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徐竹思编译报导）据著名科学杂志《自然》的实地考查，中国临床医学研究的道德严重失控，中国的研究员和医疗专家对医疗道德规章和患者“知情同意书”了解甚少；一些伦理审查委员会（IRB）人员，却总期望走捷径。如此体制下，广大中国患者成为药品试验的“荷兰猪”，绝望地挣扎在病痛与药物副作用之余，还要自己掏腰包。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临床病例，从罕见的基因病、肥胖症和其它生活方式疾病到各种传染病，可供医疗研究人员“大展鸿图”，制药公司更想抓住这里的市场。《自然》杂志5月12日以“中国临床试验：不需患者同意”为题，发表了其亚太地区记者萨瑞诺斯基（David Cyranoski）对美制药厂和北京地坛医院在中国爱滋患者中进行临床试验的调查。
爱滋药人体试验可以“妥协”
调查说，2003年10月，中国批准基因治疗头颈鳞形细胞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因疗法用于一般临床医疗的国家。中国媒体大加赞誉这一发展，认为是中国生物医学先进的标志。
然而几个月后，中国生物医学迅速发展的负面就显露出来了：2004年1月，四位河南省爱滋病毒阳性的农民，代表另外十五位患者，向中国卫生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信，抱怨说他们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一次药物名为VGV-1的临床试验。河南成千上万于90年代卖血被感染爱滋病毒HIV的农民，现在又得承受未被告诉的VGV-1的副作用，他们正酝酿起诉进行这一临床试验的北京地坛医院与美国加利福尼亚Azus的“病毒基因公司”（Viral Gen etics, Inc.）。
萨瑞诺斯基认为，以上案例是中国临床医学研究失控于道德监督的表征。虽然1999年中国制定的规章，要求临床试验必须遵守一套国际标准，包括“知情同意书”、 独立IRB和管理当局的批准，再加上对这些试验严密持续的监视。但实践上，这些标准并得不到执行。并且中国的规则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包含吸收志愿者和保证知情权的详细措施。
更让人担心的是，本应执行监督医疗道德规章的机构人员，却并没有按章办事的愿望。IRB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翟小梅说，“就爱滋病而言，我们必须妥协（规章）。”
花钱买看不懂的“知情同意书”
VGV-1药物中国试验人员是如何向患者解释的呢？河南农妇李秀萍（音）说她被告知，接受系列注射后，就可以保证20年健康而不需进一步治疗，“他们从没有说（VGV-1）有风险。”
河南农民彭继荣（音）说，接受VGV-1注射后，他开始发高烧，脸上身上起满了大块红疹。李秀萍说，其他患者有更严重的反应，而且还被迫花钱支付治疗这些副作用的医药费。
患者们说，他们被要求在一份看不懂的“患者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而且他们还得为之交48元人民币；他们没有得到承诺支付的费用；虽然他们关心询问了试验的结果，但从未被告知情况。“这在中国太普遍了，”来自北京、志愿帮助VGV-1试验的费臧（音）说。“多数医生不回答病人的问题。”
王若涛担任主任的中国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IRB，将此案的裁决为：医生今后必须更努力对患者解释试验，患者应得到48元的报销与每天10元人民币的补偿。但整体上试验无“严重问题”。此裁决使饱受折磨的患者感到失望和愤怒。
缺乏道德标准的临床试验
王承认，在国家食品药物管理局还未批准VGV-1的试验性应用的情况下，北京地坛医院的IRB就批准了临床试验，这的确是道德失察。
王的IRB应是中国最权威的，然而其会议之情形却是使任何熟悉国际标准的人大开眼界。在萨瑞诺斯基3月份出席的一个会议上，委员会评估了八项新试验的提案。其中三项与一美国机构的合作，几乎没有提到“知情同意书”的步骤。委员会成员对研究人员的质疑，夹杂着笑声。一位女研究员才意识到，她想做的有关儿童的试验需要父母的同意，委员会只是让她重新改过。
萨瑞诺斯基怀疑，如此轻率的裁决是否有利促使研究人员严格执行道德标准。王对此解释为，“如果我们拒绝他们，他们会去其它地方申请。”,
中国欠缺一些在其它国家例行的程序，譬如学术杂志关于道德规程的政策。一位编辑正准备在其杂志上增加有关“知情同意书”信息的栏目，他说，“如果我们严格遵循国际标准，我们只能接到极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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