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零五岁末媒体遭整肃最注目事件是新京报高层大换血。这是胡温政权意识形态急左转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官方谋求部门及个人利益的贪婪所致。中共以镇压与收买双管齐下的媒体政策，已有更为精心的操作。
胡温上台以来的政治气候，除了为应对萨斯危机，在二○○三年有过短暂的宽松之外，从二○○四年开始，所谓的“胡温新政”就变脸为“毛式旧政”，政治气候便进入了持续的政治严冬，再没有温暖的季节。在这个少见的政治寒冬里，开明媒体是首要的被整肃对象，《南方周末》高层换血，“南都冤案”和“中青报风波”接连发生。
整个二○○五年，几乎变成了媒体禁令年，从年初的赵紫阳去世到十一月的胡耀邦纪念活动，从“陕北油田案”到“太石村事件”，从“松花江污染”到“汕尾东洲血案”，大陆媒体在一个个重大时政新闻中的缺席，凸现了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中共意识形态衙门相继颁布“新闻报导实名制”和“不准异地监督”的禁令，更严厉地打击了有抱负的开明媒体。因为在中国的现行媒体环境下，这就等于完全取消了刚刚萌芽的新闻监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五年岁末的皇城根脚下，才接连发生媒体整肃丑闻。
百姓与中青的敢言栏目夭折
敢言的《百姓》杂志，因关注百姓疾苦、揭露官权腐败而蜚声大陆，而凡是在维护百姓合法权益方面有所建树的媒体必然对官权构成挑战。所以，该杂志准备出版的二○○六年元月号被清查，新一期杂志封面上“记录变革中的中国”的要目被取消，名牌栏目“调查”和“观察”不见了，杂志网站也被突然查封。
历经磨难的《中国青年报》名牌栏目“冰点”，在年末也再次被撤稿。原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具有很高的御用地位。周叶中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他还被评选为二○○五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授过宪法，号称“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所以，尽管“冰点”的编辑已经对贺文的敏感内容做了技术处理，但最终还是被迫撤稿。该报资深记者贺延光马上将内幕披露于网上，他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零五岁末新京报高层换血
二○○五年岁末最引人注目的媒体整肃事件，无疑是《新京报》高层大换血。来自南方报业集团的三个社委，即总编辑杨斌和两位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同时被撤职，代替者是《光明日报》派来的三人，标志着南方报业在《新京报》管理层的出局和《光明日报》全面接管该报编务。
虽然，在《新京报》上百名新闻人共同怠工的抵制下，《光明日报》不得不作出妥协，只撤掉总编杨斌一人，而暂缓清除两位副主编。但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挽留住该报骨干的流失，一些新闻骨干纷纷选择离开，也就是采取用脚投票的办法表达抗议：要闻部主任陈峰和评论部主任孟波去了搜狐网，记者部主任陈志华和编辑部主任李列去了新浪网，副总编李多钰去了腾讯网。
同时，安替先生的个人博客因抗议整肃《新京报》遭关闭。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南方都市报》与中宣部直属的《光明日报》合作的产物，《光明日报》是主管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股权，南方报业是合作方，占百分之四十九股权。但该报的高、中管理层，除了社长戴自更来自《光明日报》外，其他高、中层主管主要来自南方报业集团，基本延续了《南方都市报》风格。所以，落户京城仅三年，就以其年轻、开明、有品味而声誉鹊起。
在媒体严控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合作也必然埋下隐患：一个中共最高宣传衙门的直属喉舌，一个是希望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开明报纸，不可能有长期的融洽的利益均沾的合作。
《新京报》第一任总编是优秀新闻人程益中，曾将亏损的《南方都市报》变成一张既有声誉又赚钱的优质报纸，所以，他才被任命为《新京报》总编，但他那种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激情，肯定为严控媒体的胡温政权所不容，所以，他上任不久，就与另外两位“南都人”一起遭到司法构陷，被以经济罪名投入大狱。尽管，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半年后他被无罪释放，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奖”。但他在短期内不可能再重返新闻界。现在，继程益中出局之后，他留下的优秀新闻团队及其开明传统再遭劫难。
有关新京报挨整的三种说法
关于《新京报》高层大换血的理由，京城里起码流传着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着眼于政治原因。《新京报》冲得太猛，多次踩到了敏感的政治高压线（如报道河北定州血案），引起中共宣传主管单位的“关注”，在内部通报中已经被屡次点名。但就我这个长期订阅该报的读者而言，自从程益中被打入大狱之后，在严控媒体的大环境下，《新京报》已经尽量低调自律，丝毫看不出该报有多么大胆，至多是在一些社会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开明一些，“打打擦边球”而已。
第二种说法侧重于利益冲突。现在的《新京报》已经扭转了初期亏损的局面，社会知名度也迅速攀升，特别是在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方面，《新京报》开明声誉更是远播海内外，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国内的知名报业品牌，在经济上具有难以估量的“钱途”。所以，两大报业集团的利益冲突终于爆发。《光明日报》仗着主管单位和直属中宣部的强势地位，借政治理由捞经济实惠，通过管理层大换血，意欲全盘掌控这只媒体金鸡。也就是说，高层大换血是《光明日报》高层的贪婪所致。否则的话，为什么管理层大换血的结果是《光明日报》通吃的零和游戏？
第三种说法点出了高层严控媒体新方法。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对中宣部直属的三大纸喉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的财政投入，使中央喉舌人的收入与其他开明媒体人的收入大致相当，以确保中央级报纸不会因自己无法牟利而偏离喉舌角色，使中央定调的舆论导向成为三大喉舌主旋律。财大气粗的中央政权似乎在说：不就是看着其他媒体人收入高眼红吗？缺多少钱，中央财政掏腰包，只要能确保喉舌本色，要多少钱都给。所以，得到中央财政大量输血的《光明日报》，自然唯中宣部马首是瞻，一心当好“党的喉舌”，而不必在乎《新京报》是否赚钱。
经过多年的改革，报刊管理权下放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直属于中宣部的党报只剩下三家，各级地方政权也只保留一家直属于省委宣传部的党报。在媒体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非党报报纸为了生存和赢利而纷纷走向讨好读者，必然淡化主旋律而强化民间色彩。而三家中央级党报受限于“喉舌”地位，只能无奈地坚持主旋律路线。于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上，其他报刊大多走娱乐路线，少量有抱负的媒体走时政新闻的擦边球路线，两者都能为报刊带来可观的赢利，遂使非党报市场逐渐坐大而党报市场急遽萎缩，以至于，宣传部门屡屡动用行政手段帮助党报拉订户。
虽然，中央级三大党报有中央财政支持，可以免去了倒闭之忧，但其个人收入却难以与走市场路线的开明媒体人相比。所以，利益诱惑也使三大报不再顾及喉舌的脸面，而是想方设法地牟利，纷纷开辟其他赚钱的渠道，或与大公司合作开办相对独立的子报，或与声誉卓著的开明媒体合作办报，每一中央级喉舌都有若干子报。两者的分工是：母报承担喉舌角色，负责宣传党中央的主旋律，而子报可以走市场路线，负责为报社赢利。《光明日报》之所以与南方报业合作创办《新京报》，正是基于赢利的目的。
在我看来，整肃《新京报》管理层的三大理由相互交织，既是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急遽左转的必然，也是官员们谋求部门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
在当下中国，后毛时代的独裁政权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其官员也与时俱进地日益精明了。官权的通行规则是，最高官权为了保权的目的，虽然依靠镇压和收买的双重手段，但也要尽量减少镇压的政治成本。迫于官权意识形态的失信，更迫于民间维权日益高涨的国内压力和主流国家的外来压力，在道义上和统治效力上已经非常虚弱的中央官权，不得不顾及政治形象和镇压成本的大小。所以，六四以来，官权的镇压和整肃的底线，不再是单色调的不计成本，而是双色调的精打细算，既要将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又要尽量避免制造民间英雄；既要收到威慑作用，又不至于严重损害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所以，不再搞公开的大批判，也尽量避免关闭媒体的大震动，而更多是采取内部整肃和管理层换血的隐秘方式，而且是不留下白纸黑字证据的口头通知的方法。
同时，官员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政绩和金钱的双丰收，他们整人的手段和严厉程度完全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要政绩时，就将政治迫害“经济化”，以经济罪名行政治迫害之实；要金钱时，就将利益之争“政治化”，借政治诬陷之名行抢占财富之实。就《新京报》的两次高层整肃而言，如果说，程益中等人的冤案是前者的牺牲品，那么，杨斌等人被撤职就是后者的牺牲品。
报纸还在 新闻魂已死
经过两次管理层大换血的《新京报》，很可能像大换血后的《南方周末》一样，报纸还在，但新闻魂已死，变成另类的“喉舌”。胡温现政权要的就是媒体的新一轮“喉舌化”，甚至不惜放弃刚刚出现媒体界的市场竞争和自负盈亏的局面，重新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来保证媒体的“喉舌化”。正如现政权不惜投入钜额银两来大搞马克思主义重建工程一样。
《新京报》等媒体再次被整肃，再次凸现了中国媒体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九十年代以来，在开明的历届广东省委的保护和支持之下，南方报业集团走出了一条逐渐减少喉舌色彩而增加民间分量的办报之路，造就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改革先锋。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市场化和网路化的双重压力下，也在心向言论自由的优秀新闻人的推动下，许多有抱负的报刊力求摆脱“喉舌”身份而贴近民间路线，特别是力求跟上网路民意的脚步，从孙志刚案到SARS危机，大陆报刊发挥了近年来少有的舆论监督功能。
但二○○四年以来，超出以往的政治严寒笼罩中国，张德江主政广东后，南方报业的几家开明报刊的高层纷纷大换血，使曾经被誉为媒体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全面凋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有影响的开明媒体屡遭整肃，中青报总编辑换人，新京报总编辑两次换人。
一批公共知识份子被媒体封杀
与媒体内部大换血同步实施的另一项严控媒体的措施，就是关闭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在开明媒体上的专栏。茅于轼、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焦国标等自由知识份子的名字，已经很难见诸大陆报刊。近年来社会影响蒸蒸日上的青年自由知识份子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国内媒体上也遭遇到越来越严厉的封杀。
比如余杰，二○○三年时，《南方周末》等报刊上还能不时地见到余杰的文章，他的著作也大都能在国内公开出版。但自二○○四年以来，他在大陆报刊上的发言空间急遽萎缩，他的著作，要么被出版社退稿，要么刚一出版就被封杀。到了二○○五年，他在大陆报刊遭到全面封杀，一篇文章都无法发表；他也再没有在大陆出版一本书，甚至他的没有敏感内容的硕士论文，已经与某出版社签约，但最终出版社还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单方面解约。
再如，王怡在国内报刊的遭遇更为典型。完全靠网文起家的王怡出名之后，曾一度变成大陆开明报刊争相聘请的专栏作者。他曾被聘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社论主笔之一，也是《新京报》、《新闻周刊》和《瞭望东方周刊》的专栏作家之一；但自从他被中共宣传衙门多次点名之后，他在这些媒体上专栏纷纷被取消。现在，他的文章已经很难见诸于国内的任何媒体。
然而，不管中共现政权如何加强政治严控，官权通吃的毛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觉醒了的民间良知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也在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的声援下，已经不再畏惧寒冷的政治严冬，砸饭碗难不倒人，监狱吓不住人，每一位政治高压的受害者，都能得到来自国内外的不同程度的声援，这种相互支持的民间维权运动带来道义激励，也带来人性的温暖。也许，这民间的相互温暖还不足以抵御官权高压的寒冷，也还不能马上迎来自由的春天，但萌芽已经破土，只要民间的自发呵护不断加温，严冬终将被民间的温暖所驱散。
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２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