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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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3日讯】此时正值农忙时节,我亦深深体验着到山坡、平地收割着红苕藤。弯腰驼背地拿镰刀收割着猪食,百斤的红苕藤死死地压在背兜里,背负行走四里多路,这样来来去去、停停留留,已不觉时光竟过得如此快。写完本文,我这样一个作家又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四里之外收割红苕藤,忙至天将黑尽为止。在田间,我愿听闻底层民众的喜与乐,唱着山歌或者吃着柚子,大家一起来分享农作物的收获,想想下一步是应培育一个兔场或者种六亩多田的稻谷……。总之,这里就是农村,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不仅因为这里的自然风光、清新空气、新鲜蔬菜或者自给自足、纯朴实在、底层冲动,最重要的是因为这里与我有着太深的感情。那些逼真的生活状态,无论喜或悲,无论累或苦,都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力求真实的品格,训练出坚韧、顽强、耿直的习性。

到我这里来的远方朋友常常慕名而至,我的那些一脸冷酷、焦虑或者茫然的同学、师长、旧交也要来看看我这里究竟如何。我仿佛一个导游,一个用证据来活生生地举证的导游,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我可绝不想做一个把什么都置身事外的人,更不想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或山居隐士,那些快要把自己的处境与现实困境剥离开的人实在已经很难找到自身之外更大的体会领域。我没有服从任何势力的命令,去搞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是要扎根在这里,用眼睛都能看得见的希望或罪恶,来见证发生过的一切,绝不允许自我欺骗以及欺骗任何人。

面对如此原始的生产力,我总想着搜寻一些有用的机器、肥料、种子以及维护技术,甚至想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把这原始的一切步入潮流之一环。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大众品格和大众意识,我更希望用更多的办法来改善一些。有太多人已经丧失了自信,话语间除了抱怨与经历挫折之后的那种无奈来填充自己的每日每夜,失掉了自己的底线,快要崩溃的“什么都不信”的固执已经把他们局限了太多。我不能重复这样的命运,不能没有“想吃下好大一片天空”的理想。当我们参照他者竟那样无地自容的一刻,已经快要忘却自己的实力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入研究和大众关怀,恐怕今后还会更糟。我只能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并让人们懂得向善与向上。

那一张张仿佛被痛苦刺到了神经和血液的脸和眼神,总在我的面前排徊,像一个又一个噩梦,挥散不去。一年了,我回来整整一年了,这些脸和眼神非但没有消失,并且有着延伸至更长时间的迹象,使我异常紧张。人人都在骂官,人人都在骂有钱人,人人都在骂自己,骂来骂去,没有谁是有能量的。骨子里的无奈和现实的厄困交织在一起,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仿佛没有救治的可能性一般,使你感觉不到一丝自豪感或者兴奋度。是的,多少摩托车司机被罚款,被罚得那样重;多少农民尽管没有了农业税,也仍然感到小农耕作的毫无希望;甚至,这里已经有着组织化或势力化的命案,我们永远不知道政府在如何维护着治安。最起码也是“不知”的,是什么把消息都封死了?封得那样死,连新闻媒体也总是展现着被铜臭感染的歌舞升平、恭喜发财的企图。

至于救济,至于公益事业,至于技术培训,至于再就业问题,铺天盖地的全中国会议都在召开。但这里是静悄悄的,静得出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样没有动静。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我的眼睛已看到了,我的耳朵已听到了,多少事情都可受益一方民众啊!以最低的标准来看,最起码也能提升民众素质和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待岗人员,但这里淤积了太多莫名其妙的贪婪、交易和分赃,把许多生机都消灭了。什么“自给自足”!换句话说,简直就是“自作自受”!自己安排自己,自己承受自己,民众没有倾诉的念头,政府没有具体入微的努力,仿佛一切都消失了。最起码的也是“不知”,完全不知情,顶多是一知半解。是担心民众聪明并更聪明一些吗?或者确实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总在黑暗处发生,以至于见不得阳光?

看上去,又是一潭死水。被老人们的垂暮兮兮和小孩们的无知幼稚包围着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潭死水!少年们、青年们、中年们都离开得差不多了,他们远远地离开了,在中国的天涯海角或者土地之下,在那些机器轰鸣的工厂和出租房里,在那些邮局、信用社、农业银行排队领些微薄工资的人群中,他们远远地负担着故乡的家庭,紧紧地恐惧着自己的工作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最严重的是,学到的技术也是流于外而非流于内的。倘若有一天他们不干了,累了,倦了,一到故乡,又找不着北了,本已有的老本事竟没有实战的空间,等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十年前他们种麦子,十年后他们仍然种麦子;十年前他们种稻谷,十年后他们仍然种稻谷;十年前他们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十年后他们仍然要向商店赊碳氨和尿素。

十年朝夕,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多余的,也许就是人老了十岁,有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有了一身拖了十年的病。事实上,他们本已开了“眼界”的,看到了省际差距、城乡差距,如果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更看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农村基层选举的动刀动枪,也知道了什么叫吸毒、什么叫小姐、什么叫暂住证,也明白了什么是财富的精明者,什么是借读费,什么是劳动法,什么部门负责什么事项……。但是,也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思维仍然停留在为穿衣吃饭而累死累活的程度上。本领就这样白白丢失了,没有他们施展的空间,他们只能干着自己最原始的老本行,埋怨着自己的处境,强调着自己的选择,只看得见血汗,只听得见医疗站里的唉声叹气,却唯独看不到人民币和发自内心的微笑。

他们所生产的一切,只是基础当中的基础,最原始的生产力造就最原始的生产价值,又沦落于最原始的交易之中。那种低廉的价格,简直不敢拿来跟任何稍作加工的东西相比。他们固守着思想,眼睛呆滞,该愤怒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高兴的时候没有表情,该道歉的时候没有表情,该致谢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许多大的事件到了这里,不管是杀人越货,还是打家劫舍,一旦到了这里,面临的都是没有表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冷漠的一处,什么都没有表情,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切,僵化了,心被熬干了,没有知觉了。少年呈现的是老年化,老年呈现的是垂死状,青年却是有脾气、有性格的,可也实难有松紧眉头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紧张着,没有从容,没有自然,只有偏执与自我。换个角度看,真的是“全民皆病”!

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着悲悯的我:“我能干什么?你说我他妈到底能干什么?本事只有这么大,又没有谁能帮一把。难道谁会说’你没钱用,我给你几千块钱吧’?不可能的!谁教我技术?谁给我提供工作?谁给我这快要倒塌的房屋免费添上一匹瓦?没有!钱从天下掉下来?淘金子?抢银行?偷保险柜?我只能干我的老本行,种庄稼!累死活该!”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这样忍受着落后的生产力,一事无成。在这里,没有谁对谁永远心怀敬意,没有谁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待,彼此互不信任。他们麻木着,彷�赈ⅶ礞]不能激发他们自己的潜在力量来。一个贫穷的家庭,倘若有一天突然变阔了,又变得六亲不认了,不但是眼睛认不得,连心灵也认不得了,而后迅速贪婪下去,极力维护着自身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榨取他人的剩余价值,到最后堕落为有头有脸的无耻者或罪犯。这里的土话是“乌得很”,就是“到处都是黑暗”的意思。他们总是这样来评价自己的故乡以及自己的乡人,以及评价那些或许并不特别知情的政府官员和村社干部。

我愿意置身农村,就在这种“乌得很”的地方——越“乌”越要置身其中。我就不信这是跨不过去的坎,我就不信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眼睁睁地看着别国骂我们的劣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指着我们的鼻梁骂我们“这种低等民族……”,我就越是感到一种负重感,感到另一种让人锥心之痛的真实感。但人们总是这样麻木着,那精明算计到了熟练程度的人们啊,另一面是空前的无意识,无意识地自我伤害、伤害别人,无意识地自我欺骗、欺骗别人。我爱这里是因为我恨这里,我恨这里也是因为我爱这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要留在那么落后的地方”,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不到外面的世界再闯一闯”,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你不出国、不当官、不经商”,在这里,我已经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人们的问题。换个角度说,即使这里已经富得流油,达到邓小平说的那种“每人年均收入 800美元”的所谓“小康”,我也要在这里固守着。我已看到贫穷与富裕所不能改变的太多问题,这里太深了,你不把它翻转就根本看不到它的真面目,就不能知道究竟如何才能杜绝灾难的发生。

我要与人们在一起,与那些不但眼睛不认识而且心灵也不认识的人们在一起,不管他们到底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总之,我要与他们在一起。我管它什么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作用的有限,总之我是这样做了,而且是做定了!大家一起来认识灵魂与肉体、爱情与婚姻、家庭与政府、国家与天下,去感知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生存能力与生存关系的矛盾、生活前提与生活内容的矛盾,去了解自由、了解权利、了解公正、了解秩序、了解道路。其核心在于,人若不能主宰世界,便不能形成自由的世界。要把那些短视的都拉长一些,要把那些僵化的都融化一些,不要让嘈杂的、冰冷的、无望的一切永远袭击着可怜可悲可恨的人们。我可不愿永远跟人们谈些哲学、说些经验或者闲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要的是实践以及创造性的实践,是用双手双脚来身体力行的群体力量和个体觉醒。

我深知,当人从一个层次步入另一个更高层次之时,即是个人自由被局限之时,那么我宁愿放弃一些个人的自由,以实现更多人的自由。从最不及格的一面来说,无非就是走走路、见见人、说说话、写写字、开开会、动动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有多少就拿出去多少。再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就多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来抛出自己的所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这审视的眼神,望向令我愤怒和思索的一切,不屈从于什么人际、危险,对不起,我干脆装作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宜之外的乱事,我才懒得拿毫无用处的东西来禁锢我这奔跑的思维和忙碌的双手。一辈子独立写作,一辈子独立调查,再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善事,搞出一些打抱不平之事,哪里路不平就铲两锄,哪里风大就砍两刀。实在没有什么好高鹜远的计划与策划,就从眼前做起,能救一个是一个。即使成功了却不愉快,或者即使失败了却很愉快,我也要走这种钢丝,摔下去就粉身碎骨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不就是一条命吗?管它有多短暂,能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该牺牲自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古人讲“杀身成仁”,仁者,二人也,多少也有他者的益处嘛。

什么“农民问题”,什么“三农问题”,到最后看来全是扯淡,只有“人与制度”的问题才是根本。我这怪客,把最惨的场景都刻在了心灵深处,把最痛的伤也刻在了神经之中,没有什么挫折可以让我感到晴天霹雳。我坚信这极不平坦的道路就是一种殉道,该来的总要来,该去的总要去,我听天却不由命。那些人啊,那些林林总总的制度设计,那些自古延至今日的根源,可追溯至更久,让我为这一切殉道吧!统统让我来接受!人这种世界上最凶残的动物,人这种在畜生和神、魔鬼和上帝之间游走的怪物,总该静下心来做些有益的事情,不管其“利益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也总应该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制度下如何有益共生,并保持良好的循环状态。为什么不思考:统治者总是在强调吸收技术,吸收管理理念,吸收资金,吸收人才,为何拒绝吸收制度?

我已厌倦皇朝更替与专制党争的道路斗争或曰路线斗争,却又不得不考虑符合人性以及人与人保持良好循环状态的公民制度或曰公民主义。因为,一旦有什么权力是高于公民的,便必是灾难。为此,我努力着。噢,上天啊,请你见证并确信:杨银波一直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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