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讯】 王 怡：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徐先生，在讲之前，我想说两句，因为徐先生的话给了我一些感动，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新闻业是理想主义者最集中的一个行业，我非常的敬佩，包括南方周末，包括《南方人物周刊》，还有其他的报刊，理想主义者的梦想，首先我觉得他们是同道的，我也表示敬佩。
因为我觉得新闻人也好，或者知识份子也好，在今天的大时代，面临这样的转型，而且未来会面临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在这样的大时代，你到底要干什么？是帮助每个人活在真实当中，还是活在谎言当中，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最起码要做的，我上个月到瑞士参加了一个国际南北传媒节，主题是“中国及其发展”，我参加了一个现场的辩论会，辩论会上有几个传统官方媒体的人士，一个是陕西省电视台的副台长，一个是光明日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在这个辩论会上，瑞士的一家周刊的记者就问，在中国的管制和新闻限制的制度的问题，陕西电视台的副台长说，我在中国写什么都是自由的，我可以随便的写。
我当时就很生气，说这两位好象不是跟我从一个地方来的，我就问他，陕北石油案的代表冯敏先先生也被抓了，你们有没有报导过了，我怕他反悔，我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没有报导过。在今天我不谈新闻管制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谈的是一个新闻人或知识份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当何为，你能不能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写作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你帮助大家更多一步的活在真实当中，或者更退一步的活在谎言当中，这是我尊敬《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原因。在今天，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起码标准 是什么，就是你也许不能决定、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写什么，但你必须知道你不能写什么。我当时就讲了中国青年报李方辞职的事件。这就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
在这一年多以来，在《南方人物周刊》里，他们的同事和运作里面，我能看到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气氛，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刊物，这也不像给他们做广告。
接下来我们谈今天的专题，我想做今天的一个标题就是“地方主义与四川”，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也是我的母校，在我的词典里面，地方是 一个非常美丽的词，仅次于自由和民主，有一个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制度，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换这个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在中国地方永远不被发现。地方这个词，哪怕这个地方就是你伸手触及你站立的地方，也是遥远的地方，因为它不被发现。在这种文化的格局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向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中被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家乡，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不需要伸手就可以触摸的土地，往往却是遥远的土地，往往在政治上只是被统治被管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是在我们的文化上被遗忘的角落，在我们的情感上也是被忽略的，以前我很不客气的说过一些话，我说有些人自己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他不发脾气，他听说台湾人要独立了，就气得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这就是说我说的那句歌词“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很崇敬的，很崇高的，很抽象的跟他紧密相连的地方，这是违反人性的。我理解为什么要做四川人的专题，也可能接下来做其他的省份的专题，区分彰显地域的人群，不是造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隔膜，而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感恩的机会，互相说谢谢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我们还没有相互说一声谢谢，我们还没有相互给予一种尊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所以彰显一个人群就带来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在我的心目中，四川人要比大熊猫还要珍贵，我们保护四川人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西藏人就像保护藏羚羊一样，不要听说藏羚羊就流泪，听到西藏人就觉得好脏，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心态。四川人有一个特点，我们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因为四川人的口味很重，辣椒吃的也很重，味精吃的也很重，但我理解什么叫地方的口味，就是地方的意识。四川人在中国是口味最重的人群，同样在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四川人也是地方意识最强的人，四川的地方主义最强，但是地方主义在我心中也是一个美好的词，这个词在很大的意义上，或者在很长的时间里，以为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今天讲地方保护主义，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所谓“省界意识”，也是被批判的，说是破坏大一统，破坏国家凝聚力的负面的地方意识。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看巴金，最近巴金去世，很多人谈到巴金思想里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倾向，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左翼的思想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方面看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这也是巴金先生从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最后走入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右翼思想也是有很深的关联的，比如说反对中央集权，巴枯宁就是巴金的巴，他在反对中央集权上是最激烈的，他是思想史上对中央集权进行了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之一。无政府主义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在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就是混乱的，意味着无序的状态，但是无政府主义提倡的是完全是社区自治，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是联省自治的状态，四川和湖南是两个联省自治中最重要的省份。我没有找到巴金对这个问题的资料，当时绝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也几乎都是主张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的。
在我们的情感当中，重新去发现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建设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起源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前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到广安去看看，因为广安有四川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是谁呢，不是邓小平，而是蒲殿俊，他是第一任四川的都督，也是四川保路会的会长，是四川咨议局的议长。他是四川两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四川人自己推选出来的四川人的领袖。他是一个文人，他早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和罗伦、张澜就是我们川大的老校长，一起搞保路运动，这些人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也领导了四川的地方自治运动，最后在1911年的10月 7日，当时我们知道四川的总督，被称为屠户的赵尔丰，他在10月7日宣布了宣示四川独立书，上面说，“自今日之后，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这是多少年来四川最伟大的一天，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四川重新被发现了。保路运动的实质，辛亥革命的实质，我们以前更多的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或者从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从这两个角度理解。
从保路运动理解辛亥革命，还有第三个意思， 在以前其实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末年，地方的督抚，地方的势力开始做大，1905年清朝派了几个人考察西方的立宪制度，回来后建议三件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建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后各个省咨议局，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从大清国里面独 立出来，留待一个统一的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成立，这个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四川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 规模的维权运动，第一个是反对中央集权，当时他们就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第二是反对国有化，朝廷把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站出来，捍卫私有财产权。地方主义和反对中央集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全国各省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主义的兴起。
据说我们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了一个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候，各省有很多刊物，叫做新四川、新广东、新湖南等等。在我的理解里，没有一个新四川，怎么可能有一个新中国？他们当时发现，你如果要爱国的话，你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你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四川，新的成都，你将来才可能有新的中国，这是当时提出的地方主义新的路径，爱你身边的人，所以我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四川主义者，我觉得我的家乡如果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四川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四川，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四川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固的看法，梁启超在清末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我们以前只知道有朝廷，把我所喜欢的地方这个词带进来也是一样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地方。地方主义就是扩大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对学生们这样讲过，你们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国格，他说这个世界就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把自己先救出来，让自己首先活在真实当中，对于新闻人和知识份子来说，也帮助别人生活在真实当中。
为四川、为成都、为绵阳争夺独立的品格，文化上的品格，情感上的品格，政治上的品格，就是在为国家争品格，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非常尊敬我的家乡，非常尊敬四川在它的历史上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的人物，包括在刊物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列举了从古到今的人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称之为四川人或者成都人，再大一点被称之为中国人，共同体实际就是品牌的延伸，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品牌，大家共用一个称呼，我愿意和别人分享同一个称呼，叫四川人，或者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是共同的称呼，共同的称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荣誉可以低成本的复制、传递到你的身上来。但耻辱也会低成本的传递过来。比如说前些年，深圳曾经 出现了这样一个标语，严厉打击河南诈骗集团，河南人就很不高兴了，河南人说这是对我们的歧视，河南就出了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共同 体，但是有一些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可以是自愿选择和缔结的共同体，你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你就要承担它的羞辱。
在前年广东有公司招聘，明确讲四川人不要，极大的伤害了四川人的自尊心，有几个民工认为这是歧视，侵害了他的宪法平等权，有几个律师到广东去帮助他们打官司，说这是歧视。是不是歧视可以讨论，但另一个方面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共同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分担羞耻的，你与别人共用一个称呼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观念上，你是否愿意被称为一个四川人，或者什么样的人能在一起被称为四川人，进而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中国人这个称呼？这里面我就看到，从我的脚下，从个人主义和扩大的个人主义，就是地方主义，再到国家主义，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一个四川人，我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做不好一个四川人，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盐有味的四川人，我做四川人就做得没有味道。这是四川人地方主义的一个特点，因为四川有一句话，很多人经常引用这句话，四川是“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四川是出刁民的地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有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道家文化的，因为四川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边缘的人物，有将近一半都出在四川，四川传统的文人，比如说李白，李白的气质，李白在诗歌中所体现的气质就是道家的气质，就是逍遥，四川人现在也很逍遥，我坐在三轮车上很有体会，你少给他一块钱，他宁愿在那里打扑克牌也不理你，四川人也想挣钱，但是四川人也想晒太阳，就是要坐茶馆，四川人在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在今天这样高歌猛进的时代。这样一种中庸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品格，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被原谅，能不能理直气壮？会不会被淘汰，这是对四川人的一个考验。
前段四川人物周刊有一个摄影记者过来，说你们四川人的电梯要比我们上海慢，到了门还老是不开，是不是你们故意调成那个样子的，让我着急死了。我前段时间 看到台湾有一个记者，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可思议的成都人，成都人起的最晚，最喜欢睡懒觉，走路最慢。钱很少，活的也很滋润，这里面有逍遥的理想，这个逍遥的理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四川是活在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四川的知识份子，从历史上一路数下来，四川的文化人，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 四川基本上不出圣人，山东出圣人，最大的圣人和最大的盗贼都出在山东。但四川的文化人基本都是怪才、鬼才，异端。都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都是要打倒孔家店，要写厚黑学的。这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精神，对苏东坡来讲，东坡肘子是最重要的，立功立言立德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四川文化人的特点，就是求逍遥求自在。
在传统的儒家的中国圈里面，当然我们要区分一点，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家的精神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状态，很自由，比如逍遥。但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分，道家的逍遥绝不等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因为道家的逍遥是不与任何人合作的，因为第一他看穿了传统儒家和皇权专制树立起来的宏大叙事，他不愿意参与，不愿意作为人生最重大的理想，所以他才回到逍遥的状态。
逍遥就是无所待，大鹏展翅，但没有大风就飞不了， 还是有所依赖，四川传统的文化品格所追求的逍遥就是这样，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也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也看不到两条鱼，三条鱼怎样在一起创造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当中的自由生活，他看不到，所以这是逍遥。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四川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我认为是后逍遥，前自由的状态。我们没有看到出路，但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在传统来讲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前逍遥后自由的状态，很大的消解了中央集权的文化的向心力，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力消解了，消解了传统儒家礼仪对人性的束缚。我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人曾经分析清代中期的婚姻冲突，找到了上千例的清代中期家庭之间、婚姻之间性关系发生的各种冲突，上千个案例，按照各个省排下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四川的文化品格在里面非常的典 型，它列举了几种后果，包括婚前有性行为的，或者被强奸的，或者婚后通奸的，后果要么被加害人打死的，要么被家族打死的，要么是自己上吊自杀的，各个省列下来，非常的明显，中国从北到南死亡比例不断的下降，山东又出圣人又出盗贼的地方，当然这只是上千个案例，有偶然性，但在山东总结的30几个案例里面，全部都是死的，百分之百死的。直隶也接近百分之百，南方各省都偏低，四川最低，是百分之零。我当时看到这个资料非常得惊人，传统的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捆绑，在四川是最低的。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人讲四川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四川的男人做饭是做得最好的，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也不是给四川的男人做广告。
人性在一种道家精神的影响下，有非常大的抗争，由此我对魏明伦先生说，为什么为潘金莲翻案的人在四川，因为这个武松太坏了，因为四川是不出武松的。潘金莲要是四川人，根本不会死。所以这是四川文化的品格，道家的气质。道家的气质是求逍遥求不到，求自由也求不到。所以我们说四川是整个中国出怪人最多的人，以前的传统民间宗教是称为所谓的“反动会道门”，49年取消了，50年刘伯承进了四川之后，狠狠的把四川的会道门镇压下去了，因为在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四川的会道门是最厉害的，我以前找到一个会道门的资料全编，我看到49年以前中国的各种会道门的组织几乎有一半的总部在四川，或者发源在四川，或者会首在四川。所以刘伯承进到四川之后，四川镇压会道门非常的惨，也是最厉害的，最血腥的。杀了几十万四川人。
这几十年也是，尤其是我老家，我老家是绵阳，整个川北是最出怪人的，我举几个例子，海灯法师，严新气功师，在我们老家的山上修炼了好几年。我们老家旁边的山很有名，胡万林也在那座 山上修炼过。一千多年前李白在那个山上也修炼了好几年，跟着道士学剑。刚才我也提到，在49年以前，有一个人李长之写过李白传，他基本把李白描绘成道家人物，对李白学道的经历，包括道家的气质，逍遥的气质。49年之后，他又重写了李白传，李白就变成爱国主义诗人了，把道家的气质就去掉了，四川的道家气质， 特别出这种怪力乱神的人。
也包括像牟其中这种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的人，这也是道家带来的影响。我们不是说道家气质，意味着四川人很了不起，道家气质也有负面的。就是他找不到出路。我们回过头来说蒲殿俊，他是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四川是整个中国凹下去的一块，我们都知道，以前有本书叫天下四川人，就是四川移民的状况，四川两千年的历史，我叫做被进入的历史，因为四川的两千年的政治史就是被进入的历史，最早是秦孝公入川，我们给你们送一条金牛，所以四川就把路修好了，结果人家的军队就进来了，所以成都现在就有一个金牛区，这是古蜀国的亡国。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其他的考古，我们发现四川远古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发源，虽然我们说它在儒家中国的边缘，但是最终还是纳入到了儒家文化的版图里面，我们可以数一数。不管是秦孝公入川、还是诸葛亮入川、满清人入川，蒙古人入川，还是国民党入川、共产党入川，每一次来了就杀人。四川人两千年的历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历史。四川人对你来讲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是客体，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四川是一个客体，我们说地方永不被发现，49年以前，整个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理解是地方主义的兴起，最早在檀香山最早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宗旨里面写的是要建立合众国，就是联邦共和，到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之后，18个省宣布独立，在宣布独立的通电里面，提出的政治理想都是联邦共和。在整个30年间就是联邦共和的理想，让地方重新成为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联省自治，20年代到30 年代，四川和广东、湖南，这场运动中的三个重镇，湖南是闹的最厉害的，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就给陈宝箴写信，建议湖南自治。说如果天下的局势都败坏不可收拾，中国可以联省自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当时就这样的提出。四川在政治上主要是一个被进入的地方，譬如湖南是一个输出革命的地方。不同的省有 不同的文化品格。到了20年代联省自治的运动当中，湖南是全国第一个颁布出湖南省宪法的地方，当时的省宪制度。四川比较晚，但是四川没有成功，所有的川军将领发布了一个四川自治公约，因为北洋政府不断的抑制，国家政府很腐败。四川人就站出来自治，这也是北洋政府感到最头痛的。
到了 1921年，是全国联省自治运动，也是四川自治运动的高峰，这一年川军将领也有一个通告，说中华民国中央统一合法政府未成立之前，四川实行完全的自治，不受外力的干涉。谁违背诺言，全川军民共击之。到10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刘湘为四川的省长，他也发布了自治的条例，基本也是相同的原则。3月1日四川省的议会成立，发布了正式的独立自治的的通告，四川男女平等，独立自治，民选省长。到22年3月份的时候，四川成立了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拿出了四川省宪法草案，但这个时候刘湘下台了，杨森打过来了。四川的自治独立运动也就从此夭折了。49年以后，我们进入了完全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再也没有地方了。改革20年来，个人开始觉醒，地方也开始觉醒，我把地方的崛起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分公司的阶段，省的意思就是分公司，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公司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你只是一个派出机构，最近20年的市场改革，带来了地方的鼎盛，地方在财富上的鼎盛，在文化上也逐步鼎盛，在政治上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了，四川省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会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比如90年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的时候，98年大洪水以后要求四川省退耕还林的时候，地方政府也会要价。这个时候就慢慢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子公司的阶段，子公司就有独立的人格了，中国若是一个集团，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省里面的每一个市就是子公司，由中央来控股的独立的法人，中央仍然是控股股东，我们今天实际上就处在这样的阶段，所以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地方开始被迫的承认地方的存在了。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必须坐下来和地方谈这个问题，中央越来越穷，地方越来越富，就谈分税制，谈国税和地税分开，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像以前中央集权那样完全的垂直，而是开始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
《南方人物 周刊》做这个专题，也是在文化上去重新发现一个地方，重新构建一个地方。第三个阶段仍然是子公司和公司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不是中央控股，而是地方去控股中央，什么叫议会，议会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大会，就是由各个地方控股中央，让我们的权利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在英国的法律谚语有一句话“国家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个人主义的起点，进而去发现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不再遥远的地方，而是成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的权利从这个地方往下延伸，包括我们文化上的品格，我们的情感都从这个地方去延伸。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
这是我所理解的地方主义和四川的关系。“四川”这两个字，“地方”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意义。我们要建设新的四川，我们才有新的中国。
谢谢大家。
(11月23日上午，王怡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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