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1日讯】（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设想，胡锦涛上台后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似乎要启动党内民主，在个别地方做过直选镇党委的试验，但这些动向究竟是要真搞起来，还是摆摆样子？
如果了解中共的组织结构是层层紧密约束，了解它的操作机制是从上而下的灌输，了解它的权力系统是高度集中，了解它的最高权力具有不容质疑的性质，那么，就可确认，这样的组织对民主的排斥是必然的。尽管随着它的机能老化，固有的信念控制渐行淡薄，组织结构的运行出现松散，但它的集权主义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毛时代，党内高层权力分配完全掌握在毛手中，或予或废完全在他的意念中。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他的指使，党的四名副主席无形中取消，没有经过讨论，没有付诸表决，更没有人质疑，所有党代表都默认它的正常性。这就是毛拥有的特权。邓时代，废黜胡耀邦总书记职务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秘密决定的，然后通过所谓“生活会”施压，迫使胡自己辞职。这就是邓、陈、李拥有的特权。这种特权自上而下形成各层权力系统的既得利益，他们构成既得利益集团。实行党内民主必然要求削弱这种特权，如果目的在于改造这个党成为民主组织则必然要求完全、彻底废除这种特权，由此突出的矛盾就不是靠宣讲、说理能够解决的。在当权者还具有生存自信时，怎么肯选择让出部分权力以实行党内民主呢？它对侵犯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持抵制或反对态度是不言自明的。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党员有权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直至中央提出任何政治性创议。这是实现党员做主的必要途径，是监督党的领导机构的重要方式，是民主政党的应有标志。实际上，这就是首先在党内实现言论自由。为使这项权利不被压制、打击，不致出现彭德怀、张闻天因批评“大跃进”而惨遭灭顶的专制迫害，根本的保证是：党内异见合法存在，政见派别自由形成，这样才能使党员提出批评和创议时无后顾之忧，进而才可使党内思想活跃、生机勃发。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不会以黑社会法规惩治党内异见者，不会有对待赵紫阳那样禁锢终生的黑暗出现。对此，中共能接受吗？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是权力委托制的必然形式。党的领导机构或它的一把手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方式必须取缔，使权力的获得取决于党员选择而不是上级赐予。这样才能引导掌权者明白手中权力的来源，促使他们依照选举者意志施政以免被淘汰出局。同时，选举必须具备充分选择性，使选举者可以比较候选人的资质和政见，择优而投。为此，必须使候选人有充分机会展示自己政见，候选人之间有充分机会相互辩论，以吸引选举者注意而争取选票。这些都是民主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样的政党中，不能允许幕后太上皇如邓小平之流操纵，也不能允许暗施阴谋使江泽民一类霸占权位不放，更不能允许往权力的关键岗位塞满“皇亲国戚”、“太子党”。对此，中共能够认可吗？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符合人类公义的党法党规成为党的行为规范，党内民主在这些规范的轨道上运行才能正常地体现全党意志。这些规范约束党内掌权者不能滥施权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掌权者的党法观念一向极其淡薄，惯于“无法无天”，因此，下列荒唐事件屡见不鲜：八届十二中全会有40名中央委员出席，不足半数，于是授予74名非中央委员的党干部以表决权，滥竽充数。这种非法手段使那次全会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是无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授意，停止中央委员、候补中委25人与会资格，全会增选9人为中央委员，开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被任意剥夺参与中央议事的权利和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委员的奇特先例。这些举措同样是非法的。将这样一个在法规上混乱如麻的党改变为依法守序的党，必须取缔专制者以言代法的特权。对此，中共能够忍受吗？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党只是为实现既定理想的政团。它只能为群众造福而吸引群众依附，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它只能为社会服务而取得社会信任，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它与其他政党平等竞争而比较优差，没有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的特权；它依据选民信任而组阁执政，没有凌驾于选民之上的特权。总之，党内实行民主，表明中共愿意将自己改造为民主政党，因而，作为必然的逻辑就是取消作为中共特权标志的所谓“领导权”和中共自命的永恒执政权。同时，按照民主标准，政党不能拥有武装力量，不能以暴力支撑自己的存在，因此，解放军应归国家领导，中共组织应退出军队；党的活动经费应切断国家财政拨付管道，实行自筹原则。这些都是民主政党应有的规范。对此，中共能够理解吗？
从以上诸矛盾追下去，显现的是深层次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共产主义的社会观是精英论，认定无产阶级是人类精英，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精英，共产党高层则是党的精英。如此才有一党专政，实则领袖专政。由此建立的是共产主义专制体制。民主主义的社会观是人权论，认定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是人类所应享受的天然之权，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公权都义不容辞以承认和服从天赋人权为前提。由此建立的是自由民主体制。“让执政党先民主起来”必然触及由专制转向民主的这种意识形态冲突。是突破固有理念转向民主原则，还是故步自封排斥民主意识，是执政党能否“先民主起来”的严肃考验。
（二）
中共在实行专制同时，一贯张扬民主旗帜。1945年毛泽东慷慨许诺将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80年邓小平慷慨许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保证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997年江泽民慷慨许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005年胡锦涛也慷慨许诺“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掌握专制特权的这些领袖所以如此放言，盖因抓住民主大旗以掩护专制之实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无法在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中混下去，而且，这些大话原是不打算兑现的，不妨装腔作势，以假充真。不过，从毛至邓，从江至胡，许诺“民主”空话、大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弱，高调却越来越低。毛一张口就开出两个三民主义和一个四大自由，敢用十顶美丽桂冠炫耀，邓的声调就降至“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江的声音更弱，只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方面转圈儿，到胡则成了邯郸学步，还要加上“依法”二字以示谨慎。显然，即使是空头许诺也不敢放言无忌了，这是假话被逐步识破、空头许诺面临兑现压力的结果。
多年的“民主”空话面临破产时，胡锦涛转而推出“发展党内民主”方案，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写入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引起人们关注。从全会披露的这一方案看，它的最大的局限性表现为：绝口不提变党内专制为党内民主的关键环节的改革，根本回避党内集权主义的实质，更谈不上去削弱它，只是在若干程式性、枝节性、观念性、承诺性问题上作文章。方案不提党员有权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而是强调“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方案不是确认党内不同派别（如改革派、保守派）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强调全党“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方案不是促进党内直选范围不断扩大，而是规定连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的直选范围也要逐步进行；方案不是要求党内肃清意识堕落、批判腐蚀全党的贪污盗窃、争权夺利，而是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方案的有些内容纯属案几摆设，只是放在那里供欣赏，比如“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概言之，胡锦涛企图以微动、佯动来拖延专制体制寿命，以“民主”姿态来应付社会上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他把“民主”姿态展示在党内，是由于党内控制力度强于党外，不致产生如太石村那样的脱轨事件，增加“民主”动作保险系数。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认识到党内不民主而锐意改革，“发展党内民主”的动作不过是摆出倾向民主的姿态以应付民主压力而已。
在党内高层矛盾十分复杂的今天，在众多党内官员正搂足最后一笔国帑而准备溜之乎也时，党的权柄已无暇顾及政治改革。但是，“发展党内民主”这出假戏还要真唱下去。据悉，中共中央正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实施办法，包括将在地方各级党委和党的纪检委启动罢免和撤职机制。这一新举措如认真实行，倒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在如此庞大的中共官僚体制中，陈陈相因、照抄照转、敷衍塞责、不求进取成为惯性，能够突破这种惯性而行新法么？尽管《瞭望》杂志载文鼓吹“这项制度的建立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是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说什么“这项罢免或撤换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需要干部制度一系列改革。”比如，他们认为，“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对象不能用罢免方式处理”。那怎么办呢？没有下文，只有等待。这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试想，任命时的正确性怎能否定当被任命者行为蜕化必须予以罢免的必要性呢？说穿了，这背后隐藏的是部门之间的权力、地位、利益的纠葛，正是这种纠葛导致即使是有积极意义的新法也一拖再拖，无法实行。整个组织的机制早已僵化，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枝节的革新也会阻碍重重，持久拖延。拖延是一种战术，用拖延之术应付民主的挑战，使专制体制茍延残喘下去，这就是胡锦涛策略。
中共的专制本性不可能产生向民主转型的动力，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可能产生变异：（1）外部的压力。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各地2004年发生的74000起群体维权事件。维权活动目前还处于分散性、经济性阶段，压力较小，容易被强权破坏。当维权运动逐步提升自己的集中性、政治性，形成一呼百应的民主势力，造成中共生存的根本威胁时，就会动摇其内部的稳定性，促使党内纷争四起，统治危机日益恶化。这时，中共在一片混乱中才有可能冒出一派作根本性让步，向民主妥协。（2）内部的反叛力。中共越走向破落，越陷入危机之中，党内明智之士越要公开化。党内开明人士希望拯救中共于水火，必然要赞助削弱专制机制、支持开放理智、放宽迫害之策、争取社会合作。党内民主人士会积极要求实行中共的民主转型。开明的和民主的力量目前在党内还甚微弱。当经济危机暴发、社会危机剧烈、政治危机明显时，党内反叛力量会迅速增长。那时，在外部强大压力和内部强大反叛力的夹攻之下，中共的民主转型才有现实的可能性。
（2005.12.13）
－－转载自《议报》第22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