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蒙蔽真相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年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诋毁民运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理论是，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为权贵们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政治参与。而国人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
淡忘历史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事实上，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
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者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小标题为BBC中文网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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