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看到在城里摆摊的农民让孩子剥毛豆、蚕豆卖，总是想起小时候我最怕剥毛豆，因为手笨（手指小肌肉运动能力差）、毛豆粒小，半天剥不出一碗。而剥蚕豆就爽多了，半天能剥一盆。无论毛豆蚕豆，菜贩子的豆子价格，都基本上是通过出豆率折算出来的带壳的价格倍数。劳动时间（人工）是排除在成本之外的。何况还是自己孩子的劳动时间！
经济学有机会成本概念。但我不会对菜贩子说：如果让你的孩子用剥毛豆的时间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从长远看或许有更大的收益。我知道我的父母亲让我剥毛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一放工回家就要烧饭喂猪。
现在中央电视台让有幸脱贫的农民背诵“党的领导好”，都说“我的雏鸡多少钱一只，成鸡多少钱一只，饲料等等多少钱，一只成鸡赚了多少钱”……20年前我学了点经济学就觉得这样算有什么不对，直到这几年对“GDP政绩合法性”有了强烈的反感，酝酿批判“GDP政绩合法性”，便更加觉得农民的传统本利意识有大问题。
首先当然是没有计算人工。劳动时间而且平均劳动时间是扯不清楚的，那是一个经济哲学范畴，同样的，价值以及价值决定价格也是扯不清楚的。“工种”或者“行业”的“计件平均劳动时间”也许可以计算，但是变化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怎么能及时算清楚的？现在中国政府要求进城农民也能按月领工资，等谁来算清楚“本月劳动时间”再定工资？而现在进步社会已经按周发饷了，更算不过来了。马克思是为劳动人民说话学问大了不起，但我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一“本质论经济学”如何变成日常经济生活的困难而深深苦恼。
但是“非本质论经济学”也就那么回事！追根穷底的追问：“凭什么定这个工人一天这么多工资？”除了“同行业同社区工资行情”和“劳资双方同意”，比“本质论经济学”轻松得多爽得多，但要深入追问，劳资双方都恐怕说不出多少道理来。所以这个“双方同意”了不得！恩格斯说“思维不能追问到比物质的互相作用更远的地方”。本质这个词当然可以使用，人们有使用任何语词的权利，但作为方法论世界观层面的“本质论”，一定没法上升或者下降到事实领域或者现象世界。
这个“双方同意”就是人世间最最了不起的原则，无论经济政治和其他所有社会关系发生的地方，都必须把它当作“第一社会原则”，否则人们必然要发生冲突、争斗。
传统农民的成本意识是真正见物不见人的，马克思揭露早期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只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现在共产党中国给进城农民工的工资也是如此。深圳等地10余年来没有增加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就是马克思揭露过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当然不必计算“人工”，而只需计算“最低物质消费”——不至于饿死冻死的温饱所需费用。这当然与胡锦涛们讲的“以人为本”背道而驰。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把人当作“人力资源”，实际上也是把人当作劳动工具，不利于在劳动报酬上充分考虑“人工”。
人工价格最要害最重大，但所有的商品价格究竟如何形成的，我看把供求关系、预期作用等等，拿到一起来解释也还是难以完全说透。当货币成为价格的普遍中介时，既然价格说不透，货币量的问题也就连带着说不透。例如市场经济为什么要运用政治权力来升降利率，规定只有政府才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而那印钞机究竟印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道理究竟何在，谁能彻底说透？中国2004年增发新钞4万亿，道理究竟何在？这样想着，我就会陷入有神论：无论“看不见”还是“看得见”的手，似乎都被“上帝之手”安排了，否则，管你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而当货币量与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无关，GDP却不断增长着，我看除了人们的日常感受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互相同意”，没有什么经济学能够独立解释经济现象！
这样经济说到底就还是政治。政治从一开始就在每一处人与人的关系领域存在了！而最朴实又最了不起的政治说到底无非是“同意的政治”。广义的“社会权力”离开“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必将陷入混乱！
农民们由于没有人工工资的谈判生活，也就没有人工成本的意识。这样看问题，明眼人立即会发现：除了胡作非为，中国没有一个不是农民！中国人的工资哪一个经过了真正的谈判同意呢？中国人有薪酬高低意识、收入多少意识，但却没有人工成本意识。准确说，是没有“同意”基础上的人工概念。离开这一点，谈论人力资源，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谈得科学！（狂妄一点说，在我看来离开政治谈工资、成本、价格、货币都是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
深圳社区有其工资行情吗？没有！中国没有社区，中国只有一个社区，一个强力捏合著的“国家”（党国）。既然不存在工人的人权不存在真正的工会不存在劳资谈判，一切就主要取决于老板的良心，例如相对落后的南京完全可能与深圳的工资一样，甚至更多一些。而当亿万民众的生存权已经成为一种最刚性的质押，而必须经过唯一的通道——服从顺从巴结仰仗老板和元老板，才能换取生存的时候，可怜的“打工仔”就只能给什么吃什么、给多少领多少了。于是，面对记者或者任何关心他们的调查询问：“你受伤是因为工地缺少安全设施吗？”他会回答：“不是，是怪我自己不小心”；“你领到了工资吗？”她会回答“领到了”或者“快领到了”，哪怕他每天讨要三次而遭到不止三次的训斥，他（她）也会说“我们老板蛮好的”。
当农民是个体生产者的时候，不计人工成本至多影响到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速度；而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允许人工成本意识发挥作用的时候，则不但直接人为阻碍了社会以至全人类经济文明的进步，（例如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为外商打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普遍反人权状况，就一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进步）而且直接制造了“压迫—剥削”（没有压迫就没有剥削）的苦难！这种危害与农民个人的经济习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
如果说传统农民一般说来缺少的仅仅是人工成本意识，由于他的利益本能，他不可能对一些有形的成本或者损失，也视若无睹。可是，在这里，只看“GDP”或者只看对巩固权力有直接财政政绩贡献的统治者，就比农民落后千万倍了！
农民们会让自家的土地随便被人滥用吗？会同意邻居把什么垃圾都往自家地里倾倒吗？会只种地不养地吗？……等等，至少一切有形的经济利益，农民都不会疏忽。但是，只考虑眼前巩固权力的财政需要的统治者，却会挥霍浪费许多有形的社会利益，这是因为“社会”与它除了服从与否，他并不更多关心一点只有它才能对之负责的东西。
于是，像在中国就毫不奇怪地看到了诸方面的反经济现象及其恶化。这就是例如北大荒也已经严重出现的水土流失，长江如此下去10年内会崩溃（污染与枯水），河北省的一个湖刚刚消失，青海湖严重萎缩，滇池发臭，淮河投资600亿未能改观，太湖治理污染不断投入不断复辟；银行窟窿不断补不断出；能源严重浪费，资源严重耗损，生产率低到得不偿失也照样生产，投入8元才能增长1元，产品积压长期超过40%，耕地快速减少与垄断性价格商品房空置4亿平方米，年产500辆的汽车厂也照开不误，官车年耗超过了年国防花费……这些败家子式的反经济现象，难道不是比农民的落后成本意识严重无数倍吗？！
──转载自《议报》第187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