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韩山报导)上周中国建设银行(CCB)董事长郭树清刚向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了他的上市股价思维，表示有意预留上升空间让投资者稍赚，“建设银行”高调入市后，10月28日市场无情地把他预留的稍赚空间冲刷掉。
除建行外，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和神华能源(China Shenhua Energy)也选择只在香港一地首发上市，它们认为在香港市场同样也能获得国际资本，但成本更低，麻烦更少，香港监管机构无权对身在中国大陆的董事采取执法行动。
2002年，美国实行公司治理法《萨班斯-奥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China Life)在香港和纽约两地首次公开上市后，美国证交会(SEC)对该公司发起调查，自那以来，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独钟香港股市。
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董事学会，公布一份“香港上市公司企业管治水平”报告中披露，在对168家香港上市企业调查后显示，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中资公司，治理成效不如香港公司，而且因为关联交易太多，独立董事形同虚设。
*政治运作 股民遭殃
一般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股票发行来源地之一，这一趋势对香港是利好消息，给香港带来优势。由于中国内地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靠不住，而香港的“一国两制”必需仰赖北京的“高兴”，常常受到诟病的香港监管体系是否能经受住洪水般的大陆企业前来上市，为分析师和投资者质疑。
据香港的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要有“透明度”，领导层发生变动，要在第一时间让市场知道。但中资企业的领导层的下台常常不是正常的调动，而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列为“国家机密”﹐市场上的广大股民无端成为政治牺牲品。
2002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欧亚农业主席杨斌失踪，后被捕﹔华晨汽车主席仰融失踪逃到美国；前者涉及杨斌出任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政治问题，后者涉及民企被“没收”为国企的利益问题，当局都以黑箱作业方式处理，小股东被蒙在鼓里。不到一年，同样在香港上市的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与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也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被捕，中共没有公布详情，特区政府也不敢向中共要求，向广大股民交待。
*暗箱操作 公权不张
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突出的例子是在新加坡上市的航空燃料供应商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和兰花种植商欧亚实业(Euro-Asia)，前者在衍生品交易中亏损了5.5亿美元，后者在赴港上市前将其营收虚增了20倍。
事实上，类似事件并非首次，之前已有数家中国企业出问题，令投资者受损，而部分企业还受国际投资者青睐。
去年12月在港上市的北青传媒，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传媒机构，集资约9亿元，当时获42倍超额认购。
北青传媒6名经营管理人员涉嫌经济犯罪，于今年6至9月期间先后被拘留，其中包括两名副总裁。10月初与北京青年报有密切关系的北青传媒3名高层主管因涉及经济犯罪被捕后，港方才大梦初醒。
创维数码长时间由摩根大通、惠理基金和汇丰资产管理等基金机构所持有。科龙于停牌以前，仍然获得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研究部给予“增持”的建议，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更持有科龙已发行总股本的4.88%股份。
为了保护投资人，专家坚持说，香港应扩大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证监会)的权力，该机构是香港两个市场监管机构之一。
另一难题是大多数在港上市的中国公司董事和资产都在大陆，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鞭长莫及。一家中国大陆公司出现问题时，港证监会每每在状况外。
Herbert Smith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加文•刘易斯(Gavin Lewis)表示，即便香港监管部门确实试图与大陆合作，大陆市场经常是由公安部门直接管辖，而不是中国证监会。
*监守一把抓 公信不足
港证监会被视为主要监管机构，但它同联交所分享某些权力。联交所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本身也是上市公司，其大多数营收来自新股上市和股票交易。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秘书长杰米•艾伦(Jamie Allen)表示，“将上市公司作为第一线监管机构是一条糟糕的原则。”
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于中国企业问题上，每每“投鼠忌器”，更增加解决有关问题的难度。
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过去常对大多数中国公司附加一个沉重的风险溢价。但近期一些新股上市，如中国建设银行，与同行公司相比，不再按折价发售。刘易斯表示：“人们变得非常感情用事，他们说这些股票的成长潜力很大，应当降低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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