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我是上海闸北区上访维权公民杜阳明，在上海当地上告无门，信访无果的困境下，我先后多次进京上访，不料竟遭劳教迫害一年半、刑事拘留三次，在狱中多次遭受非人道的折磨，出狱后罹患椎间盘膨突、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患。
我的上访维权起因于以下四个问题：
一、1986年我母亲朱宝莲（现年91岁）在闸北区共和新路245号租借私房开点心店，店名：培大食府，三证俱全，按月缴税，属合法的个体工商业主。1993年底1994年初，该地市政动迁，有关单位未与我母亲朱宝莲接触商谈便将培大食府拆除，且无丝毫的补偿与安置，我们全家赖此为生的店面就此荡然无存。时年我母亲78岁（无劳保），我失业在家，两个子女仍在就学，仅靠我妻子的低工资，全家生计顿陷困境。
二、1999年我家闸北区虬江路1466弄38号私有产权房（是建于解放前1948年的永久性私有产权房屋）被商业动迁，当时上海中房房屋拆迁公司（简称中房公司）以“临时绿地”“土地储备”为幌子，剥夺原住户回搬权，在我拒绝接受霸王协定的情况下，中房公司先是采取断水断电等非法手段逼迁，继而用黑社会手段暴力逼迁，2000年4月至6月间，中房公司动用拆迁队和地痞流氓，先后三次对我辱骂围殴，我被殴伤后两次由芷江西派出所开具验伤单，其中一次送医院急救。2000年8月2日下午2点多，我独自一人在家，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三、四十名员警突然闯入我家，将我从房里拖出后强制押送到桥东拆迁指挥部进行软禁，我妻子下班后也遭软禁，下午6点许，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与搬场车一起将我和妻子押送到真北路我女儿家（已经出租给房客），动迁人员撬门而入，将搬场车上的物件强行塞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行政、司法程式及财产保全手续，均由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强制执行。经我们事后清点，除了家俱衣物和大件家电外，一些小件物品如祖传玉璧等贵重财产和证据材料皆不翼而飞！第二天我妻子去原住地，发现动迁组还在已拆毁的我家私房内向外搬东西，我妻子当即上前阻止，但动迁组拆房队长却蛮横地说：“强迁时没有搬走的东西都属于我们！”。在员警和流氓的配合下，中房公司只给了我们夫妻两人三万元的安置费。
三、我的继父蒋鹤良曾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施工队队长，为了向“七一”献礼，连续加班一个月，吃住都在工地上，1973年6月30日在施工中被起吊后的大口径水泥管撞死。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与我母亲签订工伤死亡协定后，将她的关系从街道工厂转到管线所，月收入照全市平均低工资标准发放，医药费则全额报销（半劳保＋行政补贴），按协议我母亲享受此待遇至终身。但1999年12月底，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工会干部范××通知我说，厂方决定我母亲朱宝莲从2000年1月起拿全市低保，医疗费只能享受家属劳保（半劳保），行政补贴取消。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单方面撕毁协议，严重损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
四、我家私宅上下两楼（虬江路1466弄38号）前客堂原有租赁户郑满堂，1981年郑回江西前，通过居委会与我母亲签订书面协议。户口挂靠，房租照付。但该协议签订后，郑满堂从未付过一分钱，一拖就是18年，我们通过居委会和派出所多次交涉未果。1999年动迁时，我将协议书交给中房公司工作人员曲华，要求在解决郑满堂的（挂靠户口）动迁费时能将欠租还清。中房公司动迁人员明知被拆迁人与租赁户有协议纠纷，却单方面解决郑满堂的动迁费，置我母亲的权益而不顾。
以上四个问题引发了我长达7个年头的上访，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招致一连串的政治迫害。
我的上访及遭迫害经过
2001年12月2日，我第一次赴京上访，半年后我又连续多次上北京。为了阻止我再去北京，2002年10月8日至10月17日十天间，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和警长毛国良每天派一辆警车，四个员警和保安对我进行24小时非法贴身监控。10月10日员警张颖等四人将我押进一间正在装修的房屋内，该屋内原有设施已经被拆除，但员警门却不准我出门吃饭和大小便。这天值班的员警冒仕林全身压在我的背上，右臂拤住我的头颈，并用皮鞋跟猛踩我的脚背，还恶狠狠地说：“今天我就是和你亲热亲热，你准备怎么样！”10月17日中午监控撤销，下午2点我赶到芷江西派出所，质问所长胡良伟：“你们凭什么对我监控”，岂料胡良伟竟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什么时候对你监控过？侬介好，我们做啥要监控你？我们没有监控你过。”……
遣送经历
2002年11月11日我在北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俗称“两办”）正常上访，208接待员对我还没有谈话完毕，北京员警已在旁边等候，接待一完毕，我就瞥见208接待员在批条上写“盲流打工”等字样，员警就将我和蔡新华、朱东辉、小张四人塞进一辆囚车直驶北京昌平遣送站，关进去后，我们就被称作“遣送人员”，一律脱下衣裤鞋帽进行彻底抄身，财物登记。我看到有一个来自福建的遣送人员，他身上带着的1600元钱，员警说：“你要登记的话，全部上缴国家，你一分钱也没有，你不登记的话，可以拿回600元。”结果他没有登记，被员警私吞了1000元钱。此后10天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该遣送站里的房屋无床无凳，就在水泥地上铺一层复合地板，一间20来平方米的房间最多时曾关押40多名“遣送人员”，大家只能插蜡烛般地站着，根本无法躺下。
这里每天只供应两顿饭，每顿一律两只高粱窝窝头，糙得无法下咽，喝得是漂着几片菜叶盐卤似的汤。我们每天看到的是员警和保安对遣送人员拳打脚踢、甚至挥舞皮带抽打。11月的北京正是寒冬时节，时有降雪，而我们这些遣送人员每天早晚两次都要被员警赶到已是冰天雪地的操场上集中受冻一个小时，我们几个上海人不得不披着被子在呼啸的北风中站立。一天我亲眼看见操场上躺着一个“盲流”，听说是被员警打死的，两个小时后，我看见员警和保安指使几个外地遣送人员用席子裹好后送走。
11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们40多个来自各地的遣送人员又被集中装上大巴士，送到北京火车站，接着又转送徐州遣送站。上海警方派人来徐州遣送站分别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错。其间蔡新华（73岁，装有心脏起搏器）和小张只关押了2天便被上海警方领走了，蔡新华老人由于受到这些天来的折磨与恐吓，回上海12个小时竟猝死家中。我和朱东辉因不愿认错，则被继续关押5天，11月28日才将我们释放。
不讲诚信的各级信访干部
2003年3月5日是北京“两会”之日，在这之前，来自全国各地访民都涌向首都伸冤，媒体对公民维权运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2003年2月底，我又一次赴北京上访。三月上旬来自上海的40多位访民几乎天天到“两办”、国家信访总局、建设部、公安部等国家级信访部门反映上海动迁黑幕，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恐慌，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信访干部夏敏自从2月底就一路尾随我们并做分化瓦解工作，但由于上访者团结一致，所以毫无结果。3月6日，夏敏在建设部接待处与45名上访者谈判，请求大家立刻离京，并作四点口头承诺：1.全体45名上访人员卧铺回沪；2.列车上吃喝免单；3.市委副秘书长柴俊勇将于3月7日下午1时半在市委信访办接待全体赴京上访人员；4.不让员警干预、跟踪，保证回沪的上访人员安全……
当晚8点前，我们45名上访人员全部被骗上了5号车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卧铺，硬座也不够，列车员还把餐车内的圆凳拿来充数，我们一上车厢，数十名上海便衣员警便将车厢两头的铁门锁上，将上访人员与别的乘客一起软禁在5号车箱内，到天津站。几位外地乘客要求下车，上海员警竟硬是不开门不让下。我们发觉受夏敏欺骗，于是一起据理力争，黄芝兰、柴燕芬还为此受伤倒地，最后只争取到8只卧铺。晚8时开的车本该8点就吃饭，但经我们反复斗争，晚10时半我们这些上访者才吃上晚饭。
列车次日上午10点一到上海站，只见站台上站满了员警，黑压压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45名上访人员分割开来，我与田宝成等7位闸北区的上访人员走出火车站后，在秣陵路上被尾随其后的二十多名员警强拉硬拽拖往闸北信访办，这是我第一次被员警殴打，指挥者闸北区治安支队长曹××。当天下午上海市府主管信访工作的柴俊勇副秘书长分别接待上访者，轮到我时已近午夜，柴副秘书长面露倦态，说已很疲劳了，要我书面向他反映情况，并保证我写信给他，他封封回复。事实上，我此后写给他的信，没有一封有回音。我失去了一次直接与柴俊勇面谈的机会。
由于市府秘书长柴俊勇先生失信于我，2003年4月16日，我第13次去北京上访。20号下午，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张副主任委托信访员施兴元开具了一张写明区长24号上午接待我的督办信函，我买了第二天的车票于22号回到上海。
４月24日上午9点，我拿着“驻京办”开具的书面依据到上海市闸北区政府信访办。看到田宝成夫妻俩也拿着同样的一封信函，要求区长接待。信访员康××传出话讲：区长10：30分接待，我耐心地等到10：30分。又传出话来说由于“非典”，12天后再接待我，让我们自行隔离，我考虑到信访办工作人员经常欺骗、愚弄上访群众，几无诚信可言，我当场提出：请区长以书面形式约定接见时间，以防日后赖账。我同意隔离，希望政府提供隔离场所。当时在场的信访人员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我决定直接找区长交涉，在很顺利地经过多名保安值勤的门岗后，我进入了区政府办公楼底层电梯间，保安随即上前阻拦，既不让我上楼梯，又不让进电梯。其间田宝成夫妇也进入电梯间不久，就被区政府干部劝离。没想到我们的这一举动竟构成了后来所谓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跌进了市、区两级政府设下的陷阱。
当天中午11点，我和田宝成夫妇被软禁在区信访办，不让出门。到晚上７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送往闸北看守所，但被看守所拒收，接着他们又将我送往上海同济附属医院进行强制验血、拍摄胸片检查，其间我被拗臂、卡脖、拳打脚踢了近一个小时后又被送往闸北看守所，该看守所不知何故仍不予收押，他们又把我铐上手铐押上警车，押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医院，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带着5个拿着电警棍、约束带的员警将我拗臂、拤颈，强行进行第二次完全相同的“非典”检查，除了拍胸片时解开手铐一会外，我始终被他们视若罪犯。
面对为所欲为的员警，我声嘶力竭地抗议道：“我不是犯人！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上访的老百姓？”……，提篮桥狱警喝道：“进来了就是犯人！你再凶，绑起来！”，四个服刑犯在狱警指使下上前对我粗暴抄身，搜走身上物品，不开具清单。接着四个服刑犯强行将我手脚分开绑在床上，成五马分尸状。此时，我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午夜12：05分，其间我多次要求小便，都被拒绝。４月25日清晨4点多我便溺于身上和被褥上，至当天下午18点以后才将我松绑，整整18个小时！这18个小时内不许吃饭、不让喝水，尿湿的裤子全靠体温烘干，松绑后两腿浮肿、左胸肋下皮肤被绳子磨破出血。当晚他们又把我送到闸北看守所专门羁押嫌疑人的4号楼关押，并不说明任何理由。我为抗议这种野蛮的法西斯行为，4月24日—5月2日我绝食8天。
这期间闸北分局警方共提审我2次，第一次提审是在半夜，此时我已绝食四天，两个承办坐在长条桌前，三个员警和便衣分别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他们示意让我坐在桌前的一个小凳子上，我飞起一脚把小凳踢开，承办员自圆其说地说：“杜阳明不肯坐小凳子，帮他搬个太师椅来。”我两手撑住桌面，承办蒋亦成要我交代问题，我把台子一拍说：“我今天审问你们！你们必须交代贪污腐败的所有罪行！”我指着蒋亦成说：“你抽的是中华牌，算你一天两包，一个月2400，抽烟的开销一般是收入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那么你的收入应该是15000左右，算你是副局级干部，也只有4000多元，另外10000多元钱你是从哪里贪污来的？”他们心虚理亏，马上收场，再把我送回411监房。第二次也是在半夜，由闸北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国字脸的副局长提审，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整个过程我不说一句话，他们也没纪录一个字。
在这期间，看守所的王警长一直骗我说是被“非典隔离”。在我被关押16天后，我向所部提出抗议：既然黄警长说我是“非典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把我关押在这里？最后由所部把蒋亦成叫到看守所，宣布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5月23日释放我那天，我发觉归还我的财物中少掉了100元，蒋亦成多次表示要认真追查，给我一个交待（此后竟无下文）。我要求他们出示刑事拘留证原件，蒋亦成从包里拿出原件，我一看上面有上海市公安局长吴志明的大红印章。
2003年6月３日（六四前一天）中午，我空身一人在上海新客站行走，芷江西派出所任继新等多名员警看见后拦住我说：“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们这些人都要看起来。”随后我被他们一路上架着押上警车送到芷江街道信访办，交给信访科长孙秉干等两名信访员和翁、顾两名便衣员警及一名临时雇用的打手，他们关上信访办的门后对我说：“今天上面给了我们任务，就是要看牢你。”我反问：“难道我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要回家。”见我要开门，他们5个人强行把我按到在沙发上，当我挣扎时，翁、顾两名便衣员警和临时打手一起将我的手臂反拗成“飞机式”，将我的头按在地上，我声嘶力竭地呼喊：“员警打人！”，姓翁的便衣员警说：“就打你！打得你不敢冒头！”，孙秉干说：“没人打你，我们只看见你打员警。”我被断断续续拳打脚踢了6个小时，全身多处青紫。直到我瘫在沙发上他们才住手。晚上８点他们才将我放回家。
６月４日，我满怀冤屈，带着浑身伤痕又一次踏上了进京上告之路。下午6点，上海市信访办编号为203的办事员（干这工作的人从来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闸北区督解办左××等20多人在苏州将我和另几个上访群众公开绑架回上海。我被他们交给芷江西派出所强行看管。次日上午８点，两名警长、三名警员、三名保安对我施暴，我被逼无奈，不得不头撞墙壁以死抗暴，在此情形下，他们才放我自由。
6月17日上午6点多，我刚出小区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员警毛国良等四人扭送到警车内，押往芷江西街道信访办软禁15个小时后，晚上8点许他们放我回家后，还派了个保安对我继续贴身跟踪，我将此人摆脱后不敢回家，在马路上兜了一夜，于6月18日乘火车第13次赴京上访。
在2003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上海已有等几十名上访维权者在北京上告。其中有揭开上海动迁黑幕的沈婷等人。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多次被各级信访部门欺骗甚至迫害，2003年7月6日下午，我们11位上海访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前往中南海递交上告信，希望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我们被带到福佑街派出所后，上海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也来到派出所，并将我们送到北京南站民政局接济站软禁，我们11位上海访民集体绝食四天。第3天，闸北访民黄芝兰晕厥，我们要求送医院抢救并让一位访民陪同，张士民一口回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不得不拦在救护车前，请求让我们访民中的一位女士陪护。市信访办副主任张士民当着各地的上访难民恶狠狠地对我说：“回到上海就捉脱侬！”这句话他连说了三遍。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最后同意让奚国珍随车陪护。
7月10日我在接济站睡午觉，下午一点左右，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蒋亦成，稳定科长李××带领8个全副武装的员警，用手铐将我反铐后押上警车，带往一秘密的地下囚室，这里四面墙壁都用了特殊软材，被囚禁者即使头撞墙也伤不了。关了几个小时后，我被员警们押上火车，11日一回上海就被关进闸北分局特审室进行强制性审问，2天后我又被转移到中兴路上的英丽大酒家软禁，从7月13日至23日我在英丽大酒家共被软禁了10天。在我被软禁期间的7月18日，闸北区委一秘书长带领小江等4名干部到英丽大酒家表示只要我相信政府，给政府时间，一定会将我上访的四个问题解决。临走时他们还一一与我握手道别。
7月23日下午，闸北公安分局徐达芳局长来到英丽大酒家会议室，一见面就对我说：“鼎鼎大名的杜阳明，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是徐达芳。”我答：“如雷贯耳的徐达芳局长！”徐达芳问：“你怎么认识我？”我答：“你在闸北区做了那么多事，谁听见你名字都要发抖。” 徐达芳接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我说：“不知道。”徐达芳说：“我就要你交待上访过程中所有的过激行为。”并要我认错认罪。我回答：“我一不偷窃扒拿，二不吃喝嫖赌，三不杀人放火。我为自己被侵犯的合法权益上访无错，更无罪。你们政府只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上访了。”徐达芳说：“上访的问题我不管，我只管抓人，你今天认错认罪，我们就不处理你。”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无错无罪！”……
半个小时后，我被员警押上一辆有铁栅栏的囚车，送往闸北看守所关了一晚上，7月24日，我被转到上海殷高路上的“两劳”单位禁闭室内关了7天，于7月31日被送往苏北大丰的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三大队一中队。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年半劳教生涯。时年我已59岁，赶上劳教年龄的末班车，可见政府官员对我政治上的迫害是用足政策的。
一中队队长王水兵一开始就对我说，外面的事情你不要多想，我们会给你烫平的，你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遵守劳教所的制度规章。由于我对政府能给我解决问题尚抱有幻想，相信了政府官员骗人的鬼话，存在私心，因此被哄骗得“默契配合”，将劳教所的所有规定变成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和枷锁。
劳教所对刚来的劳教人员通称为“新收”，狱警对新收人员施以各种极端的训练来“校路子”，在我所经历的“新收”18天中，我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早晨4：45分起床，晚上22点睡觉。起床后只有15分钟的漱洗时间，接下来是反复打“内务包”（叠被子），打得不好，重新来过，再打得不好，狱警便拳打脚踢，到6点吃早饭，吃完饭便是静坐，静坐早中晚三次，每次两小时，要求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盖上，两眼平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不准前后观望。一般“新收”训练结束后，劳教人员的屁股上都会出现坐疮且经久不褪，以后坐着凳子就会很疼，因此罚坐板凳成了狱警制约劳教人员的有效手段。
静坐结束后，狱警就让劳教人员到操场上军训操练，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每次2—3小时。我到劳教所正值盛夏，在高温40℃的无遮拦的操场内，狱警让我们长跑、做各种军训操练，做得不对就要被拳打脚踢。狱警经常故意延长口令时间，使劳教人员产生错觉而受到惩罚，劳教所狱警因封闭式的环境都有点变态，他们以惩罚和虐待劳教人员为乐趣。一中队狱警陈亮、刘云松被大家称为豺狼虎豹中的豺和狼，他们专以寻衅殴打劳教人员为乐事。陈亮除了对我拳打脚踢以外，还罚我对着火辣太阳罚站，使我受伤的眼睛雪上加霜，视力降到0.49度以下，平时老用警棍威胁我，刘云松更是在我静坐时从背后突然用电警棍电我。
在劳教所，劳教人员违反规定，轻则遭拳头栗凿，重则被警棍电击，如有不服。就被关禁闭、扎床。所谓扎床是用宽皮带把劳教人员五花大绑于铁床，床中间有一个大窟窿，是专门给被绑者大小便的，狱警将被绑者的衣服拉至肚脐上，裤子拉到膝盖处，寒冬时被绑者冻得浑身冰凉发青，酷暑时让被绑者喂蚊子，其痒难熬。最残酷和下流的是狱警用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甚至塞进嘴内电击。
在我进去一个多月后，一中队来了个叫顾鲁兵的中队指导员（此人原为一大队队长，因在管理中整死了劳教人员，被降级处理来到一中队），对我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与关注，经常带我到操场上散步谈心，为我理发，并对我说：“你的问题好解决，你在劳教所最多呆两个月，各级政府对你的问题很关注，明天上海电视台要对你进行采访。”第2天管教陈亮把我带到办公室，拿出电警棍放在台子上，桌子上有预先放好的茶杯茶叶，给我泡好茶就开始训斥我，现在上海电视台要采访你，你不许隐瞒，老老实实对他们讲，喝完茶过了10分钟，我被带到接待处，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迷迷糊糊，感觉上好像看到了蒋亦成等闸北区公安局的人，问了我些什么，叫我做了些什么，我都没印象了。以后几次提审，在我喝完茶抽完烟后都出现类似的精神恍惚现象，不知道别人问了我些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些什么。只有反复出现的一句问话还依稀存留在脑子里：“王明清是不是头？”，我回答说：“王明清是头，我就是总统了。”后来闸北区再来人找我谈话，我便一概不喝不抽他们给我的茶和烟，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了。
2003年10月12日下午，闸北区政府督解办和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等人来劳教所找我谈判，他们的“化解”方案被我拒绝。过了5点误了开饭时间，我回到寝室吃了管教为我预留的饭菜（还有点微温），肚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地疼痛起来（我平时肠胃很好，不要说还有点热的，即使是冷的也能吃，恰恰是这一次居然五天滴水不沾）。我到卫生所挂急诊，告诉他们我是吃晚饭后不舒服的，没有任何感冒症状，但每天的当班医生都把我当感冒治，给我吃安乃静、头孢等药。在这期间我滴水不进。连续5天后，我休克被送场部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胃溃疡。住了9天医院，还没有康复又被押回一中队。
第一次关禁闭
2003年11月1日，劳教所给每个劳教人员发“大账”，共计11元（所谓大账即工资。一元钱是给劳教人员一个月的工资，10元钱是零用钱）要我签字，我回答说：“正因为是动拆迁签字惹的祸，因此我上访到现在，我都不签字！前三个月大账我都没有签字。”
到11月4日，管教陈晋把我叫到中队部，三个中队干部都在，他们轮番对我围攻，一定要我签字，达2个小时。我坚持不签字，中队长扈宏建打圆场说：“你不签字就算啦。”后来我妻子写信给我，说闸北区的化解方案是10万元，最多再加1-2万元，另外再给你吃低保。16日,留用管教张国华拿了这封已经拆开的信找我谈话说，这个方案你能不能接受？我回答说不接受！接下来他马上把话题转到大账签字上，说所里有制度，大账必须本人签名，我坚持不肯签，我说我是受政治迫害的，你们用对付劳教人员的手段对付我。我不能接受！他说你先后回去想一想，17日晚上6点钟张国华又把我叫到办公室，为大账签字问题纠缠到晚上8点钟，我刚回寝室，管教茅××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不签字，我就要下岗。
见他们又换了一副嘴脸，我仍然坚持不签字，茅××说，你回到寝室好好想想，你不签字要承担后果！到晚上10点钟，他让我回去休息。18日上午，在5楼工厂间劳动，衣服穿得很少，茅××将我叫到中队办公室，中队干部加管教6-7个人对我又是吼叫谩骂又是拍桌子，强迫我签字，扈宏建把我推倒在地，见我仍不签字，宣布把我关禁闭。由于我的肠胃还没有康复，他们每天故意给我吃开水泡冷饭和酱菜萝卜干，变相折磨我。又由于江苏大丰早晚温差很大，我又是在工作时脱了衣服关禁闭室的，到了晚上6点至10点，我被冻得直哆嗦，我多次要求管教尤其是张国华、陈晋等人给我拿自己的衣服御寒，他们置之不理。十天的禁闭和冷冻诱发了我年轻时得的风湿性关节炎（30多年未曾发过）使我此后几乎无法抬步，从2楼到5楼，疼得要停步两三次。此后9个月我不得不餐餐喝稀粥充饥。
第二次关禁闭
以后他们经常以检查、谈心为名挑我在语言和行为中的漏洞，进行精神折磨，一会儿说我毛巾折得不齐，一会儿说我的卫生搞得不好，一会儿又给我订指标，并经常给我换管教“校路子”。我曾多次打报告要求看病，三大队副队长施××对我说：“对你这种不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你死了也不给你看病！”我只能在一中队的医务室看病，开一点数量有限的止痛药和伤筋膏，顾鲁兵还恶狠狠地对我说：“‘两劳’单位死个人算什么？你死了就像死一条狗！”副中队长韩超说：“就把你整死了，也不会给你留一点证据！”
2004年4月间，他们又以我不服从管教为由，由大队出面关我第二次禁闭。禁闭期间，他们给了我一封我妻子早就写来的信，但他们迟迟没交到我手上。我妻子在信中提及她曾找过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要求给我保外求医，贺德山说：“主动权在杜阳明本人手里，他想什么时候出来，他就可以什么时候出来。但前提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政府提出的化解方案。” 我清醒地认识到，再不答应政府的要求，我很可能被不明不白地整死在劳教所里，我马上回信给妻子说同意贺德山的任何方案。几天后我妻子又来了第二封信，说她又去找过贺德山，贺德山要我本人亲自给他写信……我看出这封信是我妻子在闸北区政府和芷江西街道的授意下写的，只有让自己活下去，才能揭开上访维权公民被政府官员迫害的真相。为了出去治病，我不得不屈辱地写信给贺德山，同意政府的任何化解方案。
经过第2次关禁闭，我原本病得不轻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有时上楼梯都需要别人扶一把。
2004年6月6日下午，王水兵大队长叫我到办公室谈话，既严肃又热情，又递烟又倒茶，说：“你们区政府来给你化解啦，你不要再变卦了，我们也为你的事情仁至义尽了，我们希望你八九不离十，解决掉算啦，你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不好，出去看看病。”随后把我带到会议室。芷江西街道信访矛盾化解领导小组负责人贺德山、闸北区监督解办丁崇辉、闸北分局芷江西派出所刘建青、上海中房房屋拆迁公司徐云、劳教二所王水兵、韩超等7、8个人早已入座。他们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不准提要求、不准提条件，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现在给你8万元，3万元是中房公司扣除的安置款，5万是政府给你的一次性补偿。”我说：“只要给我出去看病，8块我也签字。只要你们认为在劳教所里的签字是有效的。”，随同而来的中房公司代表徐云又递给我一只烟，讨好地说：“老杜啊，算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中房再加你2万。”接下来我又感觉恍惚起来，迷迷糊糊中我觉得他们不断地拿纸条让我签字，当我再度感觉有点清醒时，发现管教韩超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签字，内容是要我把户口迁掉的承诺书，我拒绝签字，他们马上就把这张纸条拿走了。
6月6日并非节庆日，平时劳教所当班管教都不允许喝酒，但这天晚上所有管教人员包括当班的都轮流去喝酒庆贺，又面红耳赤醉醺醺地回到岗位上。第二天收工时，中队长扈宏建对我说：“老杜啊，我们也想不到介容易扳脱，你也算拿到10万了，有的人还拿不到。算啦，出去以后好好地过过晚年吧，跟政府唔啥搞头的。”
2004年8月13日，劳教所给我“所外执行”，经上海各家医院诊查明，我已患严重的椎间盘膨突症状、糖尿病、高血压、右肾上方有拳头打小的囊肿，我的体温长期只有36.5度左右（原来我的体温是37度，因为多次被冷冻折磨所致，特别怕冷），这些都是我在劳教前所没有的毛病。在我回家看病的两个半月间，街道和派出所多次上门或来电话催我将户口迁出原住地，并领取狱中签下的10万元，我拒绝迁户口也没去领过一分钱。11月3日晚上7：30，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和派出所所长刘建青把我从家中带到芷江西派出所关了一夜后，于第2天（11月4日）再次把我押往江苏大丰劳教。
第三次禁闭
这一次，劳教所变本加厉地对我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劳教所给别的劳教人员都发了棉袄棉裤，就是不发给我棉袄棉裤，理由是我不接受改造，在监督劳动时，中队部故意把我安排在工厂间门口进出处最冷的位置上，门一开，呼啸的穿堂风把我吹得簌簌发抖，我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八件内外衣、七条内外裤全穿在身上，还是不能抵挡寒冷。2004年12月18日，劳教所又以我不服管教为由将我再次关入禁闭室（因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劳教物件，我是因上访维权才遭政治迫害的，因此所有的“所纪所规”对我没有制约力），时值寒冬，在零下4—7度的低温下，狱警以检查大烟等违禁品为由，将我衣服裤子逐件一一剥下，故意反复“检查”了一个多小时，用这种方法对我进行冷冻折磨，我的鞋子被他们拿去“检查”了20多个小时，让我赤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
当时我的体温已长期低于常规体温，特别帕冷，而他们就用这套胜似酷刑的“冷冻法”折磨我。他们明知我患有糖尿病，每天需喝大量的水，却故意限制我喝水，每天由雷管教在早中晚各给我倒一小纸杯水，第三天和第四天中午，管教雷××用一只专用热水瓶给我倒水，瓶中的水倒出后只有一小纸杯，呈淡淡的黄色，入口微温。喝完后我便感觉异常，烦躁不安，就想发泄，就想打人。管教那伟把我带到底楼9号房间，对我说：“我们三个人不是管教，是所部的心理咨询师，对你进行检验，是否有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当时我拼命用意念克服狂躁情绪，后来在无人的时候，那伟语重心长地说“杜阳明，你不要恨我，我也是混碗饭吃，你别看我凶，但没有恶意，不象有些人看似善良却想方设法要整死你”。
这其间副中队长笑面虎韩超来禁闭室对我说：“杜阳明，我们整治你，不会给你留下任何把柄。”、“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让你从这个门出来再进入另一个门！”，指导员顾鲁兵还多次用语言误导我自杀：“你不是想自杀吗？两劳单位死人不稀奇，死的人多啦！你死了不如一条狗。”……联想起地方政府曾多次威胁我，要将我送精神病院和劳动改造，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第5天我不得不违心写了一份违反所纪的书面检查，写完后他们放宽了对我的饮水限制，也不再给我喝淡黄色的水了。第7天，他们解除了对我的禁闭，仍然把我安排在工厂间门口最冷的位置上。
2005年1月22日，为时一年半的劳教迫害终于结束，我回到了暂住地女儿家，几乎走路都很困难，在妻子的精心调理下，花了二、三万元的医药费和保健费才稍有起色。
2005年2月6日至3月16日间（即全国“两会”敏感期间），政府的社工总社派了一个叫张自清的人，三天两头来我家，说政府同意拿出一万元给我看病与改善生活。当时我的家人对此信以为真，要我再相信政府一次，但我早就认清政府官员哄骗加暴力的真面目，为了教育全家人，我将“这是监控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是零”写在日记本后，并耐着性子与之周旋十多次。这期间闸北区司法局一副局长、区督解办杨立敏，派出所刘建青和区信访办秘书也上门。但到了3月16日约定协商的日子，却再也无人上门，因为“两会”结束了，原来口头1万元变成了口头5千，最后分文全无。我能预测这一结果是基于对政府官员不讲诚信、及欺骗性与伪善性的了解。
经过近4个月的休养生息，2005年4月24日我又开始出狱后的第一次上访，当天火车停靠在常州车站时，铁路员警和保安强行把我推下车厢，其他五、六十名上海访民也被推拉下车厢并软禁在候车室。在这过程中，我被保安用肘顶胸膛撞昏在地，后被送进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国务院新的信访条例于2005年5月1日实施，貌似完善，事实上仍是只走程式，不讲事实、不求结果、不问责任。此后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制造谎言说，经过各级公安二轮“大接访”，两个月内已有84%的上访人员问题得到了解决，三个月后又有93%的上访人员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事实上在北京，截访人员欧打访民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中央电视台的谎言相配合，北京“两办”等信访视窗不但不受理上访材料，连信访单都不让填，以致于“黄牛”以5元、10元、20元等高价出售本是免费的信访表格。新的信访条例出台后，上访难民“告人状”（向信访干部和各级官员告状）已此路不通。
2005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上海数百位上访维权公民在“告人状”受阻的情况下，自发前往上海商城（波特曼大酒店）广场“告天状”（呼喊维权口号）“告地状”（向路人展示状子或标语口号）。以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进行和平示威，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揭露财产遭剥夺、人权受侵犯、人身受伤害事实真相，并喊出了：“还我人权！还我家园！还我财产！”、“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陈良宇下台！”等口号。这一声势浩大，惊天地泣鬼神的抗议活动最后被上海市政府镇压下去，数十位维权人士被行政或刑事拘留。
9月9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地区分局内，我和徐丽娟、孙秋生三位上访者被非法软禁10小时后。晚上7：40分有六男二女（事后才知道他们是上海市政府派来截访的便衣员警）来到分局，将我们三人边打边往分局门外拖，拖了数十米后又把我们绑架上面包车。北京员警对自己眼皮下的暴行居然听之任之。在面包车上我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最后竟被便衣员警们扔在北京郊区四环的一处荒野湿地上，等我醒来时，发觉身上都是泥。过了几天上访者马志琛又被截访人员打断脊梁长期躺在床上。公检司法的员警成了土匪流氓和法西斯暴力的代名词。9月16日我回到上海。
9月28日上午7点多，我出门还没有走出小区大门，派出所员警林××等人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我押上停在小区门口的牌号为“沪E-E3375”的车子直驶派出所，所长刘建青8：30分上班后指使几个员警炮制了一份《讯问笔录》（一没有向我提问任何问题，二没有读给我听，三没有给我看内容，四没有让我签字，仅告知说我曾参加上海商城的抗议活动）随即将我送至闸北区看守所非法抄身，押进4号楼后再次非法抄身，并强制我穿牢衣，我说我是被政府迫害的，我不穿牢衣！僵持了2个小时后员警说不穿就不穿吧，便把我带到211监房。
当时监房里已有16个羁押人正在睡午觉，我进去后小便，这16个羁押人居然冲着我一起吼叫：“蹲下！谁让你站着小便！”我大声喝道：“你们是人民的罪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朝我吼叫!”我以大无畏的气势镇住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在这30天的刑事拘留期间，我坚持不穿牢衣，看守所的狱警三番两次对我“校路子”、“搭脉”，4号楼的主管徐××对我说：“我端政府的饭碗，讲得好听点是保一方平安，讲得不好听是为了工资为了生存，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制度，配合我。”我说：“政府违法枉法在先，你代表政府对我政治迫害，我没有任何过错，你要我主动配合你们那是不可能的，你们的所纪所规对我没有制约力。”我于10月28日被释放。
2006年1月14日，上海的“两会”召开之时，又成了腐败官员心惊胆战之日。这天上午9点钟我去静安公园，那里已有五、六十名上访维权公民准备一起去友谊会堂向正在那里开会的人大代表递交申诉材料，9点半公园里突然冲进了一大批员警将我们强行拉进警车送到上海的“马家楼”（位于上海商城附近的一处拆迁工地内）集中关押。随后员警把我和另外几位上访者塞进警车拉到北站派出所，我们不愿到里面去，并向过路市民揭露真相，在过路市民的抗议声中，员警们被迫把我们放掉。我们再次返回友谊会堂，又被员警拖到上海的马家楼。12点多种，我被闸北区芷江街道员警和保安我押送到芷江西街道信访办，闸北区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和信访科长孙秉干等7人对我实施软禁。贺德山见了我就嘻皮笑脸地问我：“想吃啥？”我说：“想吃蟹！”贺德山霎时变脸：“呒没吃！阿拉吃啥侬吃啥，今天我们吃面，你也吃面。”
我说：“既然我没有选择权，你又何必问我想吃啥。你们每次以‘回上海解决’的名义将我们从北京截访回沪，你们都要上访者谈要求，当我们实话实说谈出自己的合理要求，讨回合法权益，甚至降低标准讨回部分权益时，你们都以‘无理要求’加以拒绝。既然你们不给老百姓选择权，又何必假惺惺地要我们提要求呢？不如拿出你们认为‘合理’的方案，不是更省事吗?”
接着贺德山当着街道工作人员、便衣员警和保安等人的面对我说了以下几段话：“胡锦涛总书记太宽容，你们才敢无法无天，如果我当总书记，对你们就要抓一批、杀一批、抢毙一批！”、“我跟你们（指上访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杜阳明每次的表现，都给你记录在案，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只有一步之遥，刘云耕不想给你吃官司，我也不想给你吃官司，所有的官司都是你自己‘作’出来吃的，你想吃官司，只要创造条件。现在对付你的办法是无期徒刑分批吃，捉你一趟也是捉，捉你十趟也是捉，我这个恶人做定了！”、“我当了三届派出所所长，敢与公安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叫你那能死的都不晓得！我这一生中处理过许多象你这样顽固不化的坏人，我有八条命，不怕你们报复。”、“我给你争取了十万元，你还不知足，等我退休了，其他人不晓得，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信访科长孙秉干板着脸对我说：“本来贺书记可以当局长，批文已经下来了，就是因为侬户口不迁钞票不拿，上访问题没解决，泡汤啦！贺书记熬了介许多年数，多少不容易，好容易有个末班车又乘不上，伊哪能不拿侬恨煞？”
贺德山索性毫不遮掩地对我说：“侬杜阳明想挑我立功，侬就迁掉户口，领掉十万，再外加你一个大信封装钞票，一揽子解决掉，OK！”
我对这些无赖言行嗤之以鼻，不予搭理。就这样被软禁起来，既不给吃喝，又限止大小便，到晚上那个7时半贺德山离开街道回家，留下二个保安看守我，小保安自己掏钱给我弄饭吃，我回到家中已10时多了。
第2天（1月15日）一早我妻子送我母亲（91岁高龄）去教堂礼拜，发现门口已有三名监控人员把守，9时40分左右母亲从教堂回来，上午10点，我陪同母亲去看望共和四村生病的姐姐，我叫了一辆计程车，其中一个便衣员警不经我允许就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对他说：“那你必须买单。”便衣说：“我不付钱的。”我说：“你下去！”便衣拿出员警证不准司机开车，我与便衣伦理，便衣说：“你杜阳明不是很会告状吗？你到‘两会’去告状呀，今天‘两会’会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都不给你去！”我要司机开到上海商城，便衣也不阻止，他下车后又与其他两个监控人员拦了一辆计程车尾随。我和母亲一到上海商城，就被员警带到上海的“马家楼”。
为了不让我和别的上访者接触，他们马上将我和我母亲拖进预先停在里面的一辆面包车内，又押到芷江西街道信访办进行软禁。我们要离开，贺德山竟亲自动手推推搡搡不让我和老母离开，并限制我上厕所的次数，我感到人格受侮辱，人权受侵犯，要打电话告诉我妻子和朋友们，贺德山揿住电话机不让打，最后他索性将电话机的进线和出线都拉断了，气愤中我打碎了烟灰缸，接着贺德山喊来了一帮人对信访办公室内的电话机、烟灰缸、地上的水渍等他们认为可以欲加之罪的“现场”进行拍照和摄像，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
到下午4点，他们把我带到芷江西派出所，背着我炮制《讯问笔录》及其他人员的伪证材料后，把我押到闸北看守所后，四、五个员警把我强行抬进4号楼。我不穿牢衣，不吃牢饭进行绝食抗议，在牢房内唱国际歌，喊：“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要民主！要自由！”、“还我家园！还我人权！”等口号，最后看守所满足了我不吃“格子饭”的要求，17日中饭我开始进食。18日晚5时许，芷江西派出所承办林××来看守所对我宣布延长4天刑事拘留的决定。4天后的1月22日下午2点，承办林××来宣布释放。从监房到大院，我一路上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不肯离开看守所，到下午5点才被员警抬上警车，驶离看守所。我回家后，从1月28日（除夕）到2月5日，芷江西街道和派出所又派出员警保安在小区门口对我进行监控。
这几年来，我不断地被非法监控和无手续传讯，三次被刑事拘留，年近六旬竟遭枉法劳教。他们每次抓我，都编造伪证，用足政策。现在政府动不动就对上访维权公民进行非法监控和软禁，并滥用公权力实施行政或刑事拘留、劳教、劳改，把上访维权公民推进了死胡同。我上面提到的贺德山对我说的话，其观点和立场是有代表性的，这是基层政权坏人当政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仇视人民群众、坚持与人民为敌心态的总暴露。部分手握重权的基层官员恣意妄为，造成了目前政府官员和底层民众的对立局面。胡总书记亲政时短，腐败分子结党日久，中央意志鞭长莫及，因此出现上下政策失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假以时日，胡总书记一定会理顺各种关系，妥善解决官商勾结、违法侵权的问题。
上海维权公民：杜阳明
200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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