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新加坡采访报导）12月9日上午，在新加坡监狱被关押10天的法轮功学员余文忠被释放。当晚，余文忠在新闻发布会上叙述了他在监狱里被区别对待的经历与感受。他呼吁新加坡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另一在押的法轮功学员黄才华，还法轮功清白。会后，余文忠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专访。
问：听说你在狱中提出上诉了？
余：对，我已经上诉了。我提出上诉时，监狱官员说，上诉若失败则刑罚可能被加重。
问：那你有什么看法？
余：我去中国大使馆前是要中共停止迫害、杀害法轮功学员，新加坡法庭却把一个去制止犯罪的人当成了一个罪犯来对待，他们凭着一个警察的假设，在没有证人证明被骚扰的情况下，给我扣上了令人可笑的“骚扰”罪名。我决不接受这样的判决。
不管他们基于什么目的，他们这么做，已经抹黑了我和法轮功的名誉，我要求还法轮功的清白。他们已经在法轮功问题上践踏了人权。我希望他们尊重人性，不要漠视人类应有的道德与良知。
问：听你太太说，你在监狱时，律师要求见你被拒绝了？
余：我出狱后才得知，我太太因担心我的身体状况，聘请了律师来看我。监狱当局在批准律师的见面申请后不久又取消了先前的批准结果，律师随后又发了两封律师信提出见面要求，监狱在5天之内一直拖延该申请到我刑满被释放而不了了之了。这是不合常规的。其实，从我不被允许先上诉而被强行送入监狱服刑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权和尊严就被践踏了。
问：你提到你在监狱里被特别注意看管，可以详细谈一下吗？
余：我刚进监狱时受到严厉训斥，然后看到他们态度的软化，大约三天后，我感觉他们的态度跟我刚进来时不一样了，客气了很多。再后来，监狱长亲自来看我两次，询问我的食物和睡眠有没有问题？
一天，我在经过监狱走廊的时候，碰巧看到走廊警官桌子上有我的照片，上面用红字写着“Special Attention”（特别注意）。
自从我被关以后，狱警在晚上睡觉期间，每隔一小时都会打开我所在狱室里的日光灯，察看里面的情况，最后的两天发展到每半个小时察看一次。同屋的另外两人是从别的狱室里转过来的，他们说他们从未遇到这种情形，害到他们很难入眠。
我还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被要求每天去量体重。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
余：我感觉到他们很紧张。我猜他们可能受到了外界的压力。
问：你刚才提到饭盒上有号码，是怎么回事？
余：我进去后的第一天晚上，发现饭盒上有号码，我当时没在意。第二天中午时，我发现到同一狱室里其他人可以随意挑选没有号码的饭盒，而我被送饭的狱警告知，说我只能吃那个有号码的饭盒。我感到很惊讶。我向狱警提出质疑，为什么我非得吃有号码的那盒食物？我提出抗议。在唯一一次与我太太有见面机会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在我表示拒绝再吃有号码的饭盒后，接下来的食物盒上就没有号码了。
问：你对监狱的这种“特别注意”有什么看法？
余：监狱对我好一点或差一点，对我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因呼吁停止迫害而被判“骚扰”，被关进监狱，法庭漠视联合国的证据，漠视人命在被杀害的事实，法庭需要负这个责任。从另外一点上讲，监狱方面或是其他部门也都很心虚。如果他们认为我犯罪了的话，不是跟一般犯人一样对待了吗？还用得着“特别注意”我吗？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新加坡当局对法轮功执行了一套非常规的政策和作法。
问：你还有什么感受要与大家分享呢？
余：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欣慰，有一天，一群新的犯人进来了，其中的一个向我喊到，“你是法轮功？”，“法轮功好。”我听后感到很欣慰。外面的法轮功学员通过不懈的讲真相，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
还有，在我要被释放的时候，一位监狱的官员说我的表现很好，法轮功的人不像新加坡报纸（指新加坡官方的媒体）写的那样。
今年7月20日，三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黄才华、余文忠和陈培育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对面和平静坐，展示内容为“7.20绝食抗议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Stop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横幅，被新加坡警方以“展示侮辱性文字有可能造成骚扰”为由控上法庭。
这起案件于8月28日开始审讯。开庭前新加坡移民厅撤销了中国籍陈培育的长期居留准证，而法庭接下来也突然撤销了对陈培育的控状，本案的三位当事人成为两位。
新加坡法庭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报告作为证据，于11月30日下午判罪名成立，两名学员黄才华、余文忠分别被罚款1千5百与1千新元。当事人认为审判过程严重不公，而拒绝接受审判结果并当场表示上诉，法官则判决先执行裁决后才可上诉。由于两人拒付罚款，被直接送往监狱各自服刑10天和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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