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89年的春天，我老家的两个学生来看我。他们虽然年轻，但都很有出
息，一个是县文化馆专职创作员，所写作品还受到当时很走红的中共作家铁凝的好评。另一个是中学教师。谈话中他们和我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是反党分子，中共应该好好进行自我整顿，不然还真就会像他们自己说的，会亡党亡国的。当然，国家是不会亡的，亡党，还真备不住！”当时我虽然已经不在学校任教了，自己作起了生意，但对国内的一些重要大事还很关心，对他们所说，我深有同感。
没有多久，北京出现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接着，一场以反官倒和党内腐败为基本内容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考入大学的学生到我家来谈国内的大学生运动，也有不少学生给我来信谈有关方面的情况。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我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他们行为的支持。对于我的支持，学生们很高兴，更加坚定了他们反腐败的信心和勇气。有一个学生是新闻系的，他多次到天安门采访，写通讯稿件，并照了许多照片，其中还有学生们在广场树立自由女神的照片。每次他从北京回来，都到我这来一次，和我说北京的情况，并把一些照片给我看。这个学生在“6．4”后作了检查，所有照片也全部销毁。他虽然学的是新闻专业，但后来却被分配到国安里工作。据他说，国安的一些老同事在谈到他时说：“完了，好好的一个孩子，这下毁了。”国安保密性很强，能进不能出。他开始到国安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有时还到我家去一两次，后来我怕给他或我自己惹上什么麻烦，有意地回避他，渐渐地他也就不来找我了。
对学生运动支持的不仅局限在北京的民众，以我当时看到的情况，国内的民众基本上都站在学生运动一边。在那些日子里，每到新闻节目时间，人们就围拢在电视跟前看新闻，大家谁也不出声，看完了再议论。当时央视新闻的收视率极高，以致到后来又增加新闻时段，有了整点新闻。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电视上的游行示威画面，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旗子和标语口号，有各大院校的学生，有国家直属各大机关──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外交部、首钢工人……，许多人和我说，国家这次一定会下大力惩治腐败，必竞是“民意不可违呀”！我所在的村委会大门外，也出现了“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
我有两个农民朋友，当时他们都20几岁，比我小得多。他们买了许多箱饮料，用车送到北京，看到学生们就给。那次送完水后，他们到青岛作生意，看到学生游行，也跑到学生的队伍里，跟着游了起来，当时他们和学生年纪差不多，走在学生之中，人们还以为他们也是学生呢。我虽然很同情民运的立场，但毕竟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像千千万万的民众一样，孤零零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同志，无法参与其中，有想法不能说出，心中很是痛苦。那时我作服装生意，一天到市里进布料，在楼上，我看到了广场上学生们搭起的一个个帐篷，学生们在那举行抗议活动。卖布料的老板和我说：“那周围有好多的警察和便衣，在远处看看可以，千万不要到跟前去，警察就会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对学生现在没有办法，对老百姓，有的是法子治你。”当时我就意识到了，我是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
6月4日早上8点时的早新闻，是播音员杜宪播报的清场消息，语调很不寻常。后来到北京出差的人回来说，那一夜北京乱成一片，枪声一夜不停，八点前的夜里有新闻节目，报导了清场的现场，他们都看到了，杜宪哭了。人们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从那次杜宪播报后，就没在电视上出现过了，换了一个让人看了就闹心的人。人们说，不想看新闻了，那个女播音员看了就让人想吐，一付死不要脸的样子。
6月4日后，有一个叫肖斌的人，在北京介绍天安门军队杀人的事，他被录了像。后来这个人去了大连，被一个女售货员举报了出来，抓住后判了20年徒刑。几句话就被判20年徒刑，这可能是同他是个普通公民，却要参预政治有关。很长一段时间，责骂那个女售货员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如今已经17年过去了，那个叫肖斌的人不知现在出来没有。
老百姓同情赵紫阳，不断学着赵紫阳的口气重复赵的讲话；人们痛恨李鹏，比恨邓小平还恨，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被人民枪毙后，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李鹏就说：“这个人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脑袋上的抬头纹都开了，说话也剩半口气了。”民间有个说法，人在临死之前额头上的皱纹会舒展开，一旦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就不久于人世了。可是李鹏没死，到现在还没死，可见当时人们说的不过是气话。后来人们又说：“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就是这么个歪打正着的年头。”
李鹏虽然还没有死，但不盖棺也可定论了，一个死了活着都被人啐骂的坏人。人们说李鹏一生只能有两次叫人说好：当他一出生，人们会说：“啊，真好，是个大胖小子！”到他死时，人们会说：“啊，真好，这个祸害总算死了！”
“6．4”之后，我见到过两个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军人，一个是普通士兵，一个是营级干部。他们给我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不到时候，这些内幕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信。人们习惯于给自己的思维画一个圈子，超出这个圈子，人们就理解不了了。这也难怪，毕竟做人还是有底线的，超越底线太多，人们就不相信了。南京大屠杀人们可以信，因为那是在战争年代，南京的民众不是日本人的臣民。人们囿于自己的经验和作人的起码道德底线来思考问题有时也会误事，常常有这种情况，残忍成性的独裁者在自己本土灭绝人性地残害当地人民，而人们却因为那些事过于残忍、离谱、荒唐而不敢相信，延缓救助或不救助；另一方面施害者则乘机消毁罪证，加深迫害，并把那些敢于站出来说出真像的人“绳之以法”。
最近几年，我在作生意中接触过一些在校大学生，试着问了一下他们知不知道89年我们国家发生过什么事？他们中大多数人对“6．4”事件一点不知，还有一些人隐隐约约地“知道”那年大学生“闹事”。我也问了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学生运动，对那些，他们倒略知一、二。我真的很伤心，那次以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为诉求的学生动动，归根结底也是一次救国的运动，所要救的，也包括现在在读的大学生们，而他们对这些与自己命运攸关的事却全然不知，完全是一群“史盲”。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前不久，我又见到了我那个在文化馆工作的学生，他还是文化馆的专职创作员，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任务也很简单，每年写出一部中篇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他已经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一本集子就要出版。他给了我几本他出的书，我很认真地看了。我觉得，他的书不会受新老权贵们的欢迎，他用一种很沉闷的调子很写实地叙述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一点也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同时，他的书也不会被持民间立场的人接受，因为从艺术理念到行文叙事都不能摆脱党文化的影响。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他同意我的说法，说他的书确实很难卖。他现在变得很实际，对自己清闲的生活也很满意，生怕有什么改变，好像忘记了当年和我说过的话，生活变得渐趋麻木。
17年，多么短暂又多么漫长，杀人者保住了权力，民主和自由遥遥无期，连我的学生也变得不再年轻了。在为生存而奔命的日子里，人们有多少兴奋难眠的希望，又有多少痛苦难挨的折磨，该记住的不该记住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该忘记“6．4”。不仅是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们都是“6．4”的幸存者，“6．4”的痛是所有中国人的痛。还是记住吧，尽管很痛苦，记住这次事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同事件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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