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易

在大陆，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这句话用在别的事情上或许还是那么回事，用在政改这件事上就肯定不合适了。想一想，辛亥首义建立民国的1912年，距今已近百年，那时候就已经为建立民主国家作了相当多的准备。其后，土耳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摘取了本该属于民国的桂冠。殊不知，此前的土耳其也被人们称为“东亚病夫”。再看看现在的亚洲，还有几个国家不是民主制度的？人口多的印度、人口密度大的日本，都是民主国家。人口并不是建立专制体制的理由。说到文明的古老，印度是很引人注目的，土耳其也有丰富古老的传统。古老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建立民主国家的障碍。

最近大陆媒体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高考枪手”广告贴进了北大》（见5月13日《北京娱乐信报》）。据报道：这份堂而皇之贴到北大三角地的广告，要找“一名河南籍、上北大或清华大一或大二的女生替人参加高考”。

与来自港台的朋友不同，以大陆为背景的许多人，对“有神论”观点持很深的歧视态度，目之为“愚昧”、“欠水准”，甚至因而担忧。在这一问题上，缺少包容、尊重的心态

十六年前的“六四”事件，对今天中国现实社会还有着巨大的直接作用，其影响也凸现在精神层面之中：如社会心理、道德方面；如与合法性紧密相连的政府良心、公义方面，这后两点互相联系，又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本法则。怎样面对“六四”这一重大事件，正是对政府良心和公义的绝好检测。良心为内在的知，公义为外在的行，两者不可分离，落脚点在公义上。十六年的检测，证明中共完全失败，恐怕与及格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前美国驻匈亚利大使马克.帕尔默，亲身经历苏东剧变的过程，当年还参加过匈牙利规模最大的民主大游行。他由此及彼，得出一个结论：中共的解体已经在发生，因为太腐败，这一体制面临崩溃。的确，这一分析切中要害。正如马克.帕尔默所说，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分析家、评论家、学者，但其中真能事先预料政治巨变来临的人，少之又少。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常常出人意料。当震撼世界的“武昌首义”成功发动之时，身在海外的民主力量领袖孙中山先生，对之毫不知情，当从海外新闻报纸知道这一情况后，才立即动身回国。

在中国大陆，政府的许多行动并不产生社会反应。老百姓对政府行为，一般是不闻、不问、不关心。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关系太大，就用隐蔽的方法应对，自行其是。政府搞出的“思想”，引不起兴奋，学习是强迫的，沦为一场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一道“鸿沟”，横跨在两者之间。

俄罗斯的军火已不能满足中共世界性“泛敌”心态的需要。于是，近年来中共急于破掉欧盟的“军售禁令”，想叩开欧盟的军火大门。其实，这不是明智之举，其间还少不了出卖本国的经济利益。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多次谈到张居正，这是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但是，张居正却是一个悲剧人物，该书有一章的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本文借鉴这个标题，纪念赵紫阳。现在紫阳走了，中共已无赵紫阳。这次紫阳真的走了！

几年以前，有一位朋友谈起在中朝边境的亲眼所见：一名逃难到中国的朝鲜妇女，被遣送回去。过边境之后，朝鲜的军人不仅粗暴，也非常残忍。只见这个军人拿起刺刀，向女人的手掌捅去，那女人当时就晕厥过去。军人又用铁丝穿过她的手心，将这个女人带走。这是朝鲜恐怖政治的缩影。

中共高层（政治局）决定：要从明年一月开始，发动一场针对中共党员的“保先教育”运动，目的是实践“三个代表”。此前，又是试点，又是成立领导小组，甚至各地还成立专门机构，弄得好不热闹。所谓“保先”，就是要保持中共的“先进性”。事实上，中共本来就没有什么先进性，代表着落后与腐败。那么，所谓的“保先”，只是保持落后的代名词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前后，四川汉源县十万农民抗议中共政府廉价整地、强制搬迁，遭到武力镇压，造成恶性流血事件。此前不久的十月十八日，四川万县有上万愤怒的群众围攻中共“政府”。对汉源事件，中共作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大陆媒体被封了喉，大陆人民则似乎被蒙在鼓里。可见中共还是原来的中共，目前还难以看出哪怕一点点实质性改进。由于中共思维陈旧，跟不上时代，总是不能解决关键问题。以后的日子，少不了或是这里“着火”，或是那里“冒烟”，类似汉源这样的“火”恐怕还会烧下去。

截至10月28日，大平矿难死亡人数已达141人，另有7人下落不明。大平煤矿爆炸前后不久，另有两起矿难，似乎消息遭到封锁，媒体的报导轻描淡写：贵州挽澜煤矿瓦斯爆炸，确认有15人死亡；河北德盛煤矿发生透水事故，29人被困。据中共官方正式公开的资料，才到九月，今年中国大陆伤亡事故的死亡人数已达98809人，接近10万人。有煤矿专家估计，要到2020年，这种满是血腥的状况才会根本改变。但谁也不知道这一估计究竟有多大的把握！

首先，中共以一个剪除一切异己的专政党，不断放出“执政地位”将失落的废话，动员大陆的专制势力，目的只是为了强化其极权专制的地位。其实，谁都知道，中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这也是客观的规律。现实点考虑，中共还有许多比说废话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例如：湖南黄静案、江西周燕芬案的真相。员警及当地司法部门涉嫌制造伪证，这在中共视为敌人的西方世界属于令人震惊的大案，对中共“信用”和“执政能力”的负面影响也极大。不知中共为何如此麻木不仁，思维始终难以与国际接轨。还是趁早多做点有益的事，为将来作想，积点德吧！！！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早已成为欧洲根深蒂固的传统。还在1689年，英国就颁布了《权利宣言》，具有最高法的性质。欧洲人尊重人权的传统，正是欧洲的光荣。因此，周一卢森堡欧盟外长会议讨论“对华军售”问题，表达出“中国在人权领域应做出实质性改进”的坚决态度。这次会议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军售禁令”。

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就应该开始了，然而直到现在，还只是一句空话，结果造成了分配严重不公、社会凋敝、问题如乱麻的末世景象。

中共一向喜欢混淆慨念，然后就倒行逆施，以实现一己的私意。如：对于民主，就给一顶帽子，称之为“西方式”的民主，千方百计地予以消灭。于是，从中共攫取政权至今，大陆任何的民主要求，均被中共视为洪水猛兽。

今年，中共流年不吉。先有欧盟不放松“军售禁令捆绑”，将“军售”与大陆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不卖军火给中共；再有美国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中共失去许多国际经济利益。实际上，人权状况与市场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用后者检测前者。用“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检验大陆人权状况，虽然不是一个直接指标，却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间接指标。

匪警一词，用来形容警察，似显矛盾，又悖常理。因为按常理，警察是抓匪类的，自身一定要守法，世界各国的通例如此。但是，在中国大陆就无法按常理看问题了，这里流行的民谚说：警匪一家。即警是匪、匪是警，两者是一家，警察可以无法无天。

年初，据说是“新政府”为农民“请命”，弄得好不热闹，一幅大架势。最使人瞠目结舌的：农副产品价格大规模上涨，其中最要命的，粮食涨幅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这一锤子向上，推动消费品涨价，带动大陆物价普遍上涨。如果站在“新政府”的角度，一个政府刚刚上台，就如此地涨价，政治上相当地不明智，将会引起老百姓对“新政府”的失望甚至反感。恐怕没有哪个政客会走出这么臭的一步棋，如此的下作。 如果说涨价是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那现在升值压力仍然存在，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次涨价呢？也难怪，惯于用非经济的方法处理经济问题，国际上当然不承认中共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说物价不能上涨，关键的一点，物价的涨跌要由市场决定。这一猛然发生的物价上涨，使城镇居民普遍因涨价而利益受损。为什么就不能用“补贴”或是少收“税费”等方式，使农民直接受益呢？而且，农产品以外的商品涨价，也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做法，怎么也解释不通。

中共可以扪心自问：世上真有这么多敌人吗？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人士不是敌人，他们只是要废除陈腐、落后的集权专制制度。美国人不是敌人，即使是中共，内心虽以美国为敌，还是因为与美国的空洞“战略伙伴关系”而手舞足蹈。前几天，达赖在加拿大说：“我们真诚地告诉中国，西藏是其一部分，西藏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中国。”达赖的善意溢于言表，看来他也不是敌人。中共的人在哪里？中共的敌人在它心里，最大的敌人就是它自己。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四十四节）这才是生命之道。中共真需要有点信仰，读一读真正的书。

这次温家宝访问欧盟各国，有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目标：让欧盟解除“军售禁令”。但欧盟“军售禁令”是捆绑式的，于是，引出了温家宝的一段人权表白，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