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4月13日，原中共成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涉嫌钜额受贿、钜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四川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两年一小跳，三年一大跳”形象地描绘了高勇仕途升迁之快。30岁做上了正处级，35岁就进阶正厅，年仅40岁的高勇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年轻的正厅级高官。
据法制早报报道，穿过他的背影，我们发现，从曾经的“59岁现象”到后来的“39岁现象”，再到“26岁现象”，这其中隐藏着一种趋势：腐败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原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一批年轻权重的官员的落马使得这种腐败“年轻化”趋势愈加明显。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人，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
目前“少壮派”官员腐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很大一部分腐败者拥有“高学历”。
从本质上来说，“高知少壮派”腐败只是一种特殊形态，最大的特点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他们把知识和权力“完美的结合”，而社会的转型则为其提供了知识、权力、金钱三者扭曲联姻的机会。
去年底，由国电高严案牵出落马的河南电力副总黄永皓，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出身，是业界精英。以黄永皓为第一作者的《电力市场理论研究与应用》、《电力市场技术支援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研究》等书籍，也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几本为电力体制改革进行技术支援的理论书籍。
这种学术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在电力行业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其官运亨通。高官得坐之后，权力显然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对学术地位某种程度的保护。
与黄永皓类似，高勇的知识资本积累也在其从政过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两年政治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的学习使高勇从挂职达县任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上升为四川省委常委办的正处级秘书。
1996年7月，高勇西财工业经济系读在职博士毕业，高勇被中国证监会看中。在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任职期间，知识给高勇带来的这种独具的能力让他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得到了敛财的机会。
高勇案中其所涉嫌受贿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任职期间。
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李水明从1989年7月从大学毕业到1998年仅9年时间，就从一个玉林柴油机总厂技术员成为广西北流市市长。
李水明的腐败多与土地审批相关联。自1998年至2003年担任北流市市长期间，李水明“以地揩油”，可谓五花八门：谁给“好处费”多，土地使用权就给谁；不行贿就拿不到批复；给钱就可随心所欲变更土地使用权性质，等等。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同样能看到知识、权力、金钱三者若隐若现的影子。
贝尔的权力、金钱、知识分析脉络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了中国“少壮派”官员所独具的一些特征。
“少壮派”官员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求学时期中国的动乱已经结束，基本上没有因为政治因素影响到入学，到70末由于新高等教育政策，他们有幸进入大学，到后来国家鼓励就读研究生等等政策促使他们成为一代精英。
他们有机会、有精力,正好赶上了经历了人才饥荒之后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年代，他们在知识上一旦有突破就会被国家委以重任，知识和权力自然的联姻。
而80年代后，从体制上经历了“让权放利”，政府从原来单一的管理转变为集管理、服务、并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混合体”，政府手中拥有的巨大的没有得到及时定位与约束的权力资源主宰着巨大资源重新配置。
以“权力市场化”为表征的权力体系在金钱面前开始显现无比的威力，走上权力前台的“高知少壮派”充分利用这种权力于金钱的联姻，为己敛财，同时巩固掌握的权利。
放眼整个“高知少壮派”腐败，单纯的制度条文出台没有遏制疯狂的腐败。
在权力、金钱、知识的“少壮派”腐败脉络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很多时候，制度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制度执行的物件。很难想象，在这种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权力体系中，权力能得到公正的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防止“少壮派”官员的腐败根源最基本的就在于把权力、知识、金钱脉络中的权力因素有效的监管起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