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在中国大陆，政府的许多行动并不产生社会反应。老百姓对政府行为，一般是不闻、不问、不关心。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关系太大，就用隐蔽的方法应对，自行其是。政府搞出的“思想”，引不起兴奋，学习是强迫的，沦为一场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一道“鸿沟”，横跨在两者之间。
这也是严重的脱节。预示着“深沟”，缺少必要的互动，引起许多问题。在现今的中国，最大的脱节，存在于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结果是普遍的冷漠，内心深藏着疏离感。由于“执政者”的言行，得不到老百姓的反应，“执政”行为也变成了自家“过瘾”，自己欣赏自己。
脱节的国家中，政府也不允许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即使这些事务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这样的国家，到处高挂“免谈国事、小心烟火”的“招牌”。“武王伐纣”的故事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深思。周武王派出的人回来报告商朝情况，开始几次都是说商朝政治黑暗、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武王认为伐纣的时机还不成熟。直到有一天，来人报说那里已经安静了，没有人骂一句商纣。于是，武王说：老百姓现在不敢说话了，商纣要灭亡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听不到批评声音的时候，反而危险了。正是“万马齐喑究可哀”。
中共提出“和谐社会”，虽然已经感到脱节带来的现实危机，但目的在于加强现有的体制，离解决问题不止差一步，恐怕差得还是太远了。
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用“机械联合”与“有机联合”描述社会。“有机联合”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有机联合”的社会里，存在铲除不平等的趋势，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由、博爱。“机械联合”则与不平等相联系。现实的中国大陆，政府与老百姓严重脱节，“机械联合”的因素占有很大部分，中共的统治又在加强这个因素。
在现今的时代，一个正常社会是“有机联合”的，公民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促进了社会发展，提高了公民的生活品质。但在一个政府与老百姓脱节的国家，形成两个阵营。政府不是为老百姓谋利，而是为自己谋利，且时常与民争利。老百姓也只好自谋身计。于是，政府将国家机器视为己有，强力取利，势必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腐败。
本来，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样的社会，老百姓才可以称之为公民，达到社会和谐。但在脱节的国家，出现了角色倒置，公仆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并放言主人的“素质不高”。还可以看到种种怪现象，却又并不奇怪。
五十多年来，中共不断挤压民间社会，以至于逐渐消除民间社会。结果剩下一个“大政府”，高高在上、摇摇欲坠。标志就是民间自己的组织和团体少之又少，政府无孔不入，却又效率极低，常常妨碍老百姓的生活。社会组织是政府与老百姓沟通与互动的中间环节，但这样的社会组织，应该来自民间，属于非官方的。有许多民间组织，才会有比较健全的民间社会，政府与老百姓的沟通才变得顺畅起来。这里，来自民间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官办的组织，仍然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分支，只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社会组织对于一个社会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减少脱节功不可没。所以，“结社自由”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在中国大陆，“结社自由”是政府最怕的事情，使得沟通的一个重要管道被消除。
消除政府与老百姓相互脱节的问题，还需要法律、制度保障。老百姓的公民身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拥有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有明确的职责，权力不是无限的，须受到法制的制约。这样，在制度框架之下互动，可以加强两者间的关系，为社会带来正效益，有效地消除脱节问题。
目前，中国老百姓没有受保障的公民权和公民地位，所以算不上公民。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并无公民。为了政府与老百姓的“有机联合”，避免严重脱节现象。公民权利必须确立，言论自由应受到保护。一言以蔽之，得让老百姓说话。否则，互不知情，就只能剩下冷漠和脱节了。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和谐，而不是冲突。再说，冲突是一种社会现象，时常存在，不必忧心忡忡。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冲突还是有益的，能促进沟通，消除“壁垒”和“沟壑”。有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认证，成为经典。（见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这个范围就是法律，由法律赋予个人和组织应有的权益。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民间也有“越打越亲热”之说，正是这个意思。
脱节的一个后果是“消音”，但这对于“执政者”并不是一件好事，切莫因此沾沾自喜。因为老百姓缺少参入，态度消极，离心离德。这是一种危机重重的形势，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大爆发，但可以看出，时间不会太长。
──转载自《议报》第1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