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7日讯】华府大纪元记者王鲁鲁报导/六四16周年之际，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博大出版社在华盛顿附近的洛克维尔市市政会议厅举办标题为“中国：六四一代学者与过来人的思考”研讨会和任不寐的《江泽民和他的15年》、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两部新书发布会。会议上发言的是一批旅居北美的作家、教授、学者、律师、记者和政治活动人士。
任不寐：六四、江泽民和我们
来自加拿大的任不寐先生是六四时期的大学生，现任《议报》主笔。他认为：六四对江泽民来讲不仅不是一个灾难，而是一个得以窃国自肥的台阶，可以说没有六四惨案，就没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不仅如此，江泽民还成功利用了邓小平、李鹏对“六四”翻案的恐惧，摆平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元老政治的阴影，牵制李鹏，使“稳定压倒一切”在中共全党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成为既定的国策。1989年是人类历史上特别奇怪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前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旗帜纷纷降落，国内“六四”惨案刚刚平息，中国共产党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稳定压倒一切”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内在要求，和意识形态狂信已经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不镇压就得死”。因此江泽民利用“六四”对中共全党这个官僚体系的威摄，把整个党匍伏在他的权势之下。
任不寐先生进一步说，江泽民利用“六四”对中国实施的统治造成了三大后果：
一、建立了我叫做“腐败封建”制的统治模式。就是把腐败权力分封给官员，以换取党内官员对他的效忠。如此说来，中共的腐败决不是中共的癌症，需要切除的，腐败是中共统治的血液，是它统治的合法性，是它的本质，是它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共的反腐败不是以“廉政、公益”为标准对腐败的铲除，而是以争夺“谁来腐败”为核心的。由此，整个中共党就变成了一个企业化了的组织，江泽民总书记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成功的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三、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成功的向后推延了。由此，也许我们这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将会为江泽民这十五年所谓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经济畸形发展所制造了大量贫困人口；江泽民主义”所包含的非道德因素，使整个民族丧失了道德底线，正义荡然无存；这都将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此外，江泽民时代经济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未来中国社会任何理性和良性的发展都可能丧失最起码的资源的支持。
在谈到江泽民统治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时，任先生说：“江泽民主义”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彻底的“非精神化”，就是它对任何精神方面的诉求都是排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有“江一代”，无论是民间宗教、法轮功、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真爱国主义者还是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江泽民主义”的敌人。那么与此相关的，整个中国政治和精神界出现了分裂，政治彻底丧失了精神，知识界内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二是造成了信仰的崛起。三是“江泽民主义”对中国人心灵的污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活在我们心中”很多人看题目很生气，将来我会写“江泽民也活在我们中”。我想说的是，“江泽民主义”作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习惯，文化，做人的方法，它深刻的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江泽民主义”的俘虏和幕僚。如果说江泽民喜欢表演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文人在江统治的15年也上演了一场文化界的“赵本山”运动。在我来之前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南方人物周刊”评出来“中国十大精神领袖”，赫然名列其中的有章子怡等等。
焦国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需要整治、收拾的场地
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先生，谈到触发他开始认真思考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是911事件。他说：六四的时候我是研究生毕业的一年，当时有很多个人具体的事和人生的路去爬坡，所以没有进入当时政治核心的运动场上。911事件发生在我给学生上课的前一天，9月12日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谈起911，那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20人的小班，我发现只有2、3个学生对这个事件表示了愤怒，其它的所有在座的同学都觉得炸得好，觉得911对美国的两座楼炸得好。当时我感觉到非常吃惊，才感觉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大问题了。在这之前我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赶路，没有想过更多的问题，主要是关注农民一些现状的问题。但这次事件让我认识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需要整治、收拾的场地，中国人整体需要一个改变。所以关注的事情、思路、眼界都变得更大了、开阔了。所以就开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收集在这本书中。包括围绕《讨伐中宣部》的一些事件和思考，还有侧重于中国人世界观的一些文章。
这个世界观主要是指对目前世界政治的观察和思索。就是说中国人的世界观、国际政治观、政治文明观等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这种疾病、障碍、缺陷从哪儿来的？我认为和中宣部这样一个长期的封锁、诱导加限制有关系。比如关于联合国的问题，在中国媒体的话语环境里头，联合国几乎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对联合国是很恭敬的，似乎是所有权力的最后的权力。那么我的一篇文章对联合国总体的定位就是标题里讲的“联合国：恶棍的平均数还是恶棍”，因为联合国成员国里的很多国家并不是民选的真正政府，它不能代表民意，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它的很多成员的国家领导人的品质都是非常糟糕的，那他派在联合国的代表，参加重大会议的代表，他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他人格上的问题，我觉得都是不可靠的。所以用这些大恶棍派的小恶棍来投票决定人类文明的去向，这是非常荒唐的。在80年代出，代表新闻自由、媒体自由的英、美两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说，美国、英国觉得教科文组织很腐败，然后退出。但是外界的媒体提出的不是这样的说法，说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头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联手在新闻、教育、科学领域排挤英美的先进文明。英美在这里可以说是做不成事，没有展开手脚的空间，所以退出。
易丹轩：六四与中国魂
六四时期大学生、全美学自联理事易丹轩在发言中说，对一个个人来讲，人有灵魂，同样对一个国家来讲国家应该有国魂，六四以后中国失去了国魂，从精神上倒下去了。现在我们在国际社会受到的种种对人权记录的质疑，我们觉得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包括很多留学生到这边来好像觉得有种族歧视等等，我觉得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是别人不尊重我们。
易丹轩谈到有两张照片令人永远难以忘记。一张是学生王维林只身挡坦克，另一张是一具解放军士兵尸体被焚烧的照片。易丹轩说，王维林不是暴徒，是一个爱国学生，但当局却把他说成是暴徒。而那个死去的解放军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盲目服从当局错误命令的牺牲品，但当局却把他说成是英雄。
易丹轩指出，六四以后，北京政府一直没有勇气正视历史事实，这对民族精神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易丹轩说：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这两个画面是同样地重要。塑造一个人的心灵不但要记住好的，也要记住坏的。对国家也是一样，不光要记住光辉的历史，也要记住伤痛。这样我们才能够站起来。
易丹轩强调，一个国家的国魂和精神只有从历史中才能得到升华。如果中国人没有勇气记住和面对历史真相，中国将失去国魂和精神。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