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日讯】对《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批判之一
在我已往的批判中有许多对胡锦涛的鼓励、鞭策，但并没在对他的才与德方面说什么。中共无缘无故地把我抓起来，使我无意间陷足康德哲学，因这门学问是用于对人类能力的认识的，学了后就不自禁地留意人的言谈，以寻求对人类能力做分析的材料。十四、十五两届，李瑞环的话是水平最高的，江泽民是最滥最乱的，朱镕基是最激情的，胡锦涛是最谨慎的，一方面他得掌握度数，避免因不慎给自己堵路，另一方面他也真的不懂，不懂就不敢讲。从胡极少的应景言谈中，就隐约嗅出他这个人既无才也无德，他掌了权，这几天又把1995年的一篇讲话贴出来充数，这大概就是他已往那些年的水平了，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对他做认识的材料。就一并纳入他的言论批判。这份讲话不仅完全是文革遗风的假大空，且明显地暴露出对自己的立意不懂，一个人去说些自己不知啥意思的话，叫人莫名其妙。我们就能看出他是在滥竽充数。他根本就没弄清世界观是个什么东西，更弄不请世界观与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在那里闭眼瞎折腾。可以看出共产党就是个你骗我、我骗你的骗子帮。
他还是在那里教导他们的省部级的官员呢，他意为这世界观象种花、栽树、打针、吃药，是可从外往里罐的？这世界观又怎么能树呢？这种把无知当渊博，又怎么能不害人害国呢？
人的立意是由人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决定的，立出什么意来，也就展现出是个什么水平，人人就是照其立意所表述的那样看问题的。当然人人都知道由立意传达出的话那是真那是假，比如胡锦涛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马克思主义”，他是知道这是在撤谎的。
但他把世界观（不论什么主义的）看成为是由“立”或“树”而有，这却不是撒谎，而纯粹是不懂，他内心里就觉世界观是由人主观地培养出来的，这证明他说话不是出于认识，而是囿于习惯，并不知说的是什么，他至少还不能自觉地依靠认识。他用于言谈的那些概念是做为环境要素参入进他的意识形成，刻在他脑里，却不是他的脑对这些概念有所理解，所以这些概念是怎么进入他脑里的，又被他怎么说出来的，他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仅因他脑子里已有了这些东西，他往外说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与他说的话的意思并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概念的真实涵义，以及概念间的联系所给出的思想，他连想也没想，甚至还未曾有想的要求。正是由于他的话对于他是未曾经验的，他才不知对错香臭，不知说的是什么，必然是空洞无物的。
因此我们批判的论题就是：世界观是因“立”而有的吗？
只要看一看他的标题，就知他是瞎编—-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试问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不同的东西吗？胡锦涛脑子里还能既有世界观，又有人生观，还有价值观？明明是同一个东西，他为什么还要说成三个？这就是不懂造成的，他只看到有三个不同字面，就认为有三个事实。好像“白薯、红薯、地瓜”三个名称不是一种东西似的。这既呈现出知识的不足，还暴露他心理个性被异化的倾向。
证明他的意识不是基于认识，世界观是个什么东西对他还是盲的，如果他对之有知解，决不会说出三个观。对此，日常中的人也没有这种觉悟，但人家只是在具体的范围里相对交谈，彼此间明白就是了，并不指导他人，更不指导社会，而胡锦涛的话可是国策，错一毫谬千里，何况错的是如是之多，之严重！
青岛的牟传珩在监狱里上书提出“批判救国”，这是很有份量的。批判救国的涵义又深又远，不只是对共产党，而是把理性的批判推广成为社会的正常生活，让社会始终处在理性的澄请之中，不使任何污垢有匿藏的机会。
像我们正在批判胡锦涛的言论，不仅因为他是共产党，他反动，还因为他是人类之一员，所以批判所纠正的是我们共同的能力。“反对派”这个概念就是要建立一个永远的批判氛围，我们自己也要有这种自觉，在对共产党的批判中澄明自身。打倒共产党不是最高任务，造就出一个批判的社会风气，源源地为社会提供活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共产党党校的校长竟达不到理性的认识觉悟，共产党又到哪去自新呢？社会又哪来的动力？
何为价值？价值就是意义。价值观就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在世界联系中发生的体验，被体验到的就是生命具有的意义。意义与价值是一个意思。
因生命是处在世界中的，意义就是生命与世界的联系，当然也就是人生。所以这三个概念是一个事实的不同说法。当年的胡锦涛是共产党骨干摇篮的掌舵，掌舵者竟把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当做三个东西，这摇篮能酿出什么好果子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说他连用三个“观”还有心理学揭示？因为这里还掩盖着是一种心理倾向，就是社会上流行的“不拿白不拿”、“不说白不说”，宁可说多了，说乱了也不能不说这种心理，这也就是社会上流行的什么事都要层层加码的歪风。是一切趋炎附势者的通病—-就是向党宣誓，写决心书、挑战术这类把戏的心理倾向，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极左”。因此说胡锦涛这份讲话揭示：他还是“决心书”心态，含着明现的巴结情结。
就凭这个标题我们的批判就能肯定—-胡锦涛是一个没有独立个性，没有志向，被僵死的习惯所包裹的，不是能有所见、有所开辟，有所建树的人。
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摧眉折腰我们并不得知，但他没有见的，不能开拓，不能建树却是绝对敢肯定的。
胡锦涛这个人的脑子里，是没有“开拓”、“创造”、“预见”、“建树”、“扭转世风”、“与时俱进”……这类概念的，这不是说他不识这些字，不讲这些话，而是说他的精神不能达到这类概念的状态，境界，他不可能有与这些精神相符合的作为，甚至从未发生过对这些概念的体验。这些精神在他脑子里则被转换“不能冒险”，他只对“冒险不冒险”有体验。如果用一个词把胡锦涛刻划出来，我认为那是—-
胡锦涛是一个决不冒险的人。
青壮年的胡锦涛肯定是一个“弯弯绕”，一个躲避责任的人，其实当年西藏镇压从心理学上考察是一种对自身政治前途的投保，是一种躲避。他是不是一个伪君子，这说不准，但他绝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没有作为的人。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先来研究“树立”。
分别地来看，“树”是行为，“立”是由“树”造成的结果，其实在这里“树”和“立”是一个概念，都是行为。
那么，在胡锦涛的立意里，世界观就成了人用行为植进自己意识里的了—-
但人要能行为，必须得先有意志，因为意志做为行为的发动源也有一个是哪里来的问题。从胡锦涛的一系列言论来看，这个六十多岁的人竟还不知道意识是形成的—-世界观又怎样，它不过是意识的表现或内容，连意识机能都是形成，这机能里的一个成分能不是形成而是树立（意造）的？
当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共产党的传统说法，从毛泽东就开了头，延续下来，江泽民说的最多最滥最乱，这不是胡锦涛的责任。可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谁的责任，而是来判断一个人具不具有承担民族责任们能力，我想对这一立场不会有什么歧见。
“树立”是人的主观行为，那么它必须是意志内的，是有目的的选择。我请求读者自己来问问：你是哪年（几岁）哪月哪天向什么机关申请，由什么人，怎么样为你送来意志的？—-这是谁也回答不出的。因为谁的意识都不是由（树立）而来的，人并没去“树立”，又怎么能“记”下怎么去树立的呢，“树立”得有个条件—-即你得“能树立”，谁一下生就能“树立”？胡锦涛竟荒唐到号召省部级干部学员去“树立”世界观，胡锦涛之昏之庸就可想而知了。
原本意义的人连意识都没有，它用什么来“牢固树立”？可到人有了“树立能力”时，世界观早就在脑里了。人脑是仓库？说进就进，说出就能出的。
人的世界观要是想树就能树立起来，除非那精子和卵子都是有意志的。人懂不懂世界观，都不能避免他形成世界观，但要想使社会维持和谐，富有生气，那就必须在知识的立场上懂得什么是世界观—-
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是关于什么的，怎么来的？
其实，世界观是我们给意识因对本己生命的体验所造成的倾向性起的名字。实际上说的是“生命有什么意义”。
在“生命有什么意义”这个前提下，隐含的是不问主观上想如何，只要生命在了就必定有意义，因而生命之有意义是天然本色，不是人能选择能抗拒的。因而人并不能为自己的生命确立价值观，人对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对认识能力的开发，人越是更多地依靠认识能力，他的意志的盲动性就越是减弱，他对本能的服从也就有越多的摆脱。从本能向认识的方向攀昇，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非选择关系。为什么陶渊明会说今是而昨非呢？就因今天的阅历是昨天还没有的，今天的知识超越昨天，用今天的更多的阅历和知识造成的眼界去品味昨天，就是使用更宽广更深邃的视野，也就是更具普遍有效性的视野，当然就觉昨天的判断太狭隘太有限。
因此说人之对具体行为是选择关系，但人的道德却是个境界问题。
有的人犬马声色，觉得很享受，很幸福—-贾庆林、黄菊、陈良宇、江泽民就是这种典型；还有人贫寒一生，却也觉得幸福，并断言比江泽民们的生命还有意义，还幸福—-斯宾诺莎就是例子，他靠磨镜片为生，吃上上顿没下顿，他却从静思中获得体验—-于无声处，流涓涓，比惊雷更惊。
还有颜回，穷却乐！
有一对从湖南流落到福建的夫妇，住破庙，拣破兰，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去可怜比他便更可怜的人，他俩一生靠掏垃圾收养了六十多名弃儿，他们常常吃不上饭，却从救活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里感觉到幸福！我真认为他们是圣人，如果不是出于埋葬共产这个更大的目标，我想去追随他们。他们的幸福观是按照胡校长的教导“树立”起来的吗？
我头一次坐牢时，是中国的舆论较少空话的时期，有一则报导，让我铭刻心间，常常拿来鞭挞自己，对之礼顶谟拜。那是一个铁路员工写的，他说六0年的冬天，他在一个小站上做卖票员，见一女人怀抱一婴，手牵一子，两个孩子都饿得直哭，他不忍，就把自已饭票打来饭给了那扫女，他从窗口里看着那女人全喂了孩子……剩下一点包好也不肯吃，他震动着。他要下班时那女人请他帮看一看孩子，她去方便一下，结果失踪了。在他怀抱的婴儿里有一封信，说自己是小学教员，丈夫是个干部，出了事，太冤，她还有个瘫痪的老婆婆，她不能看着她饿死，就决定为两个孩子找一个家……他的仁慈让她感动，她观察了他两天啦，她遂决定把孩子交给他，她相信他能让他们活下去……这位员工抓了耳挠了腮，可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光棍汉的铁路员工收养了两个孩子，长期谈不上对像，孩子大了，他也与他（她）们有了真正的父子父女情，两度调职搬迁（已跨了几个省），他怕孩子的母亲找上门来，夺走爱子爱女。他的文章的题目叫“借“人民日报”之一角，为两个孩子寻找生身父母”。他自责道：我是自私的，就觉自已养育了孩子就得占有他们，就没想想他们的生身父母割舍了亲生骨肉是个什么滋味，现在冤案都平反了，孩子的父亲该复职了，那母亲怎么来向他们的父亲交待儿呢？他一次一次的调职搬家……经过两年多的煎熬反省，决定说出真相，这两个孩子一个在x
地xx大学，另一个在x省xx大学……他原住x地（他详细地刻划了那个小火车站）x路，后搬x省x市，又搬x省x市xx街……这个最平常的人，他是何等圣洁、伟大！
我举出这两个例子来问胡锦涛，他们是什么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的情操是因“树立”而得来的吗？那个女人说丈夫是冤案，可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铁路员工也不是阶级的立场，而是自然人性的流露。
但谁也不能说上述四个人所流淌出的不是世界观。
试问胡锦涛是否应当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清除，扫荡？
这四个人的人生观又是什么的？共产党是不懂的。那我就来教导胡锦涛，共产党：
他们四个人的人生观就是他们的“是人”！
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人，从而模糊地将这一感觉推广开来，得出别人也是人，人就得以对自已的感知来量度他人。平平常常，再自然不过了。
这样的人生观是因胡锦涛的“牢固树立”而有的吗？他们又不上党校党课，拣破烂的时间都不够，哪顾得去“树立”？你若去问他们，他们肯定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这种性这种情（也就是胡锦涛的世界观）是哪里来的？在这方面，那胡锦涛虽处亿众之上，动辄山呼，行辄海拥，至于他的人生境界吗，若比我孙丰，那可是差远啦！别小瞧这一介匹夫，我会很坦然很充实地说：尔不过一行尸走肉！我一介匹夫又怎样？早已是阅尽巫山、苍海，处在享受静思的境界上了。我再来告诉他们—-
这四个人的境界不是从什么马克思牛克思驴克思那里来的，也不是树立出来的—-
这境界原本就在他们生命中，就是他们的生命。
与胡锦涛的不同之处在于：胡锦涛被毛泽东的邪灵训化了，他又用党校来训化别人；而这四个人根本没有被训化的机会，他们有着的是生命原有的纯朴与本真；他们的心是自然人的心；而胡锦涛的则是被邪灵依附的（这里套用的是胡平先生的“训化”论，但我认为“训化”概念设能彻底还原，那毛泽东是被谁训化的？列宁、马克思本人又是被什么训化的？所以应是异化，人类理性的异化）。
人原来并没有心，在与环境的互作用中形成了心，你得清楚“形成”不是在原来的生命里再加一个部分，而是从生命原有的组织里发生出一种机能—-生命的机能里的那“能”，怎么“能”也“能”到“机”以外去，即生命的机能不能机能到生命之外去。所以，“人之常情”就是胡锦涛说的人生观，那常情只有人才有，并且又是关于人的。世界观的最简单表述就是—-
人对人的体验。
对它的便于理解的表述应是—-
人的生命中的意识对生命与世界所处的联系的状态的完满性体验。
从这个永恒有效的判断里你可以看出：生命、生命生成的意识，它们在哪里呢？—-在生命里。意识所体验的那个生命，以及生命与世界间的联系，这一联系所造成的生命状态也都还在生命内，还是生命。它的境界，也只能是互作用而形成，不可能“树立”而得之，不管牢固的还是脆弱的树立。根本不存在“树立”这一说。
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存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当然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
只存在人生观。—-根据是只有人才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只有人才有体验。至于阶级的烙印那是人的世界观在一定时代表现出的阶段性差异，它在人性之内，是人性的表现与证明。不能把它上升到与人性相平等，甚至超越人性的地位。
行笔到此，注意到徐水良先生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辩论，下一论题，就来批判胡锦涛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