魂。不言不语的钟英在坟前竟也自言自语说了不少话。不料从此整日不停喃喃自语﹐且神情﹑目光变得更为呆滞。有时还会走到已不属于自己的老屋后自言自语﹐渐渐地更显现出精神错乱现象。
人世间的事情真是变化无常。挖坟事件后﹐尤某在人们的口中从“主任”又回到了“鸡毛”。虽然受了点伤﹑吃了些亏﹐除了工作组长外没人对他肯定和同情﹐别的组员也不太跟他搭理﹔村民更是对他餍恶﹐不再像前些时那样“尤主任”“尤主任”了。但是“鸡毛”本性难移﹑贼心不改﹐总想制造些事端籍以 立功﹐想报复。所以村子里一时也平静不下来﹐虽然已将临近运动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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