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前言
信阳，这个位于河南东南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结合部的小城市，北可逐鹿中原，南可饮马长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京广、京九、西宁三条铁路从境内通过。如果说铁路是它的大动脉，那么飞驰的火车轰鸣就是它心脏跳动的声音。
漫步在铁路边上，听着一列又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看着川流不息的乘客，望着远处一幢接着一幢的高楼大厦，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交通通讯越来越便利快捷，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战火硝烟已经离我们远去，看不到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令人陶醉其中，可是，又有谁能想到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还正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之下呢？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第一次将刘知侠同名长篇小说搬上银幕。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打动了观众们的心，成为传唱一时的佳作。“爬上飞快的火车，象骑上宾士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唱得人们荡气回肠。此后，这部小说又分别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使得《铁道游击队》名扬天下，广为人知。而规模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成立时间更早，活动范围更广，人数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组织──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却鲜为人知。
史海钩沉寻见证
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终于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到了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平汉铁路破坏队的事迹又被多家媒体和网站报导。
在以往抗日战争纪念的每次活动中，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却象尘埃一样被隐藏在战争的旧迹中，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揭开史实，就象发现历史的海洋深处的宝藏，随着调查的深入，就会有无名英雄象宝藏一样被发现，就会有新的内幕被揭露。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人投降后的60年里，这些满腔热血报国杀敌、又侥幸活下来的抗日战士，却因他们的抗战期间的经历和成就身份，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过一段荒谬的残酷岁月。
他们，曾经经历几十年的努力争取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现在，他们不去请求了。“我为民族而战过，不管是哪个阵营，够了！”
1938年“5．1”劳动节，在延安体育场由边区政府召集万人的庆祝大会，刚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代表工人参加庆祝集会。那时，刚在郑州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共有80人，大部分是郑州机务段的工人，也有一些农民、学生和流浪汉，他们抱着不愿做亡国奴、参战杀敌的心愿入了伍。那时，发给每个队员的除了灰色军服、绑腿和水壶，就只有滑条器和炸药。这就是他们的武器。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地位，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他们是受国共两党双重领导的武装力量，而且，他们的武器和经费，大部分来自国民政府，
据《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记载：“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统’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1938年9月，日军已开始全面侵入河南。为了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西安，破坏队在荥阳汜水北渡黄河，驻在武陟县附近的磨庄。
磨庄就在道清线的附近，破坏队的目标就是日军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新乡至清化段，被敌人据为西进南下的要冲，驻军很多，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破坏队趁夜在钢轨下埋好炸药，采用电气发火。机车驶至埋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动电钮。轰隆一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来，敌人惨叫声一片。列车后部的敌人莫名其妙，不敢应战，过了几分钟才明白中了中国的“特种地雷”，待还击时这边队员已经撤回驻地了。这次出击，共毙伤敌人120余人。
之后，他们又和八路军合作，炸毁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两公里的铁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铁路。敌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线路，连续抢修35天才勉强通车。
“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当时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都用红字刊登这个消息。
在信阳，我们找到了目前仍然健在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两位队员──刘东庭和周毓松两位老人，而当年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其他的绝大多数队员却已经长眠与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归于尘土。他们被历史湮没得太久了，以至于名字让我们这些从小听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故事长大的人听起来都感到是那么地陌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他写出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国家功臣。
2005年8月，我和刘东庭老人的外孙黄翌一起拜访了刘东庭和周毓松两位老人。
刘东庭──忍辱负重，驾鹤西去成憾事
一走进刘东庭老人的家，破旧的楼房，狭小的房间，陈旧的家俱，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凄凉。
刘东庭老人现年86岁，是武汉铁路局信阳机务段的退休干部，1941年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这是一支以铁路工人组成的深入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第一大队队长王既清（现住天津市育红路工程大院）的带领下，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
1944年9月，在班长焦玉林的带领下，刘东庭与沈富仓三人在安徽萧县西南的一条公路上埋设地雷、炸药两包，炸毁日军汽车一辆，炸死、炸伤日军十余人。
1945年7月，分队长席本珍、班长张连山、焦玉林、队员沈富仓、刘东庭通过内线联络，由共产党交通员陈老头带路，涡东八路军出动一个排兵力掩护，深夜在安徽宿县站南津浦线埋设黄色炸药一箱。当掩护人员撤离现场不到两分钟时，一列日本军用列车爆炸。据当天侦查人员报告，炸毁日本军用列车一列，炸死、炸伤日军200余人（河南省档案馆有案可查）。然后他们又在宿县站北炸毁日本军用列车一列，日军死亡十余人。两天后，日军疯狂扫荡，与八路军激战一场。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的四年多的战斗中，刘东庭目睹了许多战友倒下了，牺牲了，自己也在日军机枪扫射下，出生入死，险遭劫难。
他们经常忍饥挨饿，还在国共两党那里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45年8月初，分队长柯秀华、班长陈景松、队员张国标、刘东庭等人，在安徽省怀远县执行任务（讨给养），国民党县保安队称他们是八路军探子，将他们逮捕，柯秀华中途逃脱，其余四人关押在看守所，戴上手铐、脚镣，严刑拷打，以八路军探子和私通八路军为名审讯四个月，直到1945年12月，大队长王既清等人来怀远县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幸免一死。
日本投降后，破坏队的战士复员到铁路工作，1946年1月，刘东庭被安排到汉岸机务段，不久后调到平汉铁路局当试用人员。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武汉前夕，国民党平汉铁路局局长夏光宇准备撤离，运走铁路重要器材，破坏铁路设施，并停发工人工资，致使铁路交通瘫痪。经过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大队长王既清、共产党江岸机厂地下党员田省吾介绍，刘东庭参加了中共中原局社会部主任、武汉城工部部长李冷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接受保产护路、维护治安的任务（李冷后来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武汉，工人纠察队整队在街道欢迎解放军。解放军接管了武汉铁路局，并撤销铁路局，裁去汉口分局。刘东庭被派出学习，后来又参加平汉铁路线路大桥大修，支援大军南下。那时他年轻力壮，抬钢轨，扛枕木，日夜奋战在铁路线上，同年10月，汉口分局召开了评功大会，刘东庭被评为优等功，受到郑州区铁路管理局党委会、工会筹委会的奖励（有奖状一张），并享受供给制。1949年11月经军代表吴安元安排，调到信阳铁路机务段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刘东庭在机务段先后担任过办事员、人事干事、代理人事主任、生活管理员、食堂主任等职务，一直积极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料，在1956年党组织审干时说刘东庭在抗战期间参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让其交待自己当过上士副班长是隐瞒反动军官，在刘东庭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了警告处分，并做出“不经特殊考验，不能提拔重用”的结论。以后，又将这种错误结论扩散到其子女单位，使他们入党提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东庭老人过去参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又被升级处理，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刘东庭被打成了“中统特务”。他原来是机务段食堂主任，被勒令到机务段三角线当机车清灰工，后来又被军代表关押在隔离室，不许回家住宿、吃饭，每天由孩子送饭，天天指令交待抗战时期的罪行。刘东庭说：“我在破坏队从来没有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交火。他们是友军，相互配合抗日，要交待罪行，只能交待怎样抗日了！”
有一次，军管会主任吴志恒找到刘东庭说：“老刘呀！你没啥问题。我们审查过了，你过去没有做过坏事，还是回食堂干吧。”于是，刘东庭又恢复了原职，但始终没有看到组织上给自己的文字结论。
1980年，刘东庭退休后得到资讯：有一些参加破坏队的队员按离休办理了手续，还有一些建国前夕参加过解放军领导的工作没几天的也按离休办理。按这两种情况，刘东庭都有资格享受离休待遇。可是他多次向组织反映情况，都没有解决问题，他刚退休那几年，退休、离休的待遇差别不大，也没有太在意，可现在差别就大了，老伴、子女，了解刘东庭情况的人都说他这辈子活得委屈，活得窝囊，也有人说：“如果这样的话，以后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美国鬼子打来了，咱们只好认命，甘当亡国奴了。不然，出生入死抗战，说不定也会象破坏队这么惨，死无名，活受气。”刘东庭一生勤恳工作，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到现在参加革命60多年了，入党50多年了，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这就说明党组织对我过去的光荣历史，还没有给予正确的认识。每想起这些事情，刘东庭心里非常难过，夜难安眠。
刘东庭说，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悍然否认侵略历史，对中国领土、领海怀有野心，日本、美国联合台独势力，阻挠我国统一大业，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太平无忧了，我国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长备不懈。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刘东庭在郑州文史资料《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队史（总第17辑）》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抗日事迹，同年在《河南日报》上看到了《一支淹没五十年部队》一文，1996年在《中华儿女（总字第60期）》（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青年联合会主办）看到了《被遗忘的功臣》一文，这些文章都正确地记述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的抗战事迹，为破坏队正了名，也为抗日老战士伸张了正义，刘东庭老泪纵横，精神极受鼓舞。可是到了8月15日那一天，却不见地方党政军干部有任何表示，连一句宽慰的话也没有听到。这又使刘东庭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平汉铁路工作人破坏队数千名抗日战士，在50周年时只有100多人了。现在还剩下几个人，刘东庭自己也不清楚了。据刘东庭夫妇说，今年《南方人物周刊》报导《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不久，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之一的何惠民老人就与世长辞了。
如今，刘东庭老人也已经是是步履艰难，长年卧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深切地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正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并上书胡锦涛，希望胡锦涛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没有功劳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是没有罪过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象俄罗斯总统亲自签发慰问信给每一个反法西斯老战士，能够象英、美、法各国那样给反法西斯战士应有的政治地位。对物质待遇方面，刘东庭老人又说，自己快要进火葬厂了，过了一辈子穷日子，不敢有任何奢望，只希望自己能够感觉到党的离休政策的温暖，不再受人歧视。
刘东庭老人还希望我们的国家强盛，中华民族永不再受外族入侵的苦难。
2005年11月1日，刘东庭老人逝世,带着遗憾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历程。在他的葬礼上，有11辆车前去送行。老人被安葬在公墓的11区1号。公墓的费用1.1万元，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11！是巧合？还是天意？
周毓松──历尽艰辛，以苦为乐话当年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周毓松老人的家。，这是位于铁路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院落，门口有一只蜘蛛结成的大网挡住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好久没人来过了。狭窄的院子，破旧的小平房。这个小院子距离铁路很近，当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曾经在这条铁路上大显身手。
周毓松老人尽管已经85岁，但身体仍然很健康，思维敏捷，依然是那么健谈。满口普通话的周毓松老人，向我们认真地整理着自己对往事的回忆,
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1938年，日本人打来了，年仅18岁的周毓松就和父母住进了湖北广水的难民营。没想到的是，表哥到难民营的一次探访，让周毓松从此与铁路工人破坏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表哥去我那里探亲，看我父亲和我母亲。我一看他穿了一身军装，我说，‘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参加了破坏队。’我就在想，我一看见难民这种生活，齐哭乱叫，那真是难受。这就叫流亡不行。我得想办法走。我得去参军。”于是，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
“虱子，见过吗？”周毓松说，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荣呀！那时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战虫’！”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平汉铁路破坏队就像是个大家庭，大家互相之间和和气气的，很亲切。年纪大的队员对待年纪小的队员就象对待自己弟弟和儿子一样，没事了在一起聊天拉家常、谈心，一到执行任务时，让年纪大的队员负责安装炸药爆破，年纪小的队员负责在周围警戒掩护。
当年，平汉工人铁路破坏队才组建时，只有几十条枪，其中还有一些自制的枪支，根本不够人手一支，最后到了河北才由朱怀冰下令配发了枪支。
当时，铁路破坏队分为好几部分，分别属于各战区。他们在太行山区八路军129师驻地驻扎过，后来又到西安的国民党军事基地接受训练，结业后胡宗南亲自训话.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正当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之际，为了阻止日军从华东、华中向中条山增兵，铁路破坏队大举爆破，导致日军铁路运输线瘫痪，迫使日军增援部队只得中途下车，步行前进。
日军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日军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著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日军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100多个作为护路点。破坏队把日军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日军害怕被破坏队偷袭，只要铁路边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在碉堡里用机枪向铁路这边疯狂扫射。此外，日军还强迫住在铁路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毓松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石碑。
1939年5月，还都是刚18、9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日军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起闭器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
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战争，拼尽了肉体，斗的就是精神。作为敌人，他们痛恨破坏队，但作为军人，他们崇敬这种为国捐躯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坏队的时间里，周腰里的手枪从来没有对日本人开过。“我在铁路上杀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庄，我从来不打他们。”
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个信念：“我杀死一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他们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
“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逻辑。”这个现在经常阅读、思考日本历史的老人说。
周毓松老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想到当年亲眼见到自己的一个同学被日军炸得惨不忍睹时，周毓松老人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坚定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信念。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200多人牺牲。其中有17人被俘后是被日军严刑拷打致死，或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日本军犬活活咬死,或被枭首示众。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这支由铁路工人、农民、学生和流浪汉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八年之后，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对手面前，取得了这场较量的最后胜利。
“日本投降后，我们和那些曾经在铁路上站岗巡逻的日本官兵在一起喝酒。日本人也学得和中国人一样搞请客这一套了。日本人亲自为我们下厨掌勺。日本菜以甜为主，菜里放多少盐就放多少糖。我们把他们都灌醉了。那些投降后的日本官兵还在铁路上为我们干活施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后，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全部解散并复员又回到铁路上工作。周毓松则到信阳火车站工作.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像的轨迹发展。
有硝烟的战争结束了，没有硝烟却更加漫长的战争却开始了。
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1950年镇压反革命开始后，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也没有幸免，有的人被作为反革命被处决，周毓松也被判刑，押往修武劳改，直到60年代才被释放。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毓松老人也受到了迫害,被反复抄家，当年的照片、物证也都在那场浩劫中丢失了。总之，除了记忆，什么也没有留下。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象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年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仗，不就是为了子孙们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们那时候的罪？至于孩子们还记不记得，我不管。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回报思想的，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呢？”
“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骑着电单车出去玩，可以钓鱼，还能得到国外的兄弟姐妹的钱。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战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岁的老人说，“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对不起，我真没有想明白。”
“凭我是中国人，为民族打仗，我没做过亡国奴，问心无愧！”周毓松是一个字一个字坚定地说出来的。
周毓松老人爱好广泛，喜欢钓鱼，养金鱼，养鸟。他还养了一群鸽子，他只要一声呼唤，鸽子就咕咕地成群结队地来到他的身边。鸽子笼的门他从来不关。“他们需要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伤害他们。”
历史的重任──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祖国！？
岁月无情，历史的见证人会越来越少，证据也会随之越来越难以寻找。抗日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一个人的一生里总共才有几个60年！又有多少见证那历史的人和搜寻历史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遗憾？！
正视历史先得从自己做起。我们总强调日本要端正史观，严肃对待篡改史实的教科书问题，我们自己却对那段历史缺乏透彻的研究挖掘。
中国，一个人口十倍于日本的怏怏大国，难道就仅仅有几个象王选这样的活动家、苏智良这样的学者、郭岭梅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樊建川这样的收藏家、刘连仁这样受害者站出来孤军奋战就够解决了吗？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究竟是谁对我们隐瞒了这么多的历史真相！？
当我们谈论百团大战和太行山反扫荡的时候，又有谁会想到重庆大轰炸的惨烈，衡阳保卫战的悲壮？
当我们提起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又有谁会想到历次政治运动又致使多少人被折磨致死？
当我们记得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又有谁能记起历次政治运动，工程施工和城市规划拆迁中对文化古迹的破坏呢？！
当我们回忆八国联军的破坏给北京留下一片废墟的时候，可是现在到北京却发现我们自己连废墟也没有给后人留下！？
当我们在对日本731部队用我们的同胞做活体解剖试验感到馨竹难书的时候，又有谁能为中国的医院的移植手术中人体器官的来源做出令世人信服的解释？！
当我们想起渣滓洞的时候，又有谁会知道马三家，苏家屯…………
当我们成为哈日一族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日本人却至今仍然对我们的土地野心不死？！
当我们还沉睡在四大发明，万里长城，故宫这些祖先的功劳簿上令我们感到骄傲自豪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如今改变世界的发明中有几样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呢？为什么我们总是拿出老祖宗的东西向别人炫耀，而现在却拿不出自己的东西向别人展示呢？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上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在仪式上说：“今天每一个有代表的国家，也可以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徐永昌的话，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反思。
揭开历史的真相，对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言，任重而道远。
我们已经失去了外兴安岭；
我们已经失去了库页岛；
我们已经失去了唐努乌梁海；
我们已经失去了朝鲜半岛；
我们已经失去了巴尔喀什湖；
我们已经失去了印度支那；
我们已经失去了琉球；
我们已经失去了南沙；
我们已经失去了外蒙古；
我们已经失去了江心坡；
我们已经失去了南坎；
我们已经失去了藏南；
我们已经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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