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王天成1964年出生北京市，1987年攻读北大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曾撰写了论文《宪政的脊梁》，获得校庆九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在他取得法学硕士后，留校任北大法律系讲师。因参加民运团体“中国自由民主党”及修改组建自由工会的倡议书，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直至1997年刑满获释。现为自由撰稿人，人称社会评论家。
在他出狱之前曾撰文写了一份回顾总结性文章，他认为自己无罪，对他的判决纯属迫害。他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是违反人类道德的，他只不过是行使了自由结社、自由发表言论这些基本人权，他追求的是民主、人权,是高尚的爱国之举，不应当作罪犯。
尽管他遭受了五年的牢狱生活，但他的政治观点一点没变。他希望中国通过以人权、民主为原则的政治改革后，变成一个民主、尊重人权、厉行法治的真正的共和国。他断然拒绝监狱方面要求他书写一份保证书，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也就不存在保证不再次犯罪的问题。他说：“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社会负责，不对政府的不正当要求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我的自由的范围内。我珍惜我的自由，不会滥用我的自由，也不能做有损我的自由的承诺。”
他在狱中曾经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呼吁修改宪法及有关法律，分两步实行自由普选，稳健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再食言，而应认真地反省不实行民主给中国社会的发展、 人民的福祉所带来的损害，充分认识民主、政治自由的宝贵价值，将民主化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应该总结过去选举的经验、教训，停止破坏选举自由的做法，分阶段扩大直接选举，稳健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这样一位学者也是中共的异见者，在赵紫阳去世后，从18日开始就被警方打招呼不得随便出门，处于监视状态。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去世后的一系列消息在北京知识界传播很广，人们都比较挂念。他虽然去不了富强胡同，但听说去赵紫阳家里去悼念的人也不少，但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由于政府封锁消息，他们没有可靠的途径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所以还是被蒙在鼓里。
他认为赵紫阳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从他的权位，坚持反对武力对付学生和市民，也表现出对这种自由民主的体制转变的意愿，可以说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非常杰出，在中国的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共产党内，他觉得了不起。他认为赵紫阳的下台和15年的被软禁的生活，最后在悄然中凄惨的死去是中共体制的结果。
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度，赵紫阳的去世肯定会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显着位置上报导，而在中国则保持非常低调，只是在小报上作了很不显眼的报导。中共为了防止民主运动的发生，采取了各种手法阻止民间悼念赵紫阳，包括新闻控制、监控异议人士来降低此事在民间中的影响，因此中国国内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这种平静他认为是一种压制下的平静，不是一种自然的平静。
他认为中共这次对赵紫阳处理会引起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但还不至于造成中共内部分裂，不会那样简单化的、仅仅是为了赵紫阳的去世的评价问题，而造成中共内部的分裂。他根据过去那么长时间，在一些更大事情上都没有造成分裂，现在人已经死了，如果他们那么讲原则、那么讲理想的话，也不会这么多年过来了。他认为如果赵紫阳的去世可能是诱发中共改革的一个契机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想法，这种推测跟政治上的实际运作相差很远。
他认为赵紫阳的去世和胡耀邦去世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胡耀邦去世引发那么大的事情还是有渠道的，北大的学生可以在三角地聚会，还可以在那个地方贴大字报及演讲，甚至可以聚集在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现在都不可能，一切都被封杀了，当所有的渠道都被封锁了，那么怎么可能发生群众运动哪？即使是动员也没有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赵紫阳去世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小。
他说他看过九评并认为九评共产党在海外可能影响很大，但是它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他说：因为有很多人看不见，而看得见的那些人好多已经达到九评那个思想水平，早就认识清楚了。目前，九评基本上只是在活跃的知识份子中间传播。但很多认识不清楚的人看不见，他们不上网即使上网也是不到突破新闻封锁的网站上去寻求咨询、观点和意见。就他个人的观点，他感受不出九评在他生活周围的影响。
当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看到苏联东欧结束共产时代，走向宪政民主的道路。六四引发共产党的权威和合法性的丧失，腐败加剧民怨，整个国际社会的潮流，国内知识份子的反思、经济体制的问题，他们曾经预测过中共过不了5年或者10年，他说：但是5年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10年过去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反正我们做过很多次预测，最后都没有应验过。今天再做这个预测仍然是有风险的，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从长远看，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认为历史会在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或者是不经意的地方开辟它自己的道路。
他回忆道：“97年刑满快出来之前，北大派人到关押我的监狱，向我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工职，我本来就不想呆在里面，开除我更好，我可以回到民间，这也是我的归宿。”他虽是学者但档案里有刑事处分纪录，出来之后，学校、研究机构这些地方他都去不了了，好多单位也不敢要他，因此他可选择生活的范围很小。起初在朋友的公司里干过一段时间，现在主要是搞搞翻译和策划。在他刚出来的2、3年间，不给报户口和办理身份证，后来他准备结婚都找不到地方办理，在忍无可忍之下继续维权之后才给办了户口和身份证。
自他出来之后，每到敏感期，他都被“特别关照”，而且他认为现在的监控一年比一年严，为此他也表示不解，似乎形势并不象海外估计的那么乐观，也许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他认为历史是大浪淘沙，不会停止前进。但历史要用人的汗水乃至血泪去写，需要人的勇气、毅力、智慧与合作。命运之舟驶向何方，既是天命，也是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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