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 据10月号的《争鸣》月刊报道，九月初，国家审计署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提交的今年第五个审计结果报告表明：四十二个部委（办）违规挪用资金的金额高达160亿元。该报告在中共党内和社会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仅9月12日至9月16日几天时间，中央有关部门收到的抨击、谴责，要求引咎辞职、公开内情等信函就多达3400多件。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网民也纷纷表示声援、支持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要求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履行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依法严惩腐败官员，建立有法律保障的监督机制。
6．4大屠杀之后，江泽民的上台将中国社会陆续带进了一个全面腐败的新时代，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在对民众产生极大威慑力的同时，更助长着利欲熏心的官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 以身试法的勇气。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得以在江泽民时期继续推行，而民众最为渴望的政治改革却无丝毫进展，甚至较八十年代有所倒退。跛脚的改革造就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格局，在少数城市高楼林立和一部分人家财万贯的背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虽说前任总理朱镕基在位时也切身感受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三农”问题却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便开始一蹶不振，不计其数的国营企业都濒临倒闭，昔日自以为拥有铁饭碗的工人也开始流离失所。农民和工人江河日下的处境为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普通老百姓不再渴望所谓的社会稳定，而是人心思乱。可以想像的是，一旦社会危机重新爆发，民众的怒火将难以遏止。面对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拍案而起，敦促当局重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和劳工问题。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新上任的胡温领导集体不得不将“三农”问题放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的重中之重。农业税因此而取消，农民终于有了喘息的余地，虽说农民不再承受类似于以往沉重的苛捐杂税，但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偏低依然无法让农民走出贫困的漩涡。一些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纷纷步出家门，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虽然有了超越毛时代的择业自由，但从毛时代开始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政策性歧视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中国媒体年年为GDP的狂升而欢呼雀跃，但普通老百姓依然穷困潦倒，很多人连读书和看病都无能为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80%的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其余的80%的人仅仅掌握着20%的存款，贫富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饥寒交迫成就着官员们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愚民统治下任劳任怨，既不敢发出自己肺腑的声音，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随着资讯渠道的日益多元，民主国家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感染着中国民众，国内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
民众的觉醒并不能阻挡官员们漫无边际的贪欲，为了聚敛财富，不少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进行疯狂掠夺，警民冲突因此层出不穷。原本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新闻媒体在官权的压制下不得不进行歪曲的宣传，对老百姓实施不见血的杀戮和对官员暴行加以纵容。从江泽民时期开始，“反腐败”的呼声就惊天动地，然而，真正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却寥寥无几，被冠以渎职罪名的人多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体制的胡锦涛时代，腐败官员依然是我行我素、目无法纪，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继续大放异彩。
面对举国上下官场的一片腐败，胡温虽有反腐败之心，却无彻底反腐败之力，9月下旬幡然落马的陈良宇虽然表面上因腐败而东窗事发，但在权力斗争从未间断的中国，其下台的真实原因可想而知。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因为大力揭露官场腐败黑幕而被外界视为反腐败的铁腕人物，然而，他揭露各部委违规挪用巨额资金的审计报告在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当今中国，最多沦为官场内部排挤政敌的工具。@
2006年10月12日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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