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险些闹出人命的勤工俭学

【大纪元8月29日讯】暑假到了，街上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涌出许多卖黄桷兰的小男生小女生，他们或托着花盘，操着稚气的童声吆喝：买黄桷兰。或坐在一隅，用期盼的眼神招徕着人们的同情心。他们是一群下岗工人或附近郊区农民的儿女，为了挣下学期的学费而来，其中也不乏在家中当腻了“小皇帝”，要出来“社会实践”的小胖墩。他们是一群最业余的商人，却又是最值得信赖的小贩，他们在花一样的年纪里，向人们兜售着鲜花和好心情，他们那满含稚气的吆喝与手中洁白芬芳的花朵，是很容易勾起人们的回忆的。
　　
　　我童年也有过挣学费的经历。事实上，这种我事后多年仍津津乐道过的勤工俭学在很久以前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早在几十年前，一大批热血的中国青年便已在异国更艰苦更劳累地实践过了，这之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伟大人物。这当然是小学三年级的我没法知道的，我的小学生活，是以呼伟大领袖万岁启蒙的，我们那些通篇写着红小兵捉地主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课本里，真正的知识却少得可怜，我所认识的“勤工俭学”，是学校组织的，无非是把家里的炭灰很费力地擡到学校，再转运到砖厂，或费很大的精神从农民家里偷来鸡屎猪粪，堆在教室后面，臭烘烘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再敲锣打鼓送往农民家里去“支农”。故而，当一位廖姓同学非常神秘地约我暑假去“勤工俭学”挣学费时，我的心情不亚于居里夫人发现了铀元素，当然，在“斗私批修”的氛围中，我们密谋的样子更像是地下党员在接头对暗号。
　　
　　廖同学的财路，是利用暑假天去卖凉水，“凉水”这个名词和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名词一样，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淡忘的物件了，如今街上滥市的冰淇凌太空水什么宝什么橙，七十年代只在外国电影中看过，街上是决然没有的。有的只是大碗茶和凉水。大碗茶，通常是一个老婆婆摇个大蒲扇，用瓦罐熬的一种山里野生的树叶，俗名红白茶，其实并不是茶。这种褚黄色的液体，泛着一丝丝儿山野里特有的清香气盛在大粗瓷碗中，挑担的推鸡公车的，一闻那香气，便扔下沉重的担子，端起碗仰脖在灌一气，任汗水和茶水顺着肚子一路清凉地淌下去，然后一拍肚子，将一枚闪亮的硬币拍在桌上，脸上那舒服惬意劲，就甭提了。
　　
　　我们卖的凉水显然与大碗茶不同，首先，我们采用的器具是非常摩登的玻璃杯，廖同学家的杯大一些，我家的小一些，价钱也区别对待，大的两分，小的一分。我们也不需要烧火煮什么，只须从井里打一桶井水，将三分钱一包的红色兑墨精（这也是七十年代专用词，现已不用，我们那时用的墨水大都是自己用这种玩意勾兑的）掺少许进去，再勾几颗糖精，老天保佑，这些至今让我后怕的假冒伪劣饮料，居然没有搞出人命，否则，今日之我是什么样子，倒很难说了。但凭良心说，我们当时绝不知道这是错的，因为街上的数十家凉水摊，其制作工艺与我们是绝对一样的。执法部门专心于抓反革命或反击右倾之类，断没有什么闲心来管这些小事的。
　　
　　就这样，我们的凉水摊生意红红火火地开了张，农民们难得上城一趟，更觉城里处处新奇，特别是小孩子们，更把我们卖的红红的凉水当成新奇中的新奇，争抢着喝。罪过罪过，第一天，我们挣了五角九分钱，一人分二角九，余一分累积到明天再分。那天我们快乐极了，这毕竟是我们自己挣来的钱，而且是一大笔，因为那时，肉才七角六分钱一斤（当然要肉票），我们一学期的学费才四元九角钱。
　　
　　廖同学却不像我这样知足，他决心再把生意搞大一点。他不知从哪搞来一个冰棍箱，扔几个冰棍在里面，往里一桶一桶地掺凉水，一边卖，一边吆喝：化冰水，化冰水，五分一杯，五分一杯。”我不同意他这样骗人，和他争执了起来，他一怒之下拿了他的大杯，往公路对面一放，更上劲地吆喝起来。我却自以为正义地义正辞严地与他对立着卖老实凉水，一分钱一杯。那天，他不知往箱里掺了多少桶水，最后结账时，居然挣了六元多钱，而我却挣了不到三角钱。看着我蔫蔫的样子，他把一摞零票掂在手中，用手指蘸着口水，豪气地数着一脸灿烂，得意非常。
　　
　　多年以后，他开了一家电器商店，而我却依旧一脸寒气地自封精神贵族，我们时常会谈起幼时这桩趣事，他常常以此嘲笑我与生俱来的迂酸，而我却总说他刁钻的经商习气是自幼就有的，如今他每日的收入依旧二十倍于我，但却时常羡慕我心灵自在，无忧无虑。前些日子，我结婚时，他踊跃地向我推荐他店里的电器商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拍着胸保证绝对优惠，质量可靠，从他胀红的脸上，我感觉他是认真且诚恳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终于还是没有领受他的一番好意，去光顾他的商店一次，是他幼时卖化冰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便不得而知了。
　　
──转自《天涯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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