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一问：
您曾说“脱开人的存在，便无从谈论全部的哲学和科学等等”，那么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是怎样的，是否真如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的那样？——是不是哲学与科学也只是从人的视角来功利地反映世界，因而世界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和结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可知的么？
答一：
哲学是一种意义或意思，科学也是一种意义或意思，我们的全部知识及其学科都是意义或意思。意义是人的意义，是在关于人的各种关系中发生并由人的主体性呈现的。缺失了人的存在，全部的意义也就失去意义，就无所谓意义。意义是由人赋予并由人衡量和解读的。当我们到原始的山上捡起一块石头时，这块石头本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衡量它于我们的功用即意义，并可以赋予它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意义。当一个考古学家拣起一件旧石器时，他可以从中解读出一种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但这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并不是作为自然的石头所固有的，而是由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它的；即使如此，考古学家从这块旧石器中所研究揭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也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进行的揭示，因此，被揭示了的这块旧石器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不仅是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的意义，而且也是考古学家所赋予的意义。更重要的一点是，所谓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的意义，当没有考古学家的揭示时，它就是无意义，也就是说，一切意义都是活着的意义。
单独的“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它的全部意义是从“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所谓“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由“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形成的命题。已有的科学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即当一定的原理被表述后，科学家就把人的因素从其中抽出，使原理成为纯粹客观的描述，以固定原理的普世性。即使在1923年法国的德布罗意提出波粒二象性后，已经从根本上涉及到了科学原理始终的人性这个问题，但试图减少原理的人的因素的普世追求依然是科学最基本的倾向。但是，一切原理，既然是被人所发现并由人所表述、证明、解读、学习、运用的，终究是人的原理。
一切客观的，即使我们所直接感觉的，既然是被认知的，就都包括着人的因素，或说都包含着主观因素。也就是说，凡被人所认知、感觉的，作为物件并不是纯粹的客观；反过来，既然物件客观存在着，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纯粹的主观。我们人所认知、感觉的全部存在，无论作为物件的存在还是作为结果的“抽象”存在，都同时包含着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所描述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既然是被描述的，因此，就也是主观的。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是客观的，但既然已经被人的眼睛看到，所已经看到的就受着人的眼睛“改造”，问题不仅在于人的眼睛不能感受全部的光线，还在于人的感觉器官更不能感受物件的全部，被感受的物件一定是“人”的物件，被感受了的物件都已经被打上了“人”的印记。
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认识，不仅在于有着进行认识的机体、精神和能力，不仅在于总是处于一定时空的认识，而且也在于物件的存在着。因此，所谓认识，是处于一定时空的人的机体及其主体与物件的总和过程，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也是全部人的世界的基本属性，是过程的存在或存在的过程。正因为是一个过程，因此，人的认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人类的发生而发生的；从发生的角度说，它又是人类从来就有的，没有认识的发生就没有人类的发生，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人类的发生就没有认识的发生。进一步说，人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着的，或说人的存在一定也是认识的存在。哲学、科学、艺术等等，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人类发生到一定程度的存在形式和内容，是认识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哲学、科学、艺术，人就不是哲学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的人，认识也不是哲学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的认识。
请不要按照流行的哲学标准把我理解成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的认识既是主观因素的发挥，又是对主观因素不断进行限制的过程。物件，或者说作为主体进行认识的物件，仅仅只是“从人的视角”被认识的物件，主体或者“人的视角”并不能取代其存在。物件的存在首先是认识了的存在，正是通过这一认识的存在，人在认识的过程中就确定了它的存在本身。这种“确定”是一种信念，其基础是人已经有的认识，其前提是人作为生命的本能和无知。既然是信念，因此就有着“猜知”的倾向。正是在这个环节上，以往的哲学发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流。
但是，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确定或猜知了认识物件存在本身的存在，都确定或猜知了已经认识的物件的存在并不是物件的全部存在，因此，认识作为一种过程无论作为唯物主义的还是作为唯心主义的，都具有了无限进行的欲望、动机和动力，并且也无限地进行着。人存在着，不管什么主义，认识一定进行着。这样一个进行着的过程，其最终的趋向是对物件本身的存在的认知追求，因此，即使是“主观唯心主义”，不管主体是如何地能动，都会对主观因素进行不断限制，以使认识符合或接近物件本身的存在（注意，“心”本身也是认识的物件或可以成为认识的物件）。当然，主观因素只能够限制，而不能够消除、去除，也无法消除、去除，因此，认识不断追求着客观，但也永远是主观的。
全部的认识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及其因素。没有主观要素，认识就不能发生，就无所谓认识，因此，凡认识都包含着主观的因素。一切认识都一定是有着客观物件这个要素的，没有客观要素，所谓主观要素就不可能展开，展开了的认识必然包含着客观的因素。但主观与客观的综合，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模式，认识或可能是偏向于主观的，或可能是偏向于客观的。这与认识的正确与否更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综合，仅仅是认识的发生和进行，并不等于认识的结果正确与否。正因为这样，所以，生存在宇宙中的人类就始终在认识着，也始终进行着错误的认识，追求着正确的认识。
当你使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词时，你已经确定或猜知了有一个物件本身的存在。你之所以作出了这样一个确定或猜知，是你已经有了认识，或者说你已经有了对认识了的物件的存在的把握，并且，你从这种把握中已经知道已有的认识的有限性和认识的无限性。虽然你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无知，但是，你既然已经使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词，也就意味着你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有知，你从已有的认识中得出了有这样一种存在的“知识”，并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了全部涵盖和规定。
那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具体内容是否可知呢？或者说，物件本身的存在是否可以转化为认识的存在呢？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可知，但不可尽知。”从这句话可以知道：我既不是一般认为的可知论，也不是所谓的不可知论。可知，或不可尽知，首先是个现实的问题，不是什么逻辑问题；是由认识的历史所实证的。认识的历史，是一个无知到有知、不知到知、知而不知、知不知的实际历程。知了，“人”的机体便成了人的机体，“人”的存在便成了人的存在。
知，于是便有了知，知了。人存在着，人便知着，知着不知，所以不知为知。不知为知，所以可知。可知，不知便可以为知。不可知，则无知。无知，则无人。人而不可知，则无知；无知，则无人。但知而不可尽知。可尽知，则知而不知，认识就终结，人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一切的知，都不是一次性的；即使一次的知，也还是个过程，是可以予以分解为多个知的。因此，知所以为知，正在于不可尽知。可知，但不可尽知，所以知便是永远，是不尽。有已知，有未知，可知，未知便可为已知；不可尽知，未知便不可尽为已知；未知不可尽为已知，所以人便永知着。
不可知论违背了人类最质朴的经验，违背了认识的最基本历史，其自我辩护的途径一定是所谓抽象的逻辑形式，或者说人类仍然幼稚的抽象能力及其成就，其内在的精神恰是一种极端的可知论，把已有的逻辑学教条当作了终结的真理，并以此作为不可怀疑或辩驳的立论基础。极端的可知论者更是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终结者。特别要警惕的是马克思，他（或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第一次的“科学”，以为终结了基本的真理（他人或后人只能在个别的地方进行补充或修改），并推动理论的行动化，试图重新缔造人类和社会。更要特别防备那些极端的“科学主义”者，他们把已有的科学绝对化，试图按照“科学”的模式和技术彻底改造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生命，甚至尝试重新造人。如果人类的智慧不能自觉到不可尽知，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不等地球的天体演化进程，不等地球负人的时候，人就负了自己，在狂妄中加速走向毁灭。
正因为物件本身的不可尽知而可知，因此，知的过程或者说认识的真理性就必须对自己进行修正，甚至不得不经常推翻重来。这就是对认识的主观性的绝对限制。认识的主观性是绝对的，对其限制也是绝对的。这种限制是一种自我限制，是主体对自己的批判和否定。它当然是一种精神过程，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根据以往全部情欲和意识的精神自我修复和认识的自我修复。但是，它更是人的活动进程，是一种行为过程。这就是反复的认识，或者说实践。
所谓实践，就是反复的认识，它不是一系列认识的简单相加、连续、延续，而是包括着个人的和类的全部情欲和意识活动，包括着个人的和类的全部行为、交往活动，受着人们全部生活和生产功利性价值倾向的影响和左右。因此，所谓实践，并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它是以认识为特点的人的全部活动的总和。科学的基础，是资料的不断积累，或反复的实验，在此基础上予以比较、归纳；进而，科学才得以演绎。但是，演绎的过程也是资料进一步积累的过程，是进一步实验的过程。
必须辨别清楚泛滥着的庸俗的实践论。所谓庸俗的实践论，其基本特点是用功利主义的实践对认识进行价值限定，排斥或忽视认识的演绎性，使认识在总体上游移在技术层面上。从最终角度说，人的全部认识都具有类的功利性。类的功利性有两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一是以人类整体的而非部分的功利为功利，这叫人类主义；由于人类并不仅仅指今天的人类，而且也包括着将来的人类，因此，另一个价值取向就是将来主义。庸俗实践论不是人类主义，不是将来主义，而是部分主义、眼前主义，是以人类部分人群的眼前功利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并不是人类主义、将来主义一定与部分的、眼前的功利有着冲突，恰恰相反，人类的、将来的功利总是由部分的、眼前的功利积累而成的。
但是，部分主义、眼前主义因其以部分的、眼前的功利为价值取向，总是会不断走向狭隘化，以越来越部分的甚至某个人的越来越眼前的功利为功利。因此，庸俗实践论就会越来越拒绝认识的演绎性，所谓的理性仅仅只是获取部分的、眼前的功利的技术手段。因此，在庸俗实践论那里，实践与认识发生了割裂，所谓实践演变为了功利的获得，完全成为了“物质”化的方式，认识的真理性程度必须依赖于实践的认可，“心”的实践不再属于实践的范围，而被视作为了荒唐的、恐怖的、颠覆的异己力量。
但是，庸俗实践论既然是一种认识论，其本身并不能摆脱“心”的实践即经验的或理性的认识；不仅不能摆脱，而且一定是以自己的经验认识或理性认识为核心的。因此，庸俗实践论对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排斥，并不是排斥全部的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仅仅是排斥他人的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用不讨论或不许讨论维护自己所认识了的结论，迫使他人愚昧化、无脑化、物质化、非人化。然而，人，只要是人，终究是认识着的，庸俗实践论终究不能通过精神的力量做到对他人认识的排斥和消除，而只能通过认识的权力实现精神专制。
因此，庸俗实践论的基本特征就不可能是一种哲学家的理论，而只会是一种权力家凌乱的命令体系，是对精神的权力专制观念。庸俗实践论作为一种权力论，在理性上，在哲学中，寻找不到任何合理性，它的全部合理性只能从自身的冲突中得到。所谓自身的冲突，就是庸俗实践论的部分主义、眼前主义注定了它将在时间的过渡中发生断裂，进而分解出不同的权力立场，从而发生权力火拼，胜利了的庸俗实践论通过自己的胜利宣布自己的全部合理性。
在庸俗实践论统治的时代，一切严肃的认识的哲学都是异端，这些哲学至多只能作为奴仆为证明庸俗实践论的合理性提供似乎象模像样的逻辑工具。因此，在这样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里，人们就只知道庸俗实践论的逻辑，于是，庸俗实践论就为自己获得了进一步的时代合理性。这是人类精神最庸俗、最空虚、最腐败的时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